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性典籍，《诗经》学是古代中国的显学，现代世界汉学研究的热点。清理《诗经》学的发展过程，继往开来，加强海内外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是发展现代《诗经》学的必要条件。《诗经研究史概要》撰述的目的，是试图为《诗经》学史梳理出一个线索，勾勒出一个轮廓，初步评述主要的学派和名著，从而抛砖引玉，把这方面的研究推进一步。

本书原于一九八二年由中州书画社出版，初版只印行四千四百册。据著者所知，日本的书店一次就购进五百册，再购时已销售一空了。十年来，大陆的许多书刊对这本书作了评介和推荐，各大学的研究生作为必读书。但是，大陆的图书发行陷进一个怪圈，学术著作的出版和重印都十分艰难，这本书一直未重印。听说海内外需要此书的学人竟辗转相托复印，使著者深感惶惑不安。

著者的惶惑是因为对本书并不满意，其理由有三：一是本书从收集资料、思考问题，到起草部分篇章，是在六十和七十年代，那时著者的“本职”是种地或饲马，正像一位老友的赠诗：“不使才力付流水，独抱经骚苦钻研”，可是资料实难完备，内容难免有所空阙；海峡对岸和世界各国的新成果，更难以吸取；二是《诗经》学包括文学、语言学、史学、社会文化学、博物学等方面，是全方位，多层面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本书评述的内容远远不足；三是本书于八十年代初整理、充实和定稿时，著者虽已回大学执教，大陆尚未改革开放，执笔行文，不能不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所以，著者一直认为本书应该写得比现在的成书要好一些，它并没有多大的成绩，其所以受到一点推许，只不过是这个课题本身具有重要价值罢了。

几十年来，台湾和世界各国都有《诗经》研究的新成果。台湾学者治《诗经》学史的论著，质与量都处于领先地位。可惜两岸长期隔阻，彼此很少交流。台北国文天地社决定重排《诗经研究史概要》，出版台湾版本，在大陆以外地区发行，是推动学术交流的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借这个机会，著者也得便将本书作了适当的修订。为此，谨表谢忱。

著者在《诗经语言艺术》台湾版序言中曾说：“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是炎黄子孙的共同任务，台湾与大陆更应该进行学术交流。”愿我们学术界同仁加强联系，增进友谊，经常往来，选择适当的项目开展文化合作，把我们共同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发扬光大，把现代《诗经》学提高到新水平。

台湾版序

夏传才

一九九三年三月1982年版

序

《诗经》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文学作品，又是重要的社会史料和文化史料，研究《诗经》，在我国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

一定的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的经济、政治的集中反映；同时，“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84页）。恩格斯指出：“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501页）经历了许多世代的《诗经》研究，也有自己的材料，自己独立发展的历史。

任何科学研究，都必然继承前代的研究资料。《诗经》经过不同时代的人们，从不同的方面进行研究。经学家利用它发挥封建政治伦理思想，作为巩固封建制度的教科书。政治改革家通过它宣传社会改良主张，作为鼓吹政治改革的武器。文学家总结它的创作经验和艺术表现方法，推动文学的发展。史学家注重它的史料内容，用来考察古代社会生活及社会意识形态的演变。语言学家研究它的文字、音韵、训诂，写出一本又一本古代语言学著作。考古学家考证它的名物、典制，博物学家也没有忘记在这里留下痕迹的那些遥远年代的草木虫鱼，在各门科学史上应该占据的位置。两千多年积累下的丰富的研究资料，是我们的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

《诗经》在长期封建社会中被推崇为经典，关于它的内容和关属的问题，各个时代各个学派的学者，都依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按照自己的哲学观点、政治观点和艺术观点，提出自己的见解。因而过去的《诗经》研究，著述多至汗牛充栋，内容广至包罗万象，各家之说歧异纷杂，争论难决。面对这浩如烟海的研究资料，初研读《诗经》的人，常感无从着手。

对《诗经》研究史进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清理它的发展过程，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和方法，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掌握发展的线索，批判地继承一切有益的养料，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是建立当代新《诗经》学的必要条件。很遗憾，过去只有经学史中提供过一些零散的记载，近代胡朴安的《诗经学》就是初步综合这些材料的一本书，并没有超出经学的范围。五十年前蒋善国的《三百篇演论》，不论其观点和方法，还是资料的选择，距离当代我们的要求，相差都非常遥远。此外，还没有见到别的专著。建国以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诗经》，取得很大进步，但对《诗经》研究史的系统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

