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研究全球最具艺术和历史意义的城市在建筑文物保护方面的功过得

失，1995 年3 月，我动身上路，开始了我的22 座世界名城之旅。最初，我是想

学习一下不同地区的人们如何保护他们的城市遗产，但是我得到的却是一个历

史的悲剧：我发现整个20 世纪，不仅仅是现代文明摧毁了前世留下的大多数建

筑结构，在我们和过去之间挖掘了一条宽宽的鸿沟，而且更糟的是，在每一个

大陆，我们都采用了一种毁灭性的文化，这预示着我们将丢失更多。

这些负面的历史和破坏性的政策，对我们提出了基本的问题—为了今天，

更为了明天，我们应该如何设计城市，怎样理解城市的目的？为什么我们视前

世的建筑成就为城市生活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而加以挽救是至关紧要的？如果大

城市的历史核心区被强力保护下来，其中的建筑形态固化在时间河流中，就像

是活的博物馆，那么，在无情的全球经济竞争中，这样的大都市能够繁荣昌盛

吗？我们是否到了一个城市建筑保护面临空前危急的时刻？因为现代人类有空

前的力量在一夜之间改变整个城市形态！

在启程之初，我所关心的是实际问题。之前，我在纽约市城市地标保护委员会

工作了很多年，我深切体会到，对建筑保护的公共辩论最有用的信息，就是从其他地方得到的经验教训。很多时候，我们还在徒劳地推动时，其他城市已经经历了相

同的困境。我认为应该把这些问题归纳集合，用一种语言来阐述城市文化的整体本

质，在世界范围内将城市保护的实践活动作为一种单一的相关现象加以审视。

事实上，亲身到访不同的城市地区，是评估它们对城市保护的努力成功与

否的唯一方式。今天，差不多所有主要国家及大都市都有保护法；并且，在多

数地方，保护规划在城市远期规划蓝图中还是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在世界各大城

市，在权力、贫困、政治、金钱和腐败的影响之下，在被经济增长的动机所扭

曲的法律、规则和理智之下，建筑保护的现实又是如何呢？如果我们越过政府

官方目的的华丽辞藻，详细审视各地保护工作的实际效果，我们不禁要问，我

们真的是在保护我们的古老建筑遗产吗？是在抢救我们的历史物证吗？

在努力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我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每一个城市都必

须分别研究。举例说来，尽管了解各个地方保护法的内容和架构是很重要的，但

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在开罗、罗马、莫斯科、墨西哥城、雅典和耶路撒冷这

些城市，法律并不总是被遵守的。

这便需要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里探究城市历史。虽然建筑文物保护的科学

和法律是相对现代的事情，但是对城市保护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早已在各

个时期、各个地方发生了，保护经验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定居的早期历史。第

一个有记载的保护法令是1 500 年前的罗马帝国颁布的，当时的皇帝马约里安

（Majorian）制定法令禁止为生产石灰而焚烧遗址上的大理石块。在阿姆斯特丹，

当代保护运动的一个非凡特征就是有一股人数众多且积极主动的社会力量，他

们在这个城市的核心地带一共保存了好几百栋历史建筑。为什么阿姆斯特丹人

比其他地区的市民更积极踊跃地参与保护自己的城市呢？这其中的部分原因要

追溯到中世纪的公共水务理事会，其当时的作用是保护大坝，以防止海水倒灌

尼德兰大地。在威尼斯，保护历史的城市形态与保持环绕周围的潟湖的生态平

衡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一个复杂的有关测量环境干预的项目，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帕多瓦大学就已开展了。可是在20 世纪的多数时间，这个项目无法继续下去，

