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本文系袁行霈先生为庆祝林庚先生九五华诞所撰，原题为《燕南园62号——记恩师林庚》。今征得袁先生同意，作为本丛书总序。袁行霈燕南园62号是一个中式的小庭院，庭院中央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右手数竿竹子掩映着几扇窗户，窗棂雕了花的，那就是静希师住房的东窗，窗边就是他经常出入的东门。走进东门穿过走廊是一间客厅，客厅南窗外有一段廊子，所以客厅里的光线不很强，有一种舒缓从容的氛围。从客厅一角的门出去，右转，再打开一扇门便是他的书房，那里东、南、西三面都是窗子。冬季的白天只要天晴，总有灿烂的阳光照进来陪伴着老师。这正应了他的两句诗：“蓝天为路，阳光满屋”。静希师到燕京大学任教时，住在燕南园一座独立的小楼里。但他喜欢平房，更喜欢有属于自己的大些的庭院，便换到62号来。他在院子里种了一畦畦的花，春天，鲜花布满整个院子，他享受着田园诗般的乐趣。静希师从五十年代末期就买了电视机，那是一台苏联制造的黑白电视机。他喜欢体育，常看的是体育节目。那时候电视机还是稀罕物，第26届世乒赛期间，系里的年轻教师们每天都到他家观看比赛的实况转播，他的家成了演播厅。客厅里临时凑了全家所有的椅子和凳子，摆成一排排的。大家坐在那里一边观看比赛，一边发出赞叹声和欢呼声，夹杂着各种各样的评论。没有转播的时候，那些座位也不撤掉，等待着另外一场观众。就在这次比赛结束以后不久，老师买了一张乒乓球台，放在院子靠近南墙一片宽敞的地方，系里的青年教师常去那里跟老师打球，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老师的眼神好，对球的感觉敏锐，处理球的手法细腻，会突然抖腕发力，改变球的方向，使我招架不住。他还喜欢唱歌，原来只见他有一台相当讲究的电唱机，以及若干老的声乐唱片。后来才知道他本人就会美声唱法，能唱到高音C。大概是得益于唱歌，他原先的哮喘病，进入老年以后竟然痊愈了。他曾热心地教我发声的方法，还画过一幅头腔图，告诉我源自丹田的气如何经后脑绕过头顶，灌向鼻腔和口腔，以发挥头腔的共鸣作用。我在北大求学和工作的五十一年间，不知多少次进出这庭院，进出这客厅，在那里向老师求教，一起谈论学问和人生。其实我之留校任教，也是林先生亲自选定的，正是他对我一生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我毕业后不久第一次登上讲台讲课时，静希师还有钟芸师、一新师兄都去听课，课后便到林先生的客厅里小坐，他们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指点。有时候老师让我进入他的书房，我们隔一张写字台面对面坐着，写字台中央有一方砚台，一个玉雕的水盂，还有一个方形的笔筒，瓷的。在书房里，我们距离更近，谈话也更亲切。我们谈话的内容很广泛，当然多的还是学问，屈原、李白、《西游记》、《红楼梦》，以及外国的文学，不管甚么话题，老师都有独到的见解。有一次谈到孙悟空，他说孙悟空身上有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愤慨情绪和叛逆精神。有一次谈到水分，他说如果没有水分，干巴巴的东西有甚么意思？《红楼梦》里写贾母把鸳鸯调理得像“水葱”似的，这“水”字就很好！1962年静希师开始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上部，为了培养我的学术能力，让我负责初盛唐部分的初选和注释的初稿。那年我才26岁，对老师的信任格外感激。在选注过程中，他常常提出一些我意想不到而又令我十分佩服的看法。他告诉我杜甫的《新安吏》一定要选，其中“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几句写得特别好。特别是“眼枯即见骨”，很有震撼力。我仔细体会，老师的艺术感受力确实非同寻常。他还告诉我，李白的《独漉篇》，别人都不选，我们要选。