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张君劢(1887—1969)，名嘉森，字君劢、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人。6岁入私塾，12岁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16岁中秀才。1906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与政治学，随后加入梁启超主持的“政闻社”，1910年获政治学学士学位。1911年参加清政府的殿试，授翰林院庶吉士。1913年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1915年回国后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编辑。1918年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之后留在德国师从倭铿学习哲学。1922年回国后活跃于政、学两界，参与宪法起草，宣扬国家社会主义。1945年奉派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中国签署联合国宪章。1949年后讲学于世界各地，宣扬中国文化。1951年起定居美国，从事儒学研究。1969年病逝于旧金山。张君劢自称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阐明儒学而不忽略实际政治，被誉为中国“宪政之父”，新儒家主要代表。有大量儒学、政治学著作刊行于世。

宝山张君劢，以新儒家名世，然其作为中国“宪政之父”的盛名，却一直湮没不彰。本书庋辑了先生宪法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概分为三部分，裨读者对先生的宪政思想有所了解。

先生1922年学成归国后，应邀参加国是会议，受国是会议国宪草议委员会所嘱，起草国宪草案，觉各问题有详细说明之必要，乃著《国宪议》，是为本书之上部；1946年，先生作为民主党派领袖，参加政协会议，草拟宪法草案，其后于上海八仙桥青年会讲解民国宪法之未来，讲稿结集成册，名为《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是为本书之中部；先生并于两部宪法草案前后，著书立说，奔走呼号，为我国治道与治世的重建，殚精竭虑，指点迷津，择其要者12篇，辑为本书下部。先生以当时人论当时事，既能发明真知，亦不免为时代所局限，祈读者明察。

业师教授指导文集编辑。学弟王进文君、任华敏君帮助校对部分文稿，在此特别感谢。下部中的单篇论文，均通过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际互借系统或复印或拍照，系统的高效率以及馆内老师认真负责的态度，大大减轻了寻找资料的负担；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任劳任怨，巨细萦心，保证了出版质量，在此一并感谢。

翟志勇 周林刚

2006年2月15日

前几天邓院长要我讲宪法问题。我从前本是最热心宪法的，现在却完全冷下来而不敢谈宪法了。所以对于邓院长本不能应命，后来固辞不获，只得以“宪法之前提”为题来和诸君讨论。为什么我对于宪法，会从那样的热心，变成今日的冷淡？其中原因，就可求之于今晚所讲的“宪法之前提”中。

在日俄战争以前，我正在日本念书，其时正是中国要求宪法最紧张的时候。等到日俄战争后，俄国亦变为宪法国，当时大家认定日本人能战胜俄国的原因，在于日本是立宪的国家，俄国是专制国家。我当时已经很注意日本的宪法，尤其注意日本宪法起草者伊藤博文。虽然说日本之所以胜俄，立宪是一种关系，但是对于日本宪法，究竟不能满意，因为日本的宪法是以天皇大权为基础的。

*本文为作者在广州中山大学法学院演讲，原刊于《再生杂志》，第二卷第九期。除日本宪法之外，当时大家所学习的，还有英美及大陆诸国的宪法。英国是不成文的宪法，非他国所能效法。至于美国，是由邦联而进为联邦国，中间在菲勒特尔菲亚，开过一次宪法会议，由各州代表集议而成。其代表中主张增加中央权力和国家的统一性的为哈米尔顿(Hamilton)、迈迭生(Madison)等，在宪法会议时办了一个杂志，名《联邦国》(The Federalist)，专讨论中央与各州的权限问题。我当时读到这种杂志，使我感觉到几个少数人，能左右一国的大法，我们远东的青年，为什么不应该努力呢？总之，宪法起草者的工作，这时候都深镌在我的脑中。

民国元年(1912)底，我去德国留学，去国既远，自然对于中国的宪法运动，无法参加，但还是研究政治、经济这类学问，所以也注意到德国宪法、文官制和地方自治等问题。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我抛弃学校功课，专留心各国战况，曾由德去英，留半年之久。1915年秋，洪宪帝制发生，我由欧洲赶回来，加入倒袁之役，大约回国后四个月，洪宪便倒了。当时国内恢复国会，并预备完成宪法，国会中关于采用孔教来做教育本旨一条，闹了一顿，后来因德国宣战事起，全国注意点由宪法而移到宣战问题。当时有一部分人，主张借对外宣战的机会，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取得平和会议中的发言权，这种希望是源于意大利之加富尔参加俄土之战的先例。不料因此问题，反酿成复辟运动，接着又是打倒复辟，宪法工作的进行，因此搁置，国会也就解散了。