其中一个原因是现代的威尼斯开始下沉。在华沙，20 世纪40 年代，德国的拆除

别动队执行一个纳粹计划，摧毁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在建筑被炸毁的同时，一

群波兰的职业建筑师故意违背德国占领军的命令，秘密地转移了城市历史建筑

的细节文件，并安全地藏匿数年，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历史遗产的物证，以便

将来可以重建。

在写作本书时，“保存”和“保护”这两个词不得不认真对待。在美国，当

我们提到建筑和历史事件时，在法律语言上用的是“保存”一词，而欧洲及其

他地区则往往使用“保护”。在意大利还有更加明确的区别：“保存”使人联想

到一个反应更强烈的政策，例如一项新的等待通过的开发计划威胁到一栋之前

被认定为地标的老建筑，这时所采取的最后一分钟干预措施—结果经常是激

怒了那些私人地产主。意大利人的“保护”一词专门用于描述行动之前的思考，

在问题发生前做好预案。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意大利的前置保护措施：政府给列

入名录的物业提供补助维修资金，那些历史建筑的所有者因此被吸引，申请认

定以便得到财政支持。在这里，在重塑历史架构的努力中，政府成为一个受欢

迎的合作者而不是带来痛苦或是需要躲避的对手。

在西方文明中，“保存”历史建筑，多数情况是尽可能多地维持老旧建筑的

原始结构和材质。在欧洲和美国，我们竭尽全力去保留标志性建筑原有的一砖、

一石、一片玻璃、一根木头，因为这些材料的制作过程现已不复存在，或者是

材料的来源在自然界已经竭尽了。我们希望古老的东西体现着沧桑，我们珍视

这种岁月造成的弯曲变形和铜锈光泽，这是一个物体真实的一面。例如，在雅

典卫城，帕提侬神庙已不是最初的色彩丰富的样子，但是我们还是对它被太阳

炙白的残垣断壁充满敬意。

旧磨损的构件，使建筑物保持与第一次建造时相同的外观。这项传统将历史建

造艺术保留下来，一旦灾难发生，这样的文化传统可以很容易地重建或复制几

百年前的艺术品。但是对于那些走进这个庙宇或宫殿的参观者来说，永远不知

道在这个修复了很多次的建筑里，一个门扇在多大程度上算是古老的艺术品。

虽然用词一致性更有利，但我还是在文本中交替使用“保存”和“保护”，

来说明为保留原始历史结构而做的努力。更加精确的区别体现在阐释特定事件

的过程之中，例如在当代京都的“传统建筑保护街区”中，沿街的建筑立面必须

按专家确定的标准设计，与历史规范相一致。在这里，“保护”、“保存”及“修

复”等用词，无论在结果还是目的上都没有明确的界限，我所要阐述的是一种

在城市中重建历史木制建筑文化的努力。

在每个城市，我都发现对于当地政治的了解是最为关键的，因为在所有可

称道的实际事例中，政治总是以恰当的方式为法律失灵找到了合乎逻辑的解释。

我所遇到的在政治上最极端的建筑保护例子是耶路撒冷。那里的犹太市政当局，

在将其建筑保护的创造性扩大到相邻的巴勒斯坦穆斯林居住的老房子上，面临

了巨大的困难。许多穆斯林都害怕以色列政府的建造活动可能是没收土地的伪

装，目的是毁掉他们的房屋而不是重建新居，并且减少他们在城市人口中的数

量，最终让穆斯林定居在耶路撒冷老城外。事实上，以色列政府在1967 年掌握

这个城市的控制权时，为了报复这之前撤退的约旦穆斯林对这个城市老犹太区

的摧毁，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除一块相邻历史街区的巴勒斯坦穆斯林的房屋，

为“哭墙”的前面开辟出一个广场。理所当然，此举加重了政治紧张，损害了

文物保护机构的可信度。在今天的耶路撒冷，无处不见的是具有同样年代和意

义的历史建筑，在街道的一边被加以保护，而在另一边则快要坍塌了，这一边

无疑总是穆斯林所在的一边。

经济也是无法摆脱的问题。在我们不断涌现的现代城市文明中，许多城市

都遭受到经济边缘化的困扰，正如开罗，人口大量增长，贫穷是普遍现象，婴儿死亡率高居不下，非法定居的地方习俗造成数量众多的常住人口，这才发觉

分配的资源中，划给建筑保护的从来不是优先选项。与此同时，一个灿烂辉煌

的中世纪穆斯林城市景观正在消亡，因为几十年来一直拖延的维护和环境污染

造成的侵蚀破坏。在这个文物保护的故事里，开罗和作为一个整体的埃及，其

总体的经济问题是一个关键因素。秘鲁经济学家埃尔南·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前瞻性地提出了一个减轻悲剧、克服困境的希望。德·索托的建议是，

