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一词有很多含义”：这不是我们在20 世纪末的认识，而是来源于1753 年。这是丹尼斯· 狄德罗（Denis Diderot ）在自己编纂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a）中为《传播》撰文时的开头句。在这个时期，传播早已开讲多种“科学、艺术与职业”语言：畅销书，物理学、神学、防御工事学、刑事诉讼、公路网络等。它的多义性指向了分享、团体、毗邻、连续、体现、展览等思想。在启蒙运动的字典里，否定比肯定说明更多的东西，《开除教籍》（Excommunication）一文就是例子。在一个教士的笔下，它具有双重优点：使我们怀疑“传播”的原始模型是如何受惠于教会语言，而又不局限于此。“开除教籍”被定义为“断绝与一个人曾经保持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认为，所有与社会或团体隔离并失去与该团体成员交流的人都可称作被开除教籍的人。另外，团体隐喻使得人们能够测量传播话语在何种程度上依赖自明的有机体参照。当涉及命名“传播科学”时，词义的爆裂并没有阻止狄德罗看重其中一个词义。在《百科全书》中作为线索来安排知识及其“连贯性”的是修辞学，它是一种“理性的理解方式”。每个历史时期与社会阶段都有自己的传播构型（con.guration），这种有着不同层次（经济的、社会的、技术的或思想的）和范围（局部的、地方的、国家的、地区的或国际的）的构型产生着一个传播的霸权性概念。在从一个构型到另一个构型的过渡中，重要的是显示出断裂和连续性。随着研究的进行，传播概念多次被重构为一个新颖的形象，在以往的传播方式中包含着当下的成分。这部传播起源的历史遵循一种与媒介形态传播不同的路径。在此，传播被放在一个宽泛的视野中，它涵盖了财产、人员和信息的诸多交换和流动回路，其定义包含了交通道路、远距离传输网络和象征性交换手段，例如，世界博览会、高雅文化、宗教、语言，当然还有媒介。它也展现了思考这些现象的众多学说与理论。在解释传播的方面，重新回顾了许多作家，如沃邦、魁奈、杜尔哥、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圣西门、孔德、傅立叶、卡贝、普鲁东、昂方丹、达尔文、斯宾塞、李斯特、拉策尔、马雷、泰勒、塔尔德和勒庞。其他许多作家的思想也将被重新发掘。该历史开始于既没有媒体也没有新闻自由的17世纪，结束于20世纪30年代，此时刚刚出现大众传媒、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等词汇。在这段时期，重点主要放在19世纪。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其开始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终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的甚至把其延伸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一个传播基础技术系统被奠基的世纪，也是一个自由交换原则诞生的世纪。本书开篇于对以下情况的早期策略描述：通过理性（Raison）来控制运动与借助建立交通系统来构建商业民族空间。这是在法兰西王国出现的新的问题思路。当促进市场研究的福特主义在美国开始地域细分研究以便更好地与自己的目标消费者交流时，法国却自我封闭起来。福特主义当时把接合大批生产和大众消费以及劳动和景观的任务交给了传 播， 而且让传播服务于意见的技术管理。这正是纽约超过伦敦成为新的 经济世界中心的时候——伦敦自18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着经济世界的霸权地位。经济改换了火车头和地理基础，普遍性的模型被动摇，随之而来的是世界主义文化概念的动摇。正是围绕着4条历史平行线的无数交叉和相互穿插，浮现出关于传播的知识考古学。 第一种历史讲述对运动着的社会与流动的控制。它力求理解进步与社会的可完善思想如何伴随着现代传播活动而产生出来。现代传播又是如何与自由解放的思想变迁以及进化和发展思想保持着联系。政治算术与解剖学、启蒙运动、重农主义、自由主义和进化论是这些分析的中心。第二种历史涉及传播在普遍联系概念及普遍联系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它可追溯到把传播看成联系工具的早期陈述。