1982年版序《诗经》是儒家的经典，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国家规定为政治伦理教科书，因此《诗经》研究以经学为主体。经学自然以宣扬儒家教义为基本内容，不能不严重地掩盖《诗经》的本来面目。但是，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发展，经学经过几次重大的变革，各个时代的学术思潮有所变化。在各个学派的斗争中，新起的学派为了驳倒旧的学派，最初也以一定的求实精神，对《诗经》的某些方面，作出一些符合实际或接近实际的解释，积累了一些不无可取的训诂、考证等材料。经学发展的几个阶段，和中国文化发展的阶段是密切联系的，所以我们也按照这条主线，把《诗经》研究史分为五个阶段：

一、 先秦时期。春秋时三百篇最初流传、应用和编订，孔子创始儒家诗教。他的诗教理论，以及后来战国时孟子提出的方法论、荀子创立的儒家文学（学术文化）观，奠定了后世《诗经》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 汉学时期（汉至唐）。汉初，《诗》成为“经”。鲁、齐、韩、毛四家传诗，反映汉学内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以毛诗为本，兼采三家的郑玄的《毛诗传笺》，实现今文、古文合流，是《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魏晋南北朝时，汉学内部发展为郑学王学之争，南学北学之争。唐初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完成了汉学各派的统一，成为《诗经》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

应该注意的是：六朝文学创作繁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以《文心雕龙》、《诗品》为代表的文学理论著作，开始用文学的眼光来研究《诗经》，总结其创作经验，探讨其艺术表现方法。唐代自《毛诗正义》后，汉学的训诂、篇义僵化，唐代诗人们则继续着六朝对《诗经》进行文学研究的传统。

三、 宋学时期（宋至明）。宋人为解决后期封建社会的矛盾而改造儒学，兴起自由研究、注重实证的思辨学风，对汉学《诗经》之学提出批评和论争，压倒了汉学。朱熹的《诗集传》是宋学《诗经》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它以理学为思想基础，集中宋人训诂、考据的研究成果，又初步地注意到《诗经》的文学特点，是《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

元、明是宋学的继续。《诗集传》在几百年中具有必须信从的权威地位，宋学末流僵化而空疏。到了明代后期，在《诗经》音韵学和名物考证上，才取得一些成绩。明人诗话中也有对《诗经》的文学研究。

四、 新汉学时期（清代）。清人提倡复兴汉学，是以复古为解放，要求脱离宋明理学的桎梏。清初疏释《诗经》的著作宋学汉学通学，经过斗争，汉学压倒宋学。乾嘉时期的政治高压，产生了以古文经学为本的考据学派，对《诗经》的文字、音韵、训诂、名物进行了浩繁的考证。道咸以后的社会危机，又产生了今文学派，他们搜辑研究三家诗遗说，通过发挥微言大义，来宣传社会改良主义。新汉学内部又展开今文学与古文学的斗争。超出宋学、汉学以及清今文、清古文各派斗争之外的，还有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的独立思考派。

随着中国社会迅速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化，封建社会解体，清古文学、清今文学、宋学的残余，都在近代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冲击下，一齐衰亡下去。清人的诗话，如《姜斋诗话》、《随园诗话》中对《诗经》艺术形式的分析，却有较久的生命力。

五、 “五四”及以后的时期。早在“五四”以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就以爱国主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来研究《诗经》。“五四”运动猛烈地扫荡封建文化，资产阶级在批判封建经学、恢复《诗经》本来面目的斗争中，起过战斗的作用。胡适是现代资产阶级《诗经》研究的开山人。古史辨派对揭示《诗经》的真相，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鲁迅、郭沫若都是马克思主义《诗经》研究的奠基人。郭沫若是《诗经》今译的创始者，并且提出一个把《诗经》运用于古代史研究的科学研究体系。三十和四十年代的闻一多，在研究《诗经》的丰富著作中提出许多新颖的见解，把民俗学的方法、文学分析的方法和考据的方法结合起来，揭示《诗经》的内容和艺术性，并且创始了《诗经》新训诂学。

从以上简略的发展轮廓可以看到，二千余年的《诗经》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关于《诗经》的性质、时代、编订、体制、传授流派和研究流派的研究；二、对于各篇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研究；三、对于其中史料的研究；四、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的考证研究以及校勘、辑佚等研究资料的研究。在这四个方面，过去都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从孔夫子到闻一多，我们都应该给予科学的总结，批判地继承，把《诗经》研究提到我们时代最新的水平。