将黑市交易转为合法的资本投资，这更加明确地许以被边缘化的开罗人一个利

益相关的城市未来。否则，我们必须要问：一个大都市，当其居民中有大多数

没有充分享受到市民权益时，它是否还能够很好地管理运行？

事实上，每一个历史城市都面临着失去历史风貌建筑特色的痛苦，这全是

因为那些不受控制的投机性房地产开发。在新加坡，争取经济繁荣的浪潮不必

要地消灭了这个城市太多的有代表性的殖民地历史遗产。这些珍贵的跨亚欧文

化的热带建筑形式被抹去了以后，现在，许多市民都对此感到惋惜，而政府也

推出了一项激进的保护计划。因为一个现代城市如果缺乏历史资产，会降低对

旅游者的吸引力，而在这个喷气式飞机的时代，对于所有历史名城，旅游都是

经济收入的一大来源。

一个迷局浮现出来。在各大洲的城市，新的开发计划预示着经济表现出色，

其结果却往往对地标建筑和历史街区的延续造成威胁。可是，正是过去同样的经

济繁荣，造就了我们今天伟大的标志性建筑。而且，如果没有经济实力，我们

也负担不起维护这些建筑遗产的开销。如果明天不能取得同样的经济成就，建筑

师、承建商、发展商、机构团体和政府也没有可能创造出我们未来的地标。追

金逐利为我们建造地标、保护地标提供了资源，但是，这也是摧毁地标堂而皇

之的理由。

我所去的城市尽管在许多方面都不尽相同，我还是采取了一个始终如一的

方式来衡量它们：任何评判都是基于亲眼所见。这是这个计划的中心思想—写一本有关世界各地最主要大城市的保护之书，说明各地之间的差异，对照一

个单一标准，评估在城市和建筑形态上的最终物质结果。换言之，就是忽略各

地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环境方面的轻微差异，一个地方文物保护努力的

物质结果，与另一个付出相同努力的地方相比较，会是怎样？本书正是试图跨

越时间和空间，比较城市和城市，就如同他们是近邻，可以同时被看见。

我个人观念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经验的影响。我年轻时，在纽约的

库珀联合学院（Cooper Union）学习建筑，接触到的都是那些有影响的先锋建筑

师的思想，如约翰·海杜克（John Hejduk）、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r）、查