该历史剖析了希望与 事实、学说与政治间不断增长的差距。在这方面，圣西门与其思想成了 先驱。世界博览会（Expositions universelles）不仅体现着工业主义者的思想，同时还是国际与跨文化关系场景中的调节和协商场所。在寻求“普遍联合”中，有关城邦（cité ）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代表着反思技术系 统以及机器文明诞生中的特殊时刻。 第三种历史的兴趣主要是空间。实际上是建立有关传播的地缘政治观点的谱系，对19世纪中伴随帝国霸权形成的文化和传播网络状况做 一个清单。接着解释被新的流动手段颠覆的一种战略思想的产生。 最后一种历史是有关标准化的历史，可计算个体出现的历史。这涉及个层面。首先是“平均人”概念的发明，它是围绕“天生犯罪人”与城市中群众和公众的出现而展开辩论的导言。其次是有关身体运动知识的构成：从测量运动员表现（performances ）的连续摄影术（其使电影发明成为可能）到工厂里的劳动时间测量器。最后是寻求界定大众文化产品使用者的形象。该研究与广告机构以及分散文化逐渐向依据工业标准生产的大众文化的过渡混合在一起。第四点还是一种结果，因为自“统计理性”的早期表现出现以来，测量、计算和记录是在构建现代化传播方式的漫长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特征。在显微镜的发现与民意调查的发明之间、在天文观测和人类多样性统计分析之间，展开了这种计算思想的历史。如果第二个千年终结于信息与传播发挥重要作用的控制论时代，这就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尽管不同时代赋予传播不同的意义，但传播开始于对理性理想的追求。从此，人们所做的表述就纠缠于解放和控制以及透明和不透明之间。 一方面是超越所有障碍与教条思想导致的偏见的逻辑；另一方面是社会与生产秩序的约束逻辑。迁移（délocalisation）手段让人摆脱了禁闭以及思想与物理边界，使运动的迸发以及相对边缘地区中心地位的加强成为可能。与传播相联系的自由和解放概念给人以矛盾的形象。在最早使用“构型”（con.guration）概念的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Elias）看来，这是因为传播构型的历史既是人类多种相互依赖关系形态的历史，又是大众管理所需要的控制他们情感与冲动形式的历史。只有阶段化且相互隔绝的历史进化论概念才能诱使人相信，长期的记忆不能继续加工当代的传播方式。人们只要了解一下19世纪蒸汽与电力网络的救世思想和20世纪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摆脱政治危机的观点间的相似性就可以了。谈论“不同技术形式”的传播，就意味着向原始团体的回归。长期以来，人们把传播与宗教（或religare）直接联系在一起，两者都是为了把人们联系起来。人类并没有为了赋予传播防止解体和创造新社会联系的功能而期待某些政治乌托邦的崩塌。在20世纪信息技术预言家之前，人们就对传播寄予了巨大的希望，这是一种具有技术品性的决定论。本研究沿循着前一部著作《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的线索，旨在满足与一个双重逻辑保持距离，它的出发点设在当下（presént）。首先，我们要避开一种过多迎合媒介领域的定义倾向，因为这种学术认识和工业活动领域表现出令人陶醉的性质。作为现代性的象征，它不断地超越自己，期望在不断地贬值，从而引起了一个无休止的运动。迫于与这种易逝的、不稳定的且难以稳定的研究对象妥协，观察者常常被置于屈服“大势所趋”的境地。人们依次使媒介担当起创世神、救星和替罪羊的角色，对它的单义分析常常轻视我们社会不断增长的文化复杂性。这种分析使人认为，在这个空间里一切都是以高可见度进行的，然而有关新的传播方式的重要问题并没有在此完全得到解决。我们的另一个考虑是，沿着一种实用主义逆流而上。该实用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专业知识发展的影响下不断地扩大对传播观察与表达方法的控制。受管理意识形态影响的传播思想与实践形式包含着多样化的机构和社会角色。社会调解方式伴随着权力的嬗变，这种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的内化，同样使把传播反思植根于社会调节方式历史的做法变得更加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