我与宪法(代序)宪政之道欧洲休战将成之日，我又到欧洲，正值俄、德两国革命之后，1919年在瑞士买了一本苏俄宪法，我连瑞士山水都不去游览，赶快把俄宪法翻译出来。德国于1918年革命，不及一年，德宪宣布，当时我有点感触，就是中华民国成立已经七年，还没有宪法，而德国革命后不到九、十个月，宪法便完全成立。德国起草宪法时，国内情形非常纷乱，有共产党，有君主党，又有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赞成了，而君主党反对，对于宪法的进行，困难到极点，但是德国的宪法究竟还能在几个月内成功，这种情形，在中国真是望尘莫及了。

1922年回国，我个人兴趣又不在宪法方面，而转入哲学问题。其时上海七个职业团体发起之国是会议，议决起草宪法，他们以为中国成立了好几年，宪法还没有成功，何妨拟定一个宪法草案，以供国人参考。议定之后，由我和章太炎先生任起草之责，当时我主张采用内阁制，太炎先生主张采用瑞士的委员制，我先拟了一份内阁制的宪法，后来太炎先生强迫我再拟一份委员制的宪法，我碍于情面，又起草了一份，我一个人在两周间起草了两份宪法，我自己也觉得好笑。后来我著了一本书名《国宪议》，内中有一封致太炎先生的信，申述我不赞成采委员制的理由。我对于宪法的兴趣，从此便告一结束。

我为什么改变的呢？唯一的原因就是在于“宪法之前提”问题。宪法为全国上下共守的公法，在未实行前，一定有许多基本条件，即所谓前提，前提具备后，宪法才能运用，前提未立，又何从谈宪法？中国现在要谈宪法，必得要顾及以前制宪的历史，否则，还是失败。

宪法之前提，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政府，一方面是人民，最要紧的，还靠人民的能力。

第一，从政府方面说，中国人太聪明，因为太聪明，纸上的黑字，实在不够拘束他们，无论条文如何的束缚，他总有他的巧妙方法来遁逃于宪法之外，所以犹之乎纸上画刀，丝毫无补。中国人有句老话，叫“舞文弄法”，这的确可以表现中国国民性。(甲)民国元年南方政府已经成立，于是以总统一席为条件，促袁世凯接受共和，袁且宣誓赞成，后来怎样呢？民元时南方促其就职，派蔡元培往迎，袁不愿南下，乃令曹锟在北方兵变，即藉口不到南方。(乙)袁当政后，屡与国会冲突，即为阁员通过问题，一次提出后，不能通过，二次再提出，还不能通过，袁即以署理或以次长代理的形式任免阁员，宪法上的限制，可以规避。(丙)还有一件事，民国六、七年间又闹预算问题。照宪法的规定，预算是由政府编制，提交国会，当时政府很不愿意做这件事，因为这样一来，政府便不能滥用，而且当时也编不出收支适合的预算案。国会再三质问，政府无法，便将各部用账，一齐送交国会，令国会编预算案，国会如何能编得出？政府乃大加恐赫，谓预算案再编不出，即军饷不能发给，军饷不能发给，便有兵变之虞，结果，国会只有置之不问。以上三件事都是证明中国人会弄法。议会中最重要者在牵制与平衡之原则(check and balance)，意即互相监督之意，然如果各不相下，便无办法。所以必须在牵制与平衡之原则下，能互相合作，才能运用。

第二，从人民方面说，关键更为重大，因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翁。欧美政治之好，不在政党领袖，而在国民的本身好。英国人民看到政府不好时，即起来反抗，所谓反抗，并不是革命，而是要求选举，因为各人可以自由拥护各党。这样情形，中国人能做到吗？中国人穷，不识字，即使教他选举，又有何用？人到穷极的时候，哪会对政治有表示？人总得要先养后教，既不能养，又何能教？所以这是中心问题，也就是中国宪法之前提的中心问题。谈到中国人之普通现象是：

