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矫形外科医生，在主持实施了两万多例矫形骨科手术，发表了140余篇论文，主编了四部矫形骨科专著后，竟要出版一本《医生、医术与人文》的书，多少有些令人不解，但细想起来，并不奇怪。这决非是附庸风雅，哗众取宠，也不是“叹医风不如昔，发思古之幽情”，本书是我从医30余年来学习、思考、实践、探索的结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卫生事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医院硬件与卫生队伍的建设、医疗技术水平与学术水平逐渐与国际接轨，引进或自主创新的高新医学科技成果不断出现，人民群众的健康状况普遍得到了改善，总体发展形势良好，但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全民健康保障事业的发展，与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大发展出现了不和谐，“看病难，看病贵”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从政府、社会民众到医务工作者，都在思考和探索，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方针如何定位？医生行医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历来十分重视医德的医学（仁心仁术）是怎么蜕变成了技术至上论的冷冰冰医学？传统民族文化的普世价值如何实现？在我国经济、科技发展还没有足够的实力的时候，主流的卫生工作究竟如何发展才能基本满足13亿中国人卫生保健的基本需求？

    卫生的本意是保卫生命，卫生工作者应当理解民众对医学工作的期望与责备，反思自己的医学行为是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主动转变？是否做到了对技术精益求精、又能满足不同层次患者的就医需求。医患互信关系下降的原因是患者变了，还是医生变了？健康决定着人的生存质量，是人生（包括医生自己）最基本的权利，世界上没有一种学问似医学那样历史悠久，涉及的知识面那样广，也没有一种职业和工作行为与人的生命关系如此休戚相关。在社会快速发展、医学环境不断变化的时代，做一个好医生，需要学习、考虑、兼顾的医学或非医学问题的确很多。

    1978年，一个治疗小儿麻痹后遗症肢残患者的强烈愿望，将我引上了需要哲理性思维且允许外科医生尽情发挥智慧、技艺的专业——矫形外科，而这个专业恰好与我的能力特点、艺术爱好、气质兴趣相符，我的医疗水平与学术水平不断提高。每当看到一个个严重畸形残缺、丧失行走功能的患者，经过我们的治疗，而矫正畸形、修复残肢、重建了行走功能而走向社会时，就感受到医生职业的神圣。在广大患者的激励与期盼中，我在矫形外科领域不断探索、总结创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医术风格，并创立了符合广大患者需求的“下肢畸形与残疾外科治疗技术体系”。

    当我的医术与学术水平发展到一定高度时，感悟到支配医生实施科学诊疗决策的并不是飞速发展的医学技术，而是那亘古不变的医道与人性精神。

    医学属于人道的皇冠。于是乎，近年来我将部分精力用于医学与人文的学习，反思人性与技术分离的医学理论、医学技术，并将心得体会融入到自己的临床工作与学术探求之中，顿感底气增厚，脑袋开窍，情意升华，与患者的沟通比较从容妥当，对医学技术的应用有了立体的把握，解决临床疑难疾病的科学决策能力明显提高。

    学习人文知识后，过去经常出现的苦恼、困惑、无所适从与重负感下降，求知精神高涨，科学信仰建立，心境坦然，仿佛进入了学以致用，情理兼通境界。感到医患关系其实并没有那么紧张！做个患者信任的好医生并不难，成为一个领域的医学专家也不难！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也面临生存压力增加，优胜劣汰，金钱至上，人情普遍下降的严酷现实。医务工作者尤其应该重温：“士志于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历史古训。在文化多元混同，以科学为轴心的时代，光明正大地坚守为民从道、守道、弘道乃至殉道的仁医本色，只有如此，医患关系才会变得和谐。

    本书的初稿得到了国家领导人和多位卫生界老领导、老专家的审阅、题词、写序，多位不同专业的医学大家和人文学者赐稿，这无疑为本书增添了熠熠光辉，说明社会各界是多么期望尽快提高医学工作者的人文素质，尽快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希望本书能为当前民众普遍关注的医学问题提供一些讨论的话题，为大学生和医务工作者学习医史医道提供一些切磋交流的素材。

    编写整理本书的过程，也是作者对医学与人文知识的学习与提高的过程。由于个人的文化底蕴差，书稿又是在繁忙的临床医疗工作之余完成的，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