尔斯·格瓦斯梅（Charles Gwathmey）、里卡多·斯科菲迪奥（Ricardo Scofidio）、

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我学习并尊敬这些建筑领域的杰出成就。8 年

后，我被任命为纽约市地标委员会成员并连续工作了3 届—也就是9 年—

从1979 年至1988 年。委员会是依法确定的，包括我共有11 位成员，工作是针

对有关城市的建筑保护做出各项决定。纽约城市地标保护委员会确定地标建筑

和历史街区范围，一旦某块房地产被列入名单，其所有者在对房屋或地块做任

何改变之前，必须得到官方的许可。在公开的听证会上，委员会审查各种各样

的申请，比如在格林尼治村褐石房屋的正立面上换个窗户，在苏荷区的前工业

厂房里开商店的立面设计，在上东区历史街区一边的惠特尼美术馆加建的提议，

以及在曼哈顿市中心的第五大道上，一栋60 层办公大楼的设计图纸。

我在委员会的最后一年正是房地产迅速增长的中期阶段，我参加了规则的

制定，涉及新建筑的金额有7.5 亿美元（约37 亿法国法郎，60 亿元人民币，4

万亿俄罗斯卢布）。尽管这个职位是无薪的，我仍是尽心尽力。每周花在委员会

工作上的时间差不多有20 个小时。我到过几乎所有的管辖区域，访问过所有我

们准备认定的建筑。在这九年当中，总共审查了大约2 600 个位于历史街区的新

建设项目，有近4 000 处房地产被确定为独立地标或是在历史街区内的建筑物。

由于在纽约的保护工作总能接触到国际最高端的职业水准，我逐渐领会到在这个领域里对规则的实际应用。我作为建筑保护工作者的眼光得到了训练。

而且，随着时间流逝，我逐渐获得了一些影响力，我学会了在各种各样的

压力下坚持自己的判断。在我任职期间，有人向我行贿，有人给我打匿名恐吓

电话，我还曾经被一伙暴徒当面威胁。在最后的几年，我经常被提醒要灵活些，

尤其是在评估那些已被市政厅批准的有政治意义的建设项目时。由于我没有遵

照旨意办事，市长办公室宣布将我除名。这下引起了纽约市60 多个市民保护团

体的抗议，要求保持委员会的政治独立性。在这场公共运动的风暴中，我平静

地度过了委员会成员的最后14 个月任期。

简而言之，这些年，我熟悉了掌权者受到的诱惑和困境，学到了对违规和

渎职的气息不感到惊讶，而且，我接触到了一个大都市的土地利用规则的现实

状况，那里的人们可以在房地产里发大财。

或许我所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还是在我离开委员会后的那几年，当时我

系统地指导了一些有争议的建筑的复核。这些都是委员会参与的复杂的项目，最

后的解决方案难称完美。其中有许多案例，我都同意了多数人的意见，投了赞成

票，这都是妥协的结果，乃权宜之计。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当时投赞成票时

纠结的心情。几年后，站在这些折中的二流建筑的阴影之下，我觉得自己就是伤

害城市景观的同谋。对于纽约来说，接受其建筑形象，往往意味着接受其粗鲁、

庸俗的商业文化的产物。令人沮丧的是，我知道这绝大多数的错误将比我活得更

久。当时为采取权宜之计而说的话，声音已模糊不清，而对城市的伤害却一直留

存下来。这是一个教训：在所有文物保护议题中的最终决策者，必须是那些自身

有良好素质的人，因为这将影响城市以后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我学到了不能

让我良好的判断力、我训练有素的双眼，受到世俗喜剧假象的愚弄。

大多数这样的折中意见，都牵涉在体量小的历史纪念物旁边，批准建立一

个现代化的高层建筑。我在国外旅行期间，有时做一些讲座，当外国观众看到

经过纽约委员会许可的建筑景观时，常常感到震惊或爆笑。我想试着传达其背后的逻辑，听众却更加迷惑了。我开始认识到，这些特殊的案例有意思地表达

了纽约奇怪的审美盲点。对于一个曼哈顿的居民来说，比例尺度大幅而突兀地

跳跃是普通街景，而且，4 层的楼房可以毗连着60 层的大厦，与紧邻一个12 层

的建筑相比，也就是再恶劣些罢了，但是在越南就完全不同了，那里本土的城

市都是2 到6 层的房屋，一栋12 层的建筑就是个怪物了。在一地被视为改善提

高的事情，在另一地则是荒谬不经的。

我很快就发现，这种特别的审美倾向在我走过的城市文明中随处可见。这

些差异深具意义，为了认清它们，我必须保持客观的判断，这一点非常重要。从