这首诗我原来没有留意，经老师指点，细细读了几遍，才明白它很能代表李白独特的风格，末尾四句：“罗帏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这样奇特的想象和构思，这样明快而新鲜的语言，非李白写不出的。又如，他说杜甫的那句“即从巴峡穿巫峡”，过去的解释不妥。三峡中的巴峡在下，巫峡在上，杜甫出川怎能从巴峡穿过巫峡呢？他引证古籍中的材料，证明这首诗中的“巴峡”乃是巫水流向长江的那一段山峡，因为在巫山中间，所以又称巫峡。经老师这样一讲，诗的意思就豁然贯通了。回想起来，在我追随老师的这么多年里，他固然教给我许许多多的知识，但使我受益更深的是他给了我一种眼光，一种鉴别的眼光；还教给我一种方法，一种直透文学本质的方法。搜寻我的记忆，他从未对我耳提面命、厉言疾色，而总是在启发我鼓励我。他对我所作出的学术成绩，从不当面夸奖。当我出版了新书恭恭敬敬地送到他的面前，他也从不说些别人在这情况下通常会说的客套话。但我请他为我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撰序的时候，他却十分痛快地答应了，而且很快就写完给我。在短短的篇幅内，叙述了我们师生的情谊和学术的交往，并对我书中的内容，提要钩玄略加评论。其论述之精当，语言之隽永，口吻之亲切，气度之潇洒，置之于晚明小品的名篇中也是上乘之作。静希师一生提倡少年精神，他常说：人在青年时代最富有创造力。当我还年轻的时候，他鼓励我抓紧时间作出突破性的成绩，可惜我未能做到。后来他仍不断鼓励我在学术上要胆子大一些，要追求突破，只要是经过自己认真研究得出的结论就要坚持，不必顾忌别人一时的看法。这使我想起他对自己所提倡的“盛唐气象”的坚持，当这个见解刚发表的时候，遭到强烈的反对，但他从未放弃，后来终于得到学术界的承认。他常常把自己新写的诗读给我听，并让我评论。我特别喜欢他51岁时写的那首《新秋之歌》，诗的开头说：我多么爱那澄蓝的天那是浸透着阳光的海年轻的一代需要飞翔把一切时光变成现在这首诗里洋溢着对年轻人的爱和期望。他鼓励年轻人飞翔，希望他们把握现在创造未来。诗的结尾是这样的：金色的网织成太阳银色的网织成月亮谁织成那蓝色的天落在我那幼年心上谁织成那蓝色的网从摇篮就与人作伴让生活的大海洋上一滴露水也来歌唱这样铿锵的韵律，这样富有启发性的意象，这样新鲜的感受和语言，四十年后读起来还觉得好像是旦晚才脱笔砚的。八十年代前期，我曾热衷于写旧诗词，他也把自己年轻时写的旧诗词给我看，都是些很有境界的作品，但他并不看重这些，他要用现代的语言，创造新的境界、新的格律、新的诗行。有一天他忽然对我说：“你真该学习写新诗！”言外之意是把精力放到写旧诗上有点可惜了。我于是也跟着他写了一些新诗，可是总也写不出那样新鲜的句子来，这才知道新诗的不易。几十年近距离的接触，我越来越感到静希师首先是一位诗人，是一位追求超越的诗人，超越平庸以达到精神的自由和美的极致。他有博大的胸怀和兼容的气度，我从未听他背后说过别人的坏话；他有童心，毫不世故；他对宇宙和人生有深邃的思考，所以他总能把握住自己人生的方向。他九十岁出版的诗集《空间的驰想》，是诗性和哲理巧妙融合的结晶。在这本书里，他推崇人的精神，歌颂精神的创造力，他希望人类不要被物质的“灰烬”埋葬，而失去了人生的真正目标。他用物理学家的眼光思考时间和空间，呼唤人类对空间的突破。正是这种深刻的思考、博大的胸襟，以及始终不衰的少年精神，支持他度过了九十五年的人生路程，依然如此健康而又才思敏捷。静希师的学问和他的新诗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用一般文学史家的标准来衡量他，他的学术成就无疑是高超的。他的《中国文学史》，每一版都引起学术界很大的反响，其特色和价值，越来越受到文学史家的重视，香港有学者在一本评论中国文学史著作的专著中，对静希师的《中国文学史》用了很大篇幅详加论述并给与高度的评价。静希师关于屈原生平的考证，关于《天问》是楚国诗史的阐释；关于唐诗的多角度的论述，特别是关于“盛唐气象”的精彩发挥，以及关于李白“布衣感”的揭示；关于《西游记》文化内涵的新解，以及其他许多见解，在提出的当时都令人耳目一新，至今仍然给我们许多启发。