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是最高的科学。可是在某种方式上，学术生活现今已成为政治的最低形式，学术的低赌注令人惊奇地引发了强烈的敌视，而且学术有时甚至是次要人类活动。低回报和逐渐衰落的社会地位大概是原因之一； 经常因于政治正确的过度敏感是又一种原因； 为了人们生存的乞讨，即现今委婉地称之为募集资金是分散教学与研究的原因之三； 而且不论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都正在对现今教什么和如何教产生影响。现实导致的越来越差的创业氛围，使得更多的现代大学行政管理交给了牛津和剑桥大学外行的教师，不像在美国委托给内行。毫无疑问，今天的教授地位几乎无法类似20世纪之交的德国或法国的教授职位，而100年前，在众多国家包括在美国，人们把教授职位树立为理想。除了近来已取得教授职称的那些人外，教授地位到处的衰落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涉及自觉追求跨国法的比较高级的法律政治活动是存在的。无论如何，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涉及在19世纪主权国家所造成的显然不同的制度之间搭架桥梁。当不宽容力量再次增强，寻找共同的基础能够帮助建立开放的思想，并时常促进宽容，那么在不同制度之间乃至文化之间架设桥梁是一项复杂和崇高的任务。为打破民族主义时代建立的藩篱，需要聪明才智和强大力量，这也正是知识上的挑战——不仅需要法律上的，也需要政治上的。最终，英国鼓励不同的立法机关之间的密切工作关系乃实践之需。尽管就欧洲大陆而论，学者和法官的合作有着备受推崇的历史传统，然而，相对来讲，在英国为英国法提供新的维度的这种法官与学者合作情况，确实是新现象。

一门学科的教学从来不能脱离其时代而进行。假使一门学科是一个时代的大格局并且是适应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组成部分，那么一门学科才能发挥重大作用。按照我的观点，19世纪中叶，对牛津、剑桥的大学课程表全是古典与神学课程观点而提出质疑的边沁学院，又一次应该起到表率作用，并质疑罗马法的持续有用，而且与此同时，人们据理力争当代外国法的重要性也并不为过。当然，理解我的著作的人们将认识到在过去35年多的学术生活中我逐渐形成的这些看法。最终，如果在这方面，我的著作、论点引发了争论（或许是因为冷冰冰的数据支持），那么我的目标之一将大获成功。暂时搅动（如果不是流动的话）死水是早就应该做的。

巴兹尔·马克西尼斯

2002年10月3日于伦敦边沁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