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内，中国唐代文学家白居易及其作品作为中华文化的典范对日本文化多元性的发展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十世纪时代，日本著名的学者庆兹保胤在他的《池亭記》 (982年）中曾经这样描述过自己的生活情趣。他说： “饭餐之后，入东阁，开书卷，逢古贤。夫汉文帝为异代之主，以好俭约、安人民也；白乐天为异代之师，以长诗句、归佛法也；晋朝七贤为异代之友，以身在朝、志在隐也。余遇贤主、贤师、贤友，一日有三遇，一生有三乐。”这是日本平安时代贵族知识分子把中华文明作为生存典范而进行自身修养的经典性表述，而其中又以白居易的人格风范与诗文作品在日本古代文化史中具有最为持久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作为东亚地区灿烂文化形成的内在的理路脉络的一个层面，“白居易文学”作为一个丰厚的“文化文本”，它与日本文化（包括文学）的诸种复杂生动的内在关联，留给后世的“文学研究”乃至“文化研究”许多重大的亟需研究者思索探讨的课题①. 

  ① 本文所设定的“古代”，是中国学界普遍的认知范畴，即以中日两国社会进程中的“近代”为分界。由此而定，则本文提及的“古代”，包括了日本史上一般设定的“古代”、“中世”和“近世”三个时期。隽雪艳博士长期致力于日本古代文学研究，日前有机会拜读了她的大著《文化的重写： 日本古典中的白居易形象》，深受教益，并由此而引发了自己一些长期萦绕心头的思考。

我国学者关注白居易文学在东亚文化圈中的历史地位并进而考量它与日本古代文学相互关联的运行机制，大约开始于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期与80年代。如果与这一文化事实发生与存在的实际年代相比较，我国学界在研究的“注意力”表达的时间上实在不成比例①。但我们毕竟已经起步，已有若干论著问世。面对这样一个看起来很熟悉和亲切，而事实上又是十分纷繁复杂的“文学”与“文化”的现象，我们已有的研究（这里主要是指我自己的论述）就显得肤浅和笨拙了，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把“论述”变成了介绍“文化流布”的新闻报导，有时候研究者意会到了什么却又无法把握其核心也无法确切地加以表述。这是因为研究者面对的这个“白居易文学”，它作为文化史学上的一个“本文”，它与日本文学的关联，涉及到东亚文学中“文化传递”的一系列具有基本意义的理论问题，它对于日本文化（文学）的冲击而造成的日本文学若干层面中的“变异”，涉及到对日本古代文学史的根本性评价问题。这样的课题，坦率地说，不仅是一个“中国文学研究者”或是一个“日本文学研究者”这样的“国别文学”研究者所能承担的，而且，也不是一般地识得日文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或是识得汉文的“日本文学研究者”所能为之的。我一直期待着我国正在成长中的中青年学者，以自己敏睿的思考和正在积累的关于双边文化的丰厚的学识，在东亚文化（文学）的研究中，例如在“白居易文学”的研究中能够既踏实又犀利地把握住文化本相，进入到“文学传递”与“文学变异”的内在运行机制中展开研究，获得有价值的突破。

  ① 参见李书成主编、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辑《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中国人事出版社刊，1995年版。我初见隽雪艳博士的大著，从书题上看，觉得这是个比较文学中的“阐释学”或是“形象学”的论题，读完全卷，释解茅塞，原来全书的旨意致力于用一种全新的视角阐明中国白居易文学在古代日本的流传，以此为基础解析日本文学的内在机制中所产生的相应的“变异”，并进而阐明在日本古代文学的样式与文化的理念中所产生的若干“新认识”“与“新样式”的发生理路。事实上，全书旨在阐明一种民族文学内的“文学变异体”生成的逻辑过程。著者在较为充分地把握这一课题的双边原典文本的基础上，通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形象”、“阐述”和“诗学”诸层面的融汇释解，把“异质文学”之间的传递与影响做到了“文学发生学”的层面。本书所体现的关于在比较文学“传播”与“接受”的研究中，就其对于研究对象思考的深入，对于异质文学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内在机制“变异”观察的睿智，以及对于一种民族文学“自身变异”而产生“新体”的表述的明朗，以我个人的读书状态而言，在我国同类型课题研究中，不仅是在“中日文学关系”研究中，而且在广泛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确实具有独特的创新性价值。对我来说，至少是开启了自己长期在这个领域中探索思考研究而未能达到的一个新的境地，在隽雪艳博士的这部著作中获得这样的学识启示，我当然为之欢欣。