但仅仅讲这些还是难以看出他可贵的独特之处。他可贵的独特之处，或者说别人难以企及之处，乃在于他是以诗人之心从事研究，是带着新诗创作的问题和困惑来研究古典文学的，同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他对《楚辞》的研究解决了如何从散文语言中创造诗歌语言这样一个重要的、从未被人注意过的问题；他对“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的提倡，既符合建安和盛唐诗歌的实际，也启示着新诗创作的一种突破的方向。他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史家早已得到公认，但他在新诗创作上探索的成绩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他也许会感到一点寂寞，但仍处之泰然，这是需要时间和实践来检验的。我相信他的新诗创作，他对新诗格律的创造性探讨，必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在今后新诗创作道路的探索中发挥作用。静希师在燕南园62号这栋住宅里生活将近六十年了。虽然院子大门的油漆已经剥落，室内也已多年没有装修而显得有些破旧，但住在这里的年近百龄的主人精神依旧！有时趁着好天气我陪他在燕园散步，他不要我搀扶，自己昂首向前，步履安详，真不像是年逾九旬的老人。他曾告诉我，走路一定要昂起头来。他一辈子都昂着头，而昂着头的人，精神是不老的！

2004年9月25日

导读

本文原系陈平原先生撰写的书评，题为《诗心与童心——读<西游记漫话>》，今征得陈先生同意，作为本书的导读。陈平原作为现代中国有数的著名诗人，林庚先生40年代起转治中国文学史。不难想象，一般读者对其著述的期待，大都集中在诗论部分。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并非毫无来由。从最初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史》，到日后逐渐学院化的《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天问论笺》、《唐诗综论》，其中最精彩的，确实多属诗论（如关于“兴亡史诗”以及“盛唐气象”的论述。）这就难怪，当燕园里纷传林先生正在撰写有关《西游记》的论著时，朋友们大都只是作为逸闻，并没真的在意。直到接获赠书并仔细拜读，方才大吃一惊。如今书已问世八年，好几次想向读书界郑重推荐，只是苦于无从落笔。这不是一般的专业著述，而是诗人“用心”写作的大书，必须排除杂念（包括所谓的“学术通则”），同样“用心”去体会，方能真正味出其“妙不可言”。除去三则旧文，主体部分的《西游记漫话》，只有七万馀言。在动辄数十万字的当今学界，这只能算小册子。没有版本考据，没有文献征引，没有研究综述，作者直面本文，沉潜把玩，含英咀华，然后自说自话，根本不理会业已成型的众多“体系”。其论说姿态，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行吟诗人，或孤独的散步者。作者立说的根基，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西游记》是一部富于童话性的小说。”这本不算创见，从胡适起，不断有人谈及此书的游戏性质与童话氛围。问题在于，早已心智成熟的学者们，与童话的天真烂漫格格不入，很难深入体味。林著之卓尔不群，说到底，缘于作者沉醉其间，故别有会心。作者历来喜欢童话，就连与童话相关的各种动画片，也都令其入迷。以此童心未泯的天性品读《西游记》，孙悟空、猪八戒以及众多可爱的小妖怪，不再只是研究对象，更是人生路上不可少的好朋友。在《后记》中，作者称：十年动乱期间，夜读《西游记》曾经是我精神上难得的愉快与消遣。一部《西游记》不知前后读了多少遍，随手翻到哪里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读下去，对于其中的细节，也都仿佛可以背诵似的。