(一) 愚蠢。中国愚昧的人占多数，不识字的文盲，较其他国家为多，平民教育，至今空有其名，尚未能实行。我们在立宪大运动之前不设法去其愚昧，而令其参加政治，令其运用政治，岂非笑话。

(二) 中国人默然无动、消极、胆怯。譬如两人互殴，因而涉讼，路人决不敢出而证其是非曲直，在这样情形之下，何能实行宪法？因为是非的标准，必得人民自动参加，才有价值。这种胆怯、消极，换句话说，就是缺乏公的精神(lack of public spirit)，如何可以施行宪政。即以沪上绑票而论，看见人被绑，固然不敢声张，而被绑者的家属，总是秘密拿钱赎回，而不敢报告官厅，因为一报告官厅，反而于被绑者有害，这样一来，即不啻去保护犯人，使其格外横行无忌，这种精神与西洋却相反。弥尔(J. S. Mill)曾说过一段很有价值的话：

人民苟不能与法律或政府机关合作，以防制犯罪人，他们所能享受的自由，便极有限。如果一个民族，但情愿庇护他人，不愿以犯人报告官厅，或者像印度人对于抢劫者，不但不提出证据来告发他，而且佯为不知地替他隐匿，或者像欧洲许多国家，一直到现在，看见杀人的人，仍然以为这是警察的责任，谓此事与己无关，还是以不干涉为妥……这种种情形，政府自然流于专制，人民不能辅助法律，可以说文明生活的基础，便无所寄托了。

但是中国虽缺乏公的精神，对于公事无勇气，反过来看，帮朋友，帮小团体，又很热心，这是因其有个人利害的原故。这种为私则热心，为公则胆小，于国家何补呢？

(三) 猎官运动。中国人对于猎官很热心，猎官运动本来是日本名词，猎是有攫取的意思，如果国家有文官制度，则文官自有保障，所以文官制度与国家政治的清明，有密切关系。英国人并且最恨政府多设机关，因为多设机关，人民便必须增加担负，至于大陆方面则稍异。弥尔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猎官运动是一种野心，在英国人可以说绝对不流行的，除少数服务政界外，英国人的观念，自有其求生之途径，或经营商业，或从事于职业。英国人最不愿意以政党或个人来争取官阶，至于增加公共机关，在英国人看来，没有旁的事再比它更讨厌。至于大陆方面的国家则异乎是，他们宁愿多加赋税，而丝毫不愿意减少他们自己或他们的亲戚求位置之机会，在他们看来，所谓节省经费，不是要裁汰机关，而是一部分人的薪水之裁减，由他人薪水的裁减，自己可以分润一点。

西班牙、南美洲也都希望猎官，因而常常希望政府变动，因猎官运动而南欧常发生内乱和革命。

那么，照这样说来，中国在这样情形之下，能实行宪法吗？诸位正在兴高采烈的研究宪法，我也决不来扫诸位的兴，但是中国何日才有希望呢？我以为中国在现状下求宪法空文，其结果愈糟，中国以后非要无所利图的求国家进步，政治是不会好的。从前人民彼此之间的“你是你，我是我”的观念太强，现在交通既便，各省人民之意志，容易融洽，还有因交通便利之故，语言容易统一，与其说以注音字母统一国语，不如说交通为统一国音之利器。并且国内虽然连年内战，而在学术上、智识上，总算有了进步。况且我们还请到一位教书先生——日本帝国主义——虽然他取去了中国四省，但在无形中却唤醒了酣睡的同胞，打破了国民的漠然无动和消极的性质。我以为有了好的人民，自然就会有好的政府，我希望全国上下注意于四万万人都有饭吃，有衣穿，能识字，能有智识，人民正如造房子的地脚，有了地脚，自然会有房子，我所以不谈宪法而注意国民身上，其原因即在此。

在座诸君对于这次宪法草案，都很有兴趣的去研究它，我也不愿太扫诸君的兴会，所以说了“宪法之前提”这样的一个题目，作为诸君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