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知识产权问题在法律和自然科学等领域引起重视，而且在有关多边贸易和知识封锁的纷争辩论中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但在传播领域的学术研究中似乎还没有把它重视起来。伴随美国加紧对版权的限制，出现了一些有关版权的书籍和文章，然而它们关注的焦点都不免放在“本地”问题上。当然，美国的确是知识产权全球化和标准化的主要推动者。它的文化产业为国家经济增长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这也就是为什么无数的有关当代知识产权的法律，不管是全球性、区域性还是国家性的，究其根源，几乎都可以追溯到美国社会的议程上去。

然而，美国在与知识产权相关事务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不能削弱知识产权作为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性。近年来，亚洲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国家正在大规模调整它们的知识产权立法，按照全球标准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各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的规定制定它们的知识产权框架。

在亚洲，无论是已经成形的还是正在兴起的文化产业，都必须在一个知识封锁盛行的环境中重新认识“创造”和“创新”的含义。亚洲各国政府正在试图寻找一种适当的知识产权政策，一方面能够遵循国际标准，另一方面也能够确保国家利益不受损失。然而，它们这种力求保持平衡的努力却成效甚微，因为有太多来自外部的压力要求它们开放市场，以便形成一个完全“平等”的竞技场。

本书中的文章认为，涉及知识产权和传播的问题绝不能简单地根据二元概念，如对与错、合法与非法，或者通过一个适用于所有情况的解决方案和全球强制措施来评定。鉴于知识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知识产权不仅是跨国公司用来保护它们自身经济利益的机制，也是人权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知识的获取和使用是关乎人类生存的关键性问题，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发展以知识产权的创作授权为代表的本地化项目，敦促本地政府采取支持传统知识的政策，并实施以巩固本地公共领域为目的的创造性举措。

我们希望本书能够让大家更加了解为什么尽管全球似乎都在支持一个单一性知识产权解决方案，我们却认为涉及知识产权和传播的问题首先是本地问题，并且需要本地化的解决方案。

本书中多数论文都是首次公布于2004年12月布里斯班举办的“知识产权、传播和亚洲太平洋区域的公共领域”的国际会议上的。这次会议是在基督教传播全球性研究计划世界协会的赞助下，于2002年到2005年间在班加罗尔、哈博罗内、纳塔耳、圣保罗和日内瓦举办的一系列有关知识产权和传播的专题讨论会之一。

我们感谢伦敦基督教传播世界协会的慷慨支持；  感谢昆士兰大学为此次会议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感谢在布里斯班的会议小组，尤其是刘爽博士，他为此次会议的安排和行程做了积极的工作； 我们也感谢Sage出版社，特别感谢编辑部主编Rita VjpeyiMorhan女士，她十分支持有关知识产权和传播问题的学术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