我在匆忙的阅读中获得了一些粗浅的体会，觉得本书的学术价值至少有这样三个层面是应该引起我们的同行和读者诸君充分关注的。

第一，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文学域外传播”的阐述，至今大多数采用“平面直线”的叙事表述形式，本著作则选取在特定时空中从日本平安时代贵族知识分子到镰仓时代禅宗僧侣编辑的以《千载佳句》、《和汉朗咏集》和《文集百首》等为核心的白居易文学的“句集”为考察“白居易文学”在日本的流布的依据。这些《句集》的编辑者各自在“白居易文学”中发现了自己和自己所代言的那个阶层所需要的精神形态，从而将白居易文学中相关的诗文句聚合起来夸张为他们自身精神世界的本源或是精神世界的襄理。阅读本书沿着著者这样的解析，使我们观赏到了白居易文学进入日本社会的全新的文化图像。这个图像在日本社会不同的进程中有不同的形态，这种不同形态的白居易形象各自形成的脉络，就是白居易文学在日本流布的轨迹。隽雪艳博士以睿智的文化学理论法则具体地把握住了白居易文学在日本社会流转的线索。她向我们展示的这些各不相同的白居易形象，其实都不是我们在中国文学史上所认识的“白居易”，而是日本古代各个时期的文学者为他们自己的需要而言说的“白居易”。用“本源的白居易”去衡量“言说的白居易”是没有意义的，文化史学家的任务在于研究与阐述这些被“言说的白居易”之所以成为如此形象的广泛的文化语境。这里用得着马克思关于“文化传递”规律的一句名言，他说“不正确理解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的阶段上，是适合于普遍使用的形式。①”我以为马克思的这一论说很准确地表述了文化流动的基本事实。隽雪艳博士在这个层面中的解析，不意与马克思的观察与判断正相一致，事实上也与我们现在把握的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国别范围内各种文化流转的真相相符合。本书的这一观念与表述为准确把握与阐述中国文化（包括白居易文学）在域外的传播，作了新的努力和提供了相应的范例。

第二，本书以相当的功力研讨了日本古代文学中一种具有特别意味的文学形式--“句题和歌”。从一般的日本文学研究而言，“句题和歌”并不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一则可能是具有“国学观念”的研究者本能的弱视心态，一则可能事涉“和汉”诸方面的文学研究需要相应的学识，一则也可能稍年轻的学人对于“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总体文化势态缺乏理论与事实的感知等等，总之，在我读到的《日本文学史》或《东方文学史》中，几乎没有什么文本提及作为“日本文学”的“句题和歌” ②。本书把“句题和歌”列为专章，成为著者研究白居易文学与日本文学关系一个重要的层面。诚如隽雪艳博士所言“句题和歌，它包括两个部分： 一是句题，一般是一句或两句或多至四句的汉诗诗句；二是和歌，即根据“句题”的内容而作的和歌。”一般的读者不易理解这种文学样式，其实，它是中国文学进入日本文学的过程中在形式与内容上被解体而以它的“有价值成分”在日本文学中形成的“文学新体”，我们把它称之为“变异体文学”。一种文学进入异质文学中，与异质文学相互碰撞后，以多样性、互补性、变异性与统一性的状态促使异质文学内部产生“新的文学样式”即“变异体文学”，这应该是文化（文学）传递的终端成果之一。

  ① 见 1861年7月22日马克思致拉萨尔的信。 

② 我这里指的是总的学术状况，就日本文学研究而言，事实上也有少部分学者是“和汉贯通”的研究者，以1984年日本学术界建立“和汉比较文学会”为标志，学者们在研究中愈益意识到“和语文文学”与“汉语文文学”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而致力于综合的研讨。隽雪艳博士正是把白居易文学向日本的传递在这样的层面上追踪到了它的最终端的结果。20年来我们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一直主张探索和阐述“文学变异体”，揭示它的内在机制，阐述它的形成的轨迹，可是，在“文学文本”层面上能真正实践这样的理念的成果实在是微乎其微的 ①。我们从事于双边文化或多边文化的研究，如果不能在文化运行的最终端把握着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那么我们就没有把自己设定的课题最终做到底。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应该高度重视隽雪艳博士关于“句题和歌”的研究及其表述的内容所提示的“文学关系研究”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路径和方向。