外人角度来看，我们许多城市文物建筑的保护都是明显失败的，但是在其社会

内部，这种短视文化的背后都有着矛盾而复杂的原因。

在我离开地标委员会的随后几年中，我成了一个鼓吹地标保存的普通市民，

为一个新市长的管理过渡班子工作，为本地报纸写关于文物保护问题的文章，教

授一些纽约建筑遗产保护的课程。这些政治和公共事务的经验很有价值，尤其是

六年之后，我启程去考察世界其他大城市文物保护的实际状况之时，更是如此。

在我的双脚踏上外国土地之前，心中充满疑惑。我从那几年的政府工作经

验中得知，纽约在保护过程中破坏法律的行为是政治的一部分。而且，这种事

情很少被记录，也很难有真凭实据去求证（干这些坏事的人常常竭尽全力掩饰他

们的活动）。如此这般三缄其口，会使那些对这个城市不熟悉的外人误解现实。

在我自己的城市，我的经验及对相关公开新闻报道的梳理，可以证实这种现象

的存在。但是在旅行中，我是否能发现并证实同样的行为（当其影响到历史建

筑的保护时）？如果这个行为披了层伪装呢？这个问题，在我到海外不久就得到

了答案。

我在开罗得知，外国援助埃及的文保项目，一般是自己签订建筑合同，或

者如果通过埃及政府实施，预算的50% 都要浪费在各种违法的花销上。有关此

类官僚渎职的问题，有刊行的大学调研报告为证，而同时，这个城市地标性建筑的保护工作却处处受困于资金的匮乏。在罗马，政府差不多十年一次，制订

一个宽恕期，名为“康度”（condo），此时那些违反市政条例的人只要公开承认

错误并交纳用以修复的罚款，就可以不再追究。康度期上报的名单相当长，这

说明了罗马有大量的非法行为影响历史建筑，这是罗马文化习俗的一个方面，有

大量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相似的问题同样困扰着雅典以及我提到的其他几个

城市。最大的难题也是最基本的：建筑保护是一个连续性的工作，因而它需要

一个连续性的法律。勤勉努力地保护了几十年、几百年的地标纪念物，却在保

护它们的名义下被动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使其毁于一旦。与此同时，在经济

不发达的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政府放弃了为上百万非法居民提供市政服务的责

任。就如开罗，在这些居住者的家庭被排除在保护和利益之外时，怎能要求他

们尊重社会契约呢？

最后还有一个我必须提到的问题，就是语言。尽管各地都有许多关于文

物保护的文字叙述，但只有一部分材料被翻译成英文，或其他语种，而且这些

资料在发生地以外其他国家的图书馆里几乎见不到。甚至像翻译好的保护法规

这样直接合用的工具也很难找到，想必它们不得不随时更新，并需要翻译者精

通两种文化语境中的文保法律术语。在多语种机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图

书馆里，几乎也没有存放这样的文件，而且其他地方文物保护者的努力也鲜见

报道。结果，为了掌握城市保护的国际现况，我不得不走遍世界收集资料。

在叙述这本书的架构之前，我必须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元素：知识分

子的尊贵—这份尊贵属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伟大艺术家和建筑师，他们

公开反对教皇损毁罗马古代纪念物的行为；这份尊贵属于一位令人尊敬的罗马

教授，他拒绝批准法西斯独裁者破坏性的城市更新计划；这份尊贵属于俄罗斯

的城市规划者们，他们签名反对使莫斯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规划，因为规划要

在城中心的历史街区打通非必须的道路。子孙后代受惠于这些人以及其他相似

的人，他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为后代记录下了对时代真理的选择：在自身遭受损毁中的变化是可见的，是可以详细解释的，但不会是欣然接受的。就是通

过这样的异议，我们可以追溯城市建筑保护伦理的演变轨迹。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此书。第一部分，“保护伦理的觉醒”，描述了20 世纪的

