一个悄然走过的老人我是1950年出生的，那时父亲已经59岁。小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我的父亲与别人有什么不同。父亲喜欢吃完晚饭后带我出去散步，我就会要求父亲讲故事。父亲会讲的故事不多，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讲得最多的是武松打虎，开头总是“从前，有个武松……”到了我7岁要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有一次小小的面试，是母亲带我去的。走进那间面试的办公室之前，母亲告诉我说，记住你的爸爸叫燕树棠，60多岁了，你的妈妈叫张心清，40多岁了。我不知道母亲怎么会知道面试的题目，两个和蔼的中年女老师真的只问了我这两个问题，“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了？”“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了？”录取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从那时起，我才意识到和别人的爸爸比起来，我的爸爸原来这么老了。

我们兄弟姐妹六个，我是老幺。父亲和母亲都是河北定州人。听母亲说，她念过两年初中，但只是肄业，曾在家乡教过一段时间小学。当时的初中生也许可以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了。像今天念了书的农村孩子都不大愿意再呆在乡下一样，母亲也离开家乡到北京去谋生。可能是学历太低吧，工作并不好找。老呆在北京也不是办法，这时一位同乡好友给母亲介绍了父亲。除了年纪大了点儿，同乡，北大教授，人看来也靠得住，母亲就同意了，于是就有了我们六个。

那时北大就在现在有名的沙滩红楼，我们家在离这儿不远的景山后街碾儿胡同十八号，穿过大学夹道就可到学校上班。家里的日子应该是比较好过的。大姐出生后除了请有奶妈，家里还雇了一位叫老李的大师傅专门看门做饭。父亲给佣人们规定，对孩子们不许称呼少爷小姐，就叫名字。有个拉洋车的每天早上等在家门口，见父亲出门就赶快上前来拉活，因为路不远，父亲还常常多给一点车费。大哥曾经跟我炫耀说，你不知道我们家曾经有过的好日子，夏天在屋里搁上一个大木盆，买一大块儿冰放在里面，可凉快啦。我后来看书才知道，那时冬天从河里把冰块凿下来，储存在地窖里，可以保存到夏天还不化。这天然冰块可能不便宜，不是家家都买得起。大姐上小学后，母亲认为学校不够好，想把大姐转到当时有名的分司厅小学去，那位同乡好友正在那里当校长，可是父亲不同意去求人，最后大姐也没有转学。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对大学教授也欠薪。有一年补发了一笔工资，父亲就挨着十八号又盖了十七号，这样我们家就有了两个四合院。条件好了，除了爷爷奶奶住在一块儿，还有许多亲戚也来投靠。父亲对亲戚们的态度是，管吃管住可以，但不介绍工作。母亲说父亲最不讲人情，把亲戚都得罪了。代序公道、自由与法

父亲曾对我说，“你不知道我念书写文章的本事”。他1914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法科，1915年考上了清华留美公费生，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学习，1920年获耶鲁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曾听父亲说过，他在美国时有一次看电影，银幕上出现了侮辱中国人的镜头，他站起来大声抗议，使电影不能继续放映下去。父亲回国后即被北大聘为教授，并在清华兼课。听母亲说，父亲的课很受学生欢迎，教室里经常满座，父亲与学生的关系也很好，学生们常常到家里来讨论课业。其间父亲曾拜见过冯玉祥先生，得到了冯先生手书的一幅画，画的是一个拉洋车的。我没见过这幅画，母亲说这画一直保存着，“文化大革命”时抄家抄走了。在文革后发还抄家物品时，我曾在库房里仔细找过，没有找到这幅画。但愿它还在哪家保存着，也算是一件有价值的文物。

一位同盟会的元老石瑛请父亲参加国民党，父亲也同意，但按入党的规矩要按手印，父亲说只有犯人才按手印，不愿履行手续，于是石老先生请示孙中山，孙中山说特殊的人物可以不按手印，父亲就这样参加了国民党。父亲对此事很得意，说他是孙中山特批的国民党员。