不是因为专业研究的需要，纯属压抑不住的好奇心，以及对老朋友的感激之情，促使时已退休的诗人林庚，突发奇想，大谈起小说来。对细节的熟悉以及对人物的体贴，使得林著信手拈来，皆成妙章，此尚在其次。称孙悟空、猪八戒旅途生活中的调侃戏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喜剧性冲突，乃“既有一定的生活原型的依据，又可能与取经故事经历过的戏曲化过程有关”（113页），因“中国古代的戏曲，从唐参军戏到宋金杂剧和院本，一直都具有较多的调笑滑稽的色彩，插科打诨是其中最重要的至少也是不可或缺的成分”（68-69页）；或者从明代的社会思潮中寻找“孙悟空自由不羁、超越一切束缚的精神状态”之由来（96页），尤其注重李贽的“童心说”，这些言之凿凿的论述，虽也精彩，但别的文学史家也能做到。最能体现论者性情，也最让人拍案叫绝的，其实是“童话的天真世界”一节。作者着重谈了三个问题，一是游戏的意味，二是小妖的功能，三是即兴式的花样翻新，并断言三者皆指向儿童的心理特征。在作者看来，按阶级斗争观点解读《西游记》，不能说全错，但难尽得其神髓。不是说其中没有正邪之争，也并非抹杀孙悟空与众妖怪在道德境界上的差别，而是小说中许多精彩场面，无法单纯以“正义战胜邪恶”来解读。作者认定，《西游记》中孙悟空“所以那样轻松自如，胜任愉快，正因为他将这一切出生入死的经历都看作是一场有趣的游戏而已”。在这个游戏的世界里，“生而复死，死而复生，也全凭一时的需要和兴致”（99页），就好像小孩捉迷藏，彼此间的格斗不存在真正的危险。成人读者普遍过于认真，非努力发掘争斗之微言大义不可；可孙悟空与妖魔以及诸天神的角逐，常带有游戏意味。比如，与二郎神追逐，土地庙外树起了旗杆；钻到老妖肚子里打秋千，树蜻蜓，翻跟斗——这些都属于顽童的恶作剧。此类争斗，实为游戏的延续和发展，其中含“天真的情趣与幽默的态度”，“不能看得过于认真，看得过于认真了，便不免大煞风景”（102页）。与习惯忠奸对立黑白分明的成人思维方式不同，在注重游戏的儿童世界里，不少对立是可以消解的。如与孙悟空处于对立地位的小妖，其天真烂漫仍能赢得儿童的喜爱。同样摹写战争场面，《西游记》的特出之处在于，无关紧要的小妖占相当的篇幅，且给人留下生动的印象。那撞上厅来通报消息的小妖，先“把个令字旗磨一磨”；还有那“敲着梆，摇着铃”，口中念念有词，实则有口无心的巡山小妖，一如快乐的儿童，其调皮与稚气，都让人忍俊不禁。在林先生看来，如类场面，“对立的双方最终都统一在童话的天真烂漫的情调中了”（108页）。《西游记》以想象力丰富著称，可小说中有许多逻辑上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而读者竟不加追究，认可其依情境的转移而改变人物降妖伏魔的本事。孙悟空有时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有时又降到凡人的层次，陷入本不该陷入的困境。作者认为，这种不确定性，正是童话的积极因素，“造成了《西游记》中想象的创造性与无限性”（110-111页）。假如严格按照成人的逻辑，孙悟空既然有通天本事，西天取经，该易如反掌才是。要真是这样，小说还有什么可看？《西游记》的好处恰恰就在于写出了孙悟空层出不穷的新的方法和手段。他的行为从不落于一种格式，你无法预料他接下来会做些什么。他的行动中充满了即兴式的花样翻新与尝试。（110页）童话中的想象，不必讲求合乎逻辑，此乃情节千变万化的前提。反过来说，读者之认可孙悟空忽大忽小、忽圣忽凡，正是默认了小说中“所包含的童话性”。林著之解说《西游记》，选择了儿童的视角，以“童话性”作为立说的根基，有学理上的考虑，但更与作者的个人兴致相关连。极度的好奇心、无边的想象力、以及对于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生活方式的向往，是童心，也是诗心，更属于保持童心的诗心。1998年8月9日于石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