战争和大都市的现代化，对历史城市的环境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破坏，以及为了回

应那些政策，现代保护法规是如何自发地在世界各个主要历史城市建立的。其

后是罗马的故事。在其2 000 年的历史中，一个辉煌的城市遗产慢慢地被损毁，

这其中我们看到，城市大众通过争议逐渐获得建筑保护对于自身文化认同的重

要意义。

中间部分，“城市中保护的文化”，包括一系列城市文保的简要介绍，使各

个不同城市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中，其保护伦理的演变有迹可寻。（虽然全书中我

一共提到了22 个城市，并对它们进行了研究，但只详细叙述了所访问的18 个城

市。）这部分关于建筑保护的中心要点是揭示在城市改造的现实下，公众的积极

参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华沙，经历了辛勤的、英雄般的重建，这是对人类精

神文明永久意义的一次测试。因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毁灭遗产，这方面莫斯科和

北京都是例子。阿姆斯特丹和维也纳，在建造美观的社会补贴住宅方面是模范，

但是在维也纳，社会意识的行动引导了政治，致使以优美而闻名的城市减色不

少；在阿姆斯特丹，一个杰出的解决方案将社会住宅、城市再发展及历史保护

等问题整合在一起，并制订了全面的计划。在雅典，卫城能否在环境污染和现

代城市的管理不善之下存活？我们还能看到在帕提侬神庙所体现的精湛技艺再

次汇集，重现辉煌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伦敦和巴黎，不断侵蚀城市美丽

天际线的问题，已经摆到了热爱城市历史容貌的居民和国家面前。在不同的地

方有不同的方式来调和现代化与历史保护之间的矛盾—得到两种完全不同的

结果。开罗，辉煌的遗产处于危机当中：金字塔在大量旅游者的重压之下岌岌

可危，而中世纪的穆斯林聚居区由于城市贫穷人口的严重问题而受到威胁。在新加坡，已经实现对贫困大众的经济公平之后，城市新近许诺保护自己独有的

多种族文化的物质证据，是否来得太晚了，因而于事无补？纵观全世界，我们

是否用相似的城市单一文化交换了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威尼斯具有独一无二的

城市形态，现在正受到高度复杂难题的困扰。现代的威尼斯能否与其周围的自

然环境保持生态平衡？它是继续作为一个活的城市为威尼斯人的生活和文化提

供支持，还是成了一个昂贵的面向外国旅游者的主题公园？在纽约，基于在地

标委员会的经验，我探讨了参与政治过程的细节，其中贯穿着当代大都会在不

断攀高中对建筑文化意义的权衡。摩天大厦构成的美丽都市将会毁于私人利益

吗？还有京都，对其独特的中世纪遗产的毁坏会被扭转吗？它的传统木制建筑

文化能够在混乱的日本现代城市形态中得到重生吗？历史和时代的潮流能够自

己掉头吗？

本书的最后部分，“保护伦理的扩展”，共两章，“城市补偿”一章，是指如

柏林、莫斯科、纽约、墨西哥城等城市，在已经对人类文明犯下实实在在不可

磨灭的历史罪行之后，在世界各国和大众面前，现代文物保护以一副道德面孔

出现，承认错误并且希望城市社会给予补偿。城市有共同、持久的灵魂吗？“城

市作为一座活的博物馆”一章，包含了对一些当代城市文明持续衰落的简单概

述，并且描述了两个重要的文保首创实例，这其中我发现了“潜在的抵消”这

种自我否定的趋势。在查尔斯顿，一个用传统的本地结构形式建造的住宅项目，

结合了审慎的城市设计、历史保护和社会公平，在这个美国从非洲绑架黑人做

奴隶的最大登陆之处实施。在耶路撒冷有一个新的现代住宅规划，其形式令人

回想起最近的老城犹太区历史建筑的爆炸破坏，是一个居住的地方，也是一个

学习的地方。这里的都市成了一个活的博物馆。在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地方，人

们发明创造的活动打开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我看到了城市的胜利。

1995 年3 月6 日，我登上了一架飞往雅典的航班—这是一系列旅程的开

始。甫抵一地，我就计划去这个城市最富传奇的历史建筑中心：卫城、圣彼得广场、紫禁城、环城大道、红场、皇居、圣马可广场、协和广场、勃兰登堡门、

圣殿山。这些地方有强烈的魔力，在惯常的思维方式之外，它们自身的独特性

将重要的思想扩散到远方世界。

接下来的几天，我将游走在后街小巷，探寻历史城市的文脉痕迹，这里有

大量的毫不张扬的本地结构，有些已废弃、衰败或被遗忘。这些都是记载日常

生活的历史街区，体现的是一种优雅和价值观，证实了我们在建设环境上的天

赋能力。有些这样的地方，有机地编织在一起成为城市形态的美妙交响乐。但

是它们是否处于保护之中？

某些时候，我们的文明进程急速发展，在没有充分考虑后果的情况下，破

坏了大量原始状态的土地，而大自然的毁灭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已经身处危险

当中。现在，摆在全世界面前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对自己开创的果实累累的

花园—我们的城市—照顾得好吗？

当飞往雅典的班机起飞离开跑道时，我的心中充满期待，我将要亲眼见到

许多奇妙的地方了。我研究远方的建筑文明也有好几年了，现在正是将理论转

为实践的时刻。照片往往将我们的纪念标志物与其环境隔绝。不久我就要身处

这些伟大地标的文脉之中，亲身去感受实体的城市形态和历史文化。我感到世

界在我的面前展开。虽然在某些地方，当飞机降落时，已经太迟了，我渴望了

解的美丽之物已然不复存在了。世界许多大城市中的文化多样性及建筑所体现

的宝贵财富，在20 世纪之初还都存在，可是在这一百多年当中，却被人故意、

自私甚至有时是恶意地从地球上永远抹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