七七事变后，父亲参加了反日的教授会，有朋友告诉父亲，他已经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要他赶快走，于是父亲就只身一人先去了武汉大学。那时已经有了大姐大哥。大姐和爷爷奶奶留在了北京，母亲随后带着一岁多的大哥随流亡的学生也到了武汉。后来全家随武大迁校到了四川乐山，又辗转到了昆明西南联大，在昆明一住就是八年。曾听父亲说看到日本人轰炸后尸横遍野的惨景，也说过他在一次轰炸时绕着一棵大树躲避日本飞机扫射的经历。抗战胜利后昆明的学生闹学潮反内战，李公朴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听二哥说父亲曾去李先生家看望，但对父亲当时说了什么却一点也不记得了。代序公道、自由与法

抗战后复员时一家人乘飞机经成都回北京。当时秩序混乱，在上飞机时发现机舱里塞着一个飞机翅膀，有人说飞机超重了，起飞有危险，别人不敢吱声，父亲当即到处找负责的人争辩，最后翅膀被搬了下去。北大百年校庆时我在校史展览厅里看到一张北大师生复员回北京后的合影，我一眼就在前排坐着的人里面找到了父亲，他戴着眼镜，扶着一根文明棍。

1947年父亲又到了武汉大学，是时任校长的周鲠生先生请来的。父亲是三进武大。1928年建校时父亲曾来过武大，参加了选址珞珈山的工作，后又回北大，抗战时第二次进出武大，1947年后就再也没有离开武大了。1948年南京政府请父亲去做司法院大法官，听父亲说这个法官只负责解释法律，并不涉及具体的案件，不过在解放后的舆论里总不是什么好人。当时国民党政府已经是风雨飘摇，许多人劝父亲不要去，父亲说去看看就回来，也就去了十个月就又回到了武汉，大姐记得当时父亲只带回来两斤蓝色的毛线。再后来国民党往台湾撤退，南京政府派人给父亲送来了去台湾的飞机票。父亲把票退了回去，他说，我一辈子爱国，共产党不会杀我，我不愿意躲在外国军舰上当“白俄”，改朝换代总还是要用人的。转眼武汉解放了，接管武大的中南军政委员会解聘了几个和国民党政府有关系的教授，父亲是其中之一。或许是父亲的为人正直，且无实质性的反动行为，一些武大的教授为父亲向当时的领导说情，就又复聘了。

我1950年11月7日出生，正是苏联的十月革命节，所以父亲给我起的名字叫今伟。“伟”是纪念伟大的节日之意，可见当时父亲是在尽力使自己的思想跟上新的形势。“今”是我们这一辈的排行，按家谱应该排“金”字，我叔叔家的孩子都叫“金”什么。父亲认为“金”字有爱财之嫌，于是我们家六个都排古今的“今”。

其后的几年，父亲成了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先进典型，有了一些社会兼职，如湖北省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政治学习小组副组长、中国对外文化协会武汉分会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常出去开会，还曾在一个暑假到武大的庐山休养所去疗养，给我带回来一串绿色的玻璃小乌龟，还有一包石鱼，一本介绍庐山的画册我看了无数遍。我和父亲一共只上过两回餐馆。一次是东湖的长天楼建成时，可能是请一些有脸面的人参加开业活动，父亲带我去了，吃了一些好东西。另一次是汉口中苏友好宫落成，父亲带我们全家去参观，在旁边的友好餐厅吃了西餐，有汤和蛋糕。再往后我就没有随父亲进餐馆的印象了。当时我们家住在武大特二区18号，上下两层，四间房。父亲住在楼上的一个大间，书房兼卧室，有一排书架，有许多外文书和古书。我有时到父亲的房间里去玩，最喜欢玩的东西是一把裁纸刀，像一把小宝剑，应该是一件舶来品，“文化大革命”抄家时被作为凶器收走了。有一个叫葛扬焕的教授动员父亲参加了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经常有会，都是在某个教授家里开会，在一起还说英文。母亲不愿意父亲参加民革的活动，认为言多必失。母亲不幸言中，后来这些民革成员好像无一例外全当了右派分子。大概是195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请父亲去录过一个节目，对台湾的王世杰讲话，应该是统战工作吧。王世杰也是一位法学家，曾任武大校长，1949年去了台湾，任过国民党的外交部长和教育部长。母亲说父亲与王世杰的私人关系并不好，不过总是熟人。我在美国进修时的导师是一位华人，从台湾去美国的，上辈也是从大陆过去的，他似乎对父亲的事略知一二，他说你父亲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不喜欢的人。想想也是啊，共产党厌其为国民党做事，国民党恶其为共产党说话，真是一个可悲的人物。