  ① 1985年我在《中国比较文学》同年第一期上刊出《日本“记纪神话”变ND2EC体的模式与形态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 （此文又见1987年北大出版社刊《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选》）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在“文学关系”研究中探索与阐述作为最终端成果的“变异体”，推动对于现今各类《文学史》著作的重新认识，但国内响应者寥寥。2006年以来，曹顺庆教授与他的弟子连续发文，呼应关于“文学变异体”的研究，但只停留在“论说”层面而未见关于具体“文本”的探索与阐述。“文学变异体”的探索，它的具体的实际的研究，可能比一般论说更具有真正的学术意义和价值。第三，本书在考察特定时空中日本社会对白居易形象的不断重写的过程中，著者以宽阔的学术视野使阐述的注意力超越文学领域而进入日本社会的思想层面，论说以白居易的“狂言绮语”主张为核心，认为“日本人从白居易的句子中获得了这样一种理论： 文学如果是为了赞佛而作，那么，尽管其‘狂言绮语’的性质没有改变，但是，随着它成为传教性质的存在，原有的罪障便可消除，并且，文艺活动可以成为信仰佛教的助缘。"  从而催生了“和歌即是陀罗尼”这样的世俗文化与佛教信仰之间协调与平衡的心理。这样的心理特征事实上也是白居易文学东传中在思想层面产生的“变异体”形态。在进入中世时代后，白居易对自身生存乐趣的这种表述，逐步内化为日本更广泛的阶层在自身生存中从事文艺活动以及超越文艺而构筑其它多种具有“美意识”价值的民俗活动例如在 “歌道”、“花道”、“茶道”等的形成与发展中所需要的心理认知的精神助力。隽雪艳博士在这里揭示了白居易文学介入日本特定时间中的从宗教信仰到民俗美意识活动的思想精神形态，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前所未知的学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学理上提示了比较文学研究者在从事于“文学”研究的同时，必须扩展自己的视野，把对“文学”的研究放置于“多元文化”的“语境”中，唯其如此，才能在更加深刻和广泛的层面上确认对所研究的“文学文本”的认识。

隽雪艳博士的大著《文化的重写： 日本古典中的白居易形象》的刊出，再次表明经过近30年的努力，我们在中日文化（文学）研究与中外文化（文学）研究中经过自己的学识积累已经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具有理论意义的表述系统，它以系列文本的解析为基础，可以把这个领域的研究推进到它的终端目标。这是我们的研究者以自己辛勤的努力和聪慧的睿智综合而达到的成果。30年来，隽雪艳博士从北京大学的一个本科学生成长为东京大学的文学博士，可以说，我是她30年学术道路的同路人和见证人。她作为1977届的学生进入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学习，经受了关于中国古典文化的良好的训练，我作为她当年学士学位论文《关于日本钞本〈文选集注〉》的指导教师，意识到她在中国古典文化学习中正在寻求其国际视野。20年前她前往日本留学，先是受业于著名的户川芳郎教授（现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东方学会理事长），后在三角洋一教授（现东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专业主任）指导下进行《文集百首》的研究，并以此研究获得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完成了学术重点的转移。从中国古典研究转向日本古典研究，这当然是隽雪艳博士的学术兴趣和志向，但这同时需要足够的勇气和包括语言和文化的相当量的学识修养，她以近20年的努力而修炼成对于中日双边语言和文化的“真正的”理解和把握。记得30多年前我进入日本文化研讨的时候，周一良教授曾经对我讲过的一句使我铭记终生的教诲，他说： “一个从事国际文化研究的人，要能够在中国讲中国文化，在日本讲日本文化，这才是站得住的。”周先生本人就是这样在中国和日本文化研究中根深叶茂而任何风吹雨打不能摇动其根基的学者。读隽雪艳博士的这部著作，其中透露出的她对于中日两国古典文化的把握与运用、解析与阐述，可以体会出她内聚的学术修养和功力，正在沿着周一良先生所期望的学术模式发展，这不仅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所期待的，更是我国人文学界所期待的新一代多元文化复合型的研究者。

   当年我在北大担任指导隽雪艳博士学士学位论文时，自己不过是40刚出头的中年，现今读到她的这部大著时，已经耄耋之期。岁月这样匆匆地过去，但在回味岁月匆忙的时候，却意会到时间和实践已经造就了一代超越自己的强有力的研究者，回想他们的努力和业绩，自己有了许多的欣慰和永远的安逸。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答应了隽雪艳博士的好意，把自己关于这部大著的读后感想匆匆草拟于此，是为序文。

             2008年10月 撰于香港维多利亚柏景台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