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小小的乡土建筑研究小组,新增加了一位生力军——罗德胤,他年轻、机敏而充满活力。这正是我们小组多年盼望着的。原来的三个人,年龄加起来已经达到201岁了,虽然还能上山下乡,勉力工作,但毕竟效率以及大不如从前了;而且还得考虑更多一些:这份工作,虽然成绩平平,总还值得延续下去。
罗德胤奉献给读者的第一个作品,便是这本《南北两瓷村》。二十年前我们已开始乡土建筑研究的时候,就打算陆陆续续选择各种社会经济背景的村落作为对象,纯农业的、农业而兼商业的、林业的、渔业的、牧业的、水旱码头,累世功名的和白丁始终的,等等,当然也希望有手工业村,这样才能更全面地考察农耕文明时期中国乡村建筑环境的创造。
有历史学家说,西方的文明是城市文明,中国的文明是农业文明。这话大致不错。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几乎直到20世纪初年,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农村。我们有一大批社会经济形态不同的、发育得很全面又很成熟的村子,它们的建筑环境很丰富多彩而且形成了有机的体系。中国农村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宝库和富矿,也是中国建筑历史研究的宝库和富矿,亟待我们去开发。
可惜,由于人财两绌,又缺乏其他外部条件,我们几乎不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去选择研究对象,往往是碰到哪个就在哪里干。实际归实际,理想总不能忘记,心里老渴望着突破,哪怕有一次捕捉到个好题材。
罗德胤有好运气,一参加工作就接连抓住了两个专业店瓷窑村。恰好,一个在山西、一个在浙江,天文地理条件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也不同,不但不同,几乎可以说正相反。但它们却都有几百年的烧制粗瓷器的历史,代代烧,家家烧,人人烧。最后又都在近年衰落,窑口不再冒烟。
调查这样两个村子,比较它们的异同,确实是一个好题目,它能够使认识更细致一些,深入一些。2004-2005年,罗德胤完成了这个题目。
三卿口窑村在钱塘江源头,仙霞关脚下。环村的山上覆盖着厚厚的林木,四季碧绿。绿海中,春有杜鹃花,秋有枫树叶。白鹅优雅地在小溪边梳理着羽毛。小塌则窑村在吕梁山腹地,黄土高原,满望全是深沟大壑,地形破碎,寸草不生。
三卿口窑村,住宅都是木结构的,虽然用的夯土墙,但型制大多保持了浙江农村民居特色,门前有小溪,门里有厅堂,有院落,还有宽敞地厨房。而且宅院相接,村聚紧凑。小塌则窑村,人家都住在黄土高原特有的窑洞里,靠着沟崖,上下层层,松松散散,几乎不成聚落。窑前用残损的大缸大盆垒矮墙围成小院,院里挖个水窨,积存几瓢难得一下的雨水,赖以过活。
三卿口窑村是个单姓的血缘村落,和南方许多血缘村落一样,家族在各方面都起着很大的作用,包括村子的建设和管理。村子有水口,大宗祠和社庙关锁着水口。村子里外的块石路和石板桥都整整齐齐。制瓷用的水碓、泥池和拉坯房沿穿村而过的小溪串连排列,引水方便合理。虽然家庭依然是经济单位,但由宗族出面建造一座龙窑,全村公用,既节约了用地和燃料,也节约了劳力,又培养了亲情。水碓大多是几户人家合资共建而分臼各用的,亲情之下技术在代间传授而不受家庭界限的阻碍。北方地区,由于长期战乱,宗族已经大都解体,小塌则窑村就是一个杂姓村。过去的年代里,村子的公共管理几乎没有,挂在崖壁上的蜿蜒小道都是住户踩踏出来的。各家窑主自己垒小小的馒头窑,雇同村人做工。窑多,而且造在住宅近旁,以致空气污染严重,矽肺病患者很多。关键技术多有保密,如釉的配方。
自然条件也直接对生产过程发生影响。在三卿口窑村,碎石、和泥用水力,引溪水冲动水轮,操作比较灵便。烧窑的燃料则是四周山上的树木。小塌则窑村用的是畜力,燃料是附近大量出产的煤。这也和村民多患矽肺病有关。
三卿口窑村出产的是碗、瓶、罐等日用瓷器,虽然还是粗瓷,不够白洁细嫩,却都由妇女们画上蓝色的花花朵朵。器形相当典雅,至今还被当作陈设品,放在堂屋的条案上,全县各村里都可以见到。小塌则窑村的产品是盛水和粮食的大缸、大盆,漆黑的釉,器形不整而且笨拙,虽然残损件排成围墙长长地展列在黄土陡崖上,原始而犷野,能产生强大的冲激力,但日常使用毕竟显得粗糙。
很可能,山清水秀的三卿口窑村生产不出那种缸,荒山秃岭的小塌则窑村生产不出那样的瓷器。或许手工业产品的风格也是作者生活、性格和情趣的反映罢,都是社会条件和自然环境熏陶出来的气质。
这南北两个窑村当然也有很相同的地方,例如,都拜窑神。这是中国广泛存在的功利主义泛神崇拜的一种,行业神崇拜。窑里装上了待烧的器坯,点火之前,必定要求一秋神灵保佑。
但在中国祭祀祈福活动上也发生了两个村子的差异。杂姓的小塌则窑村,主要的崇神活动只在窑神庙,也就是老君庙,农历正月、二月和八月都有香会。二月的香会,要连演四天大戏,每天两场,外村外县的都会来看。血缘的三卿口窑村,重要的祭祀求神由宗族主持,在宗祠里举行。每年“迎菩萨”,把“洪川安”神像隆重地从外村接来,供奉十天。十天里天天演戏,从下午一直演到半夜。各家各户在那石头里都要杀一头猪,交一份儿猪肉给宗祠,煮熟了给全村人分享。
两村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20世纪下半叶都经过合作化和国营化两次变革。但是,剧烈的变革都在生产关系方面进行,生产力并没有质的变化,于是瓷窑的生产终于一步步走下坡,直到停产。现在小塌则窑村还有几户窑主依靠炼焦业而维持着耐火砖生产,而三卿口窑村的局面则彻底转行了,人口也因外流而大幅减少。
罗德胤把这一南一北,相距两千多公里等两个村子,先后连缀起来写,既给我们研究的对象增加了一种类型,也增加了一种比较的方法。
我国有广大的农村,那里的乡土文化遗产极其丰富,可惜近年来以极快的速度损毁着,或许不久就会荡然无存。我们既痛心又焦心,“为什么我的眼睛常含着泪水,因为我把这土地爱得深沉”。我们的工作成绩并不辉煌,但我们将坚持我们的工作,不争其他的什么。
我阅读罗德胤的稿子,是在7月初,正逢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我想起,山西省的小塌则窑村和浙江省的三卿口窑村,都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军的残酷蹂躏。在南方,三卿口窑村被日军烧得几乎片瓦不留,青壮村民被抓去当劳工,有的被残害致死。在北方,日军占领了邻县南部以后,从农村里抓了二百名左右的妇女关在小塌则窑村附近的西湾村,供野兽般的侵略者欺凌。我在磧口街上调查的时候,两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曾经对我哭诉。我自己亲身经历过日本侵略者的轰炸和细菌战,多少知道一些那是一笔什么样的血泪债。谁要歪曲,谁要赖帐,都不能允许。谁要忘记,也同样不能允许。这不能算多余的话。
陈志华
2005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