反右斗争是在劫难逃了。据母亲说在鸣放开始时父亲还比较谨慎，不多说话，后来经过动员胆子大了起来，在《光明日报》召开的湖北省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说了些党群之间存在着墙和鸿沟之类的话，终于被划成了右派。工资减少了，从每月196元减到90元。房子搬小了，搬到了老二区10号，两间房，一个大门进去住四家人，不过邻居对我们家非常好。父亲调到图书馆编目组工作，从此永远地离开了法律系。

1958年大跃进后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食品供应非常少，父亲得了浮肿病，凭学校卫生科的诊断证明可以领到一种黄豆和其他一些东西磨成粉捏成的像乒乓球大小的棕色的团子，蒸熟了吃。母亲说那是父亲的药，不许我们吃，我偷偷尝过，非常香甜。当时粮食是按人定量供应，有一段时间父亲不和我们一起吃饭，自己在食堂吃他的定量。母亲认为父亲这样做是自私的，不顾家人，重申了她认为父亲一贯不近人情的观点。不过我并不与母亲的看法相同，父亲的工资历来都是全额上交给母亲，身上只带几毛钱，从不抽烟喝酒，应该算是负责任的父亲了。父亲不重礼尚往来，他常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浓如醴”，但对于朋友托付的事情是绝顶认真的。30年代时一位世交的同乡丁先生病重，临终前将儿子丁毅舟托付给四位朋友，父亲是其中之一。若干年后，其他人逐渐不再履行职责，唯有父亲坚持把朋友之子供到大学毕业。丁毅舟先生后在开封师范大学做了教授。在父亲划为右派后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时候，丁毅舟先生寄钱寄物接济我们家，不曾中断。

这就到了1961年。父亲兄弟三个，父亲是老大，二叔在北京，三叔在大同。那时爷爷奶奶都还健在，几个兄弟年事已高，于是相约暑假到北京相聚。经过向单位请假批准，父亲到北京住了半个月。一回来我们就发现事情不妙，父亲变得话特别多，晚上不睡觉，整夜整夜大声说话，他说我这是在上课。经医生诊断，他得了精神亢进症，我想也许是老弟兄们相见，抚今忆昔，悲喜交集，精神受刺激过重所致。注射了一段时间的镇静药物，总算控制住了，生活又恢复了平静，只是我们都很注意不再刺激他。当年秋天，有一个晚上学校通知开会，是母亲陪父亲一起去的，回来我们才知道是宣布摘右派帽子的会，工资恢复到每月114元。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大家又可以吃饱饭了。这一段时间父亲天天在图书馆正常上班，闲暇时间就拿着《考证古文观止》和《易经》等古书反复看，书上做了很多记号，也写了不少心得之类的东西。只要有人坐在他的房间里，他就会大声或小声地讲这些东西，并不理会听者有没有在听。我们或看书，或看报，没有谁注意他在说什么，也没有谁在记忆中留下什么，更没有谁去看过他写的那些纸片，他和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此时父亲已经七十五岁高龄。父亲和其他一些“死老虎”又被揪了出来，挂上牌子在校园里游街。从档案中找出来的事情被抄写在大字报上，广播里也多次听到国民党大法官燕树棠的罪行。图书馆的革命派到家里来抄家，一些比较不大众化的东西被收走了，包括一个二哥在臭水沟旁捡回来的银制的掏耳挖子，已经多时找不到，被细心的革命派在地板缝里发现了，斥之为企图隐藏。封资修的图书被收走了一些，拿不了的命令要第二天交到图书馆去，是我和姐姐用包袱皮兜着挑去的。按武大当时的制度，家具不是自己买，都是从学校租。后勤部门的革命派也来家里造反，收走了父亲的写字桌和碗柜，可能是认为坏人没有资格享用这样的家具，也许是哪一家革命派想要用，而当时学校的物资也是短缺的，“劫富济贫”也是很好的理由。好在家里还留下了一个结实的木书架，我把书架后面用纸糊上，母亲做了一个布帘挂在前面，给几个碗找到了安身之所，这个“碗柜”用了大约10年。父亲对所发生的一切都没有任何评论。没有了写字桌，父亲的写字台就降格为一个茶几，抽屉里摆放的文具都浓缩到一个茶盘里，有一本汉语拼音字典，还有纸、笔、放大镜等，这一套家什一直维持到父亲去世也没有再升格，因为他后来也不需要这些了。