在《诗经》研究史上，每个里程碑都是集几百年各派研究之大成，并且反映它们时代学术研究的新水平。朱熹的《诗集传》到现在，又是八百年了。这八百年中，《诗经》研究的上述四个方面，都有远远超过前人的进步。清代学者也有过集成性著作，那主要是限于一个学派的。“五四”至当代，《诗经》研究在各方面都有重大的突破，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当代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文艺学、文学史等研究领域，都有重大的科学成就，使我们能够在科学的基础上，综合所有的成就，集中人力，分工合作，完成一部新的集大成著作，建立我们时代的新的里程碑。

对《诗经》研究史的研究，是建立新《诗经》学的重要条件之一，当然也非一时一人之力所可完成。资产阶级学派曾经说，两千年的《诗经》研究是一本令人望而生畏的“烂账簿”，读者“如堕烟海”，越搞越糊涂。这个论点，至今在国内外还有影响。如前所述，我则认为线索分明，有规律可寻，尽管卷帙浩繁又歧义纷纭，而各个时代都有各家各派的代表著作，可以作出适当的评述。这本书是初步的尝试，希望能够对开始研究《诗经》的青年同志略有帮助，面对那一架架《诗经》研究资料不至于茫无头绪，从而节约一部分时间和精力。

关于这本书的成书，还需要作一点说明。

青年时代，我是写诗的，比较喜欢《国风》纯朴无华又真挚感人的抒情风格。我认为要学习借鉴它的表现手法，最好的方法莫过于练习把它翻译为新诗，于是就开始试译。战争年代，炮火纷飞，试译就停止了。解放后教书，没开这门课，也只能在课余断断续续译一点。五十年代后期，我被下放到内蒙古草原，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在那与现实斗争隔离的日子里，我才能够集中精力学《诗》译《诗》。“祸兮福所倚”，这时我集中地系统地学习了马列、毛主席著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光辉，照亮了我生活和治学的道路，这也是我一生中研究《诗经》研究史的最难得的时间。伟大的导师使我明白：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批判地继承前代的资料，了解本学科的专门史，掌握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不熟悉《诗经》研究史及其丰富的资料，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古代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知识，没有对文字、训诂、名物的科学考证，凭臆断来译《诗经》，常常无异于画梦。所以，我开始学习古代史，研究《诗经》研究史，零零碎碎写出一些札记。这本书的前九篇文章，初稿都是在那个时期写的。党的三中全会使我获得新的解放，恢复工作以后，除了本职工作，我又先后开了《诗经研究》选修课和《古代文论》专题课，结合编印讲义，把过去的残篇充实整理成文，又补写了后面的五篇。其中几篇已分别在几个刊物发表，现在结集成书。

这本书名为“概要”，是说这十四篇文章按时代先后排列，可以看到发展的大概轮廓，评述了其中的主要著作和一些重要问题。因为最初是当一篇篇独立的文章写的，结集成书时，虽对几篇发表过的文章作了删补或改写，仍难免阙漏或略有重复之处。在《诗经》研究史上，有许多问题历代意见分歧，也有一些问题学术界尚未曾论述，限于个人水平，难免述评失当或引注失察，欢迎批评。

在京与王亚平重聚，读他的诗“二十二年归队来”，一片赤心向党，我深有同感。去年他书七律一首寄赠：

渭北初识正华年，新都近聚鬓霜添。1981年亚平写成条幅赠我，首联对句是“首都近聚额纹添”。后来，在《野草》诗刊发表并收入《两地书》出版，题《赠诗经专家夏传才》，这一句作了修改。今依作者自己的改正。

文山诗海探索远，雪地风天行路难。

不使才力付流水，独抱经骚苦钻研。

忽见窗外曙色现，飒然跃马向中原。

“渭北初识”指一九四一年在西北共事时，我那时开始试译《诗经》，于今四十年矣。岁月蹉跎，治学无成，感慨系之，因录旧作《长相思》一阕奉答：

血满衣，泪满衣，

五更阑珊梦依稀，

肝胆有谁知?

穷不息，病不息，

眼底江山镜里丝，

时闻战马嘶。

诗人刘章春节前寄赠七绝二首：

其一

无酒无花过小年，晚来难禁北风寒；

高龄诗友今宵访，顿觉春光到燕山。

其二

昨晚先生访敝庐，清晨把笔寄君书，

高龄老翁行程苦，信到钢城人到无?

深夜长街，送别依依，情意绵绵，如在眼前，因答：

夜长读君《枫林曲》，芬芳满室泥土香；

忆否登车把手问，问君何时还故乡?

写诗，需要沸腾的生活；治学，需要安静的书斋。两年来，事务缠身，风尘仆仆，诗兴索然，学业荒疏，倘诗文俱废，如何是好？谨将这本书奉献给社会主义学苑，请同志们批评指正，鞭策我勿忘长进。

夏传才

一九八二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