有受不了折磨的人自杀了。父亲对我们说，你们放心，我没有罪，我不会自杀的。好在父亲遭遇的革命派们还比较注意政策，他没有受到过多的皮肉之苦。有两个月“黑帮”们集中在农村人民公社劳动改造，经常挑砖，有管事的人看父亲年纪大，一头只放一块砖。吃饭就没有这么特别照顾了，遇上菜硬咬不动，他就只好到厨房找一点盐拌饭吃。那时我在上初中。在大学生们折腾他们的老师的时候，我们也在折腾我们的老师。那时时兴做一个黑布胸章，用白线绣上“黑帮分子”、“右派分子”之类的字，给这些人戴上。我也做了一个，要父亲戴。他中午下班回来说，他请示了他们的领导，说不用戴。

再往后，革命派分裂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派中又分出派，各派斗得不亦乐乎，慢慢就没有人管这些“死老虎”了。我因为父亲有问题，是各派都不欢迎的人，也就回家当起了逍遥派。一天晚上，邻居告诉我们，保守派要来血洗武汉大学，我们几家人就摸黑爬到珞珈山上的树林里藏起来。除了父亲母亲年纪大些，还有隔壁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大爷也跟我们躲上了山。十来个人在山上呆了几个钟头，到后半夜还没有什么动静，一行人自觉好笑，就各自回家睡觉了。父亲说，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你们就走吧，我就在家里呆着，谁会把我这个老头子怎么样。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又搬了两次家，当然是越搬越小，最小的时候有三间房，总共却只有17平方米。父亲的工资降到了48元。这时我已经到湖北潜江县农村插队落户，平时家里只有父母两人，我和哥哥姐姐回家就挤着住。父亲仍然是天天到图书馆上班，主要的工作是打开水、扫厕所和补破书。他每天早上提前一个小时上班，要去开大门和做一些准备工作。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这么早去上班是图书馆领导的要求还是父亲为了表示自己改造思想的诚意。因为早上做饭来不及，母亲就把面粉炒熟，早上用开水瓶里的热水一冲就可以吃。父亲常年吃这种炒面糊，似乎百吃不厌，从无怨言。有一次我回家和父亲谈起同学说《斯巴达克斯》这本书好看，他出乎意料地说，我正在补的破书里有《斯巴达克斯》，可以带回来给你看。后来他还给我借过几次书，当时这些书是不能随便借出来的。

一次偶然的事情使父亲终于不上班了，那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一天上班路上，父亲碰到了学校的党委书记。书记说他到西安开会，有一位女干部问起父亲，说她是父亲的河北同乡，参加革命时曾找过父亲，是父亲给她路费去的延安。父亲母亲说确有此事，并且告诉我此人的名字，可惜我忘记了。书记还问到了父亲的年龄，说你就不要再上班了。当天书记就给图书馆的领导打电话安排了此事。

生命在于运动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天天上班时，父亲每天都要爬一段山坡，言语交谈都很正常，人们都说他不像八十岁的人。有一次父亲在下雪天上班摔了一跤，手腕骨折，痊愈后仍坚持要上班。不上班后，开始两年父亲天天都要出去走一阵，后来就只是站在路边看看车辆行人，再往后就基本上不出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就表现出明显的老年痴呆的症状。父亲是深度近视，五十多岁时闹过一次视网膜脱离，视力一直不好。为了保护眼睛，他逐渐不再阅读书报。他可以几个小时坐着发呆，间或在嘴里玩弄假牙发出异样的声响。母亲几十年如一日无微不至地照顾父亲的衣食起居，却极少看见他们促膝谈心，这种无言的生活也许加快了父亲老年痴呆的到来。

1975年邓小平主政，各项工作在恢复正常，也有一些新的政策。父亲办了退休手续，我结束了七年的农村插队生活，带着终身难忘的一段生活阅历，顶职来到了武汉大学图书馆。我在农村时常帮人修理电器，像个小电工，到武大后我曾要求到水电组工作，一方面是个人兴趣，主要还是希望远离父亲工作过的单位。领导跟我说图书馆工作需要年轻人之类云云，我自然也就是服从安排了。有了天天回家的时间，我曾打算请父亲回忆他的一生，记录下来，或许是一些有用的资料。我尝试过几次，父亲不是大声声明自己是好人，不应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就是说图书馆的什么人对他不好，很难完整地讲述什么事情，对我提的问题也是答非所问，我最后只好放弃，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1979年的一天，学校的党委统战部长和一位工作人员到家里来，宣读了湖北省委的文件，对划右派的问题予以改正。父亲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又依然不管听众反应，说了那一套自己是好人的说辞。再往后，武大恢复了法律系，系里的书记也曾来家里看望，我想本意是看看老人是否还有可能出山，但同样是因为言不及义的对话，看望很快就结束了。我当时的感受是，大江不停地奔流，年事已高、备受冲击的父亲就像水中的泥沙一样沉淀下来，再也跟不上潮流。其后又搬过两次家，住到了为教授们盖的新房子。

1983年底，父亲发高烧，请医生到家里来看过，诊断是肺炎，医生说要住院。母亲一生有“干净病”，觉得到医院里照顾生活不方便，就决定还是不住院，请医生来家里治疗。医生诊断后，护士到家里来注射抗菌素、葡萄糖什么的，这样维持了两个月。终于有一天，医生检查过后说，也就是一个星期了，准备后事吧。1984年2月20日凌晨，母亲叫醒我，说你爸爸好像没有气了。我赶快起来，看见二哥正在急切地给父亲做胸外心脏按摩。我敲开了住在附近的王医生的门，请她快过来看，医生在父亲的病历上写下“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心跳呼吸已停止”，一切都结束了。

学校在体育馆为父亲举行了追悼会，发唁电和送花圈的有费孝通、芮沐、王铁崖、陈岱孙、钱端升、金岳霖、李浩培、张鸿增、张培刚、陈华揆等，刘道玉校长出席了追悼会，蒋浦副校长主持仪式，吴于廑副校长致悼词。悼词中对父亲的溢美之辞是：“燕树棠先生解放前长期从事法学教育，学识广博，淹贯中外，对民法亲属法、法理学、国际法都有专门研究，在法学界享有较高的声誉。解放后，燕树棠先生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心台湾回归祖国，为发展新中国的法学教育事业努力工作，是一位爱国的老学者、知名的法学家。”会后刘校长对我说，家中是否还有父亲的文稿，你应该把父亲的著作整理出来。我心中暗道，我也许还可以在家里找到几页父亲写的思想汇报，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汉语法学文丛》整理出版父亲的文集，具体负责此事的陈新宇先生希望我能写一篇回忆文章，以利学人从另一个侧面了解父亲。我虽然学的是文科，可喜欢的是自然科学，对名留青史的事情最没有兴趣。人死后就分解成了元素，不知会被组合到植物、动物或另外什么人身上去。到地球毁灭的那一天，一切人类文明就会归零。不过既然学术研究需要，我还是应该尽力，也请哥哥姐姐们帮忙，于是有了这篇回忆。

燕今伟

2006年5月于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