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普罗维登斯市（Providence,R.I.）的一个年轻记者，我过去常常顺路到玛丽（Mary）和道格拉斯·达纳（Douglas Dana）开的那家二手书店的里屋喝茶。道格拉斯是个面色红润的苏格兰人，每次看到我，他都会取出他新发现的初版书给我看，同时玛丽则会预言道格拉斯将会保留这些书，永远不卖。一个礼拜六的下午，道格拉斯像往常一样给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给我后来的报道生涯带来了重大影响。那是马里恩·登曼·法兰克福（Marion Denman Frankfurter）和加德纳·杰克逊（Gardner Jackson）编著的《萨科和万泽蒂的信》(The Letters of Sacco and Vanzetti)。

我以前是听说过“萨科—万泽蒂事件”的。我7岁那年，萨科和万泽蒂2人在波士顿的查尔斯监狱被以电刑处死。我当时除了知道这两名意大利人是谋杀犯，以及监狱电椅接通电源时会出现一股强烈的电流——此时远在15英里外的我的家乡斯通哈姆（Stoneham）以及曼彻斯特东部所有地区电灯都会闪烁不定——以外我一无所知。当时年幼的我没有任何理由去质疑他们的罪名，我甚至都没有7岁小孩应该做的那样对死刑心存疑惑。但当时我却对这样一个现象感到震惊： 这两名罪犯的死刑给成千上万的家庭带来阴影。

这就是道格拉斯·达纳给我看那本书以前，我对萨科和万泽蒂的全部印象。那是一本装帧良好、印刷清晰的硬皮书。在草草翻阅后，我发现书中反复出现一个叫爱丽丝·斯通·布莱克韦尔（Alice Stone Blackwell）的人。爱丽丝是一位女权主义编辑和作家，是露西·斯通（Lucy Stone）的女儿。从书中不难看出，爱丽丝与两名罪犯是朋友。爱丽丝也是我母亲的朋友，我曾读到过一首我母亲写给爱丽丝的诗，这激起了我对爱丽丝的兴趣，道格拉斯·达纳也只得无可奈何地把书卖给了我。

阅读萨科和万泽蒂的信件导致我后来连续7年都将业余时间花在了对该事件的采访报道上。为萨科和万泽蒂被错误地定罪和处死的凶杀案找到一个最终答案成为我的心头之痒。通过阅读，我明白了罪犯被施以电刑时，刑房内所有的灯并不都会闪烁不定，以前的说法全是编造的。我阅读了数不清的审判笔录、判决后的书面证词、上诉书、官方报道、对在世的案件负责人的采访以及众多在6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涉及该案的书籍，从这些阅读中，我加深了自己对报纸的社会角色的理解。

1920年，鞋匠萨科和鱼贩万泽蒂被控杀害出纳员和他的助手，在马萨诸塞州南布雷茵特里镇（South Braintree）被捕。那是一桩发生在人行道上的残忍谋杀案。在光天化日之下，5名男子对两个人实施杀害后驱车逃之夭夭。来自意大利的移民萨科和万泽蒂都是无政府主义者。逮捕发生时，美国全国都处于一种狂热中。数年前产生的对俄国革命的恐惧，对于所有“外国人”的普遍偏见以及公众对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无知给这种狂热火上加油。美国司法部长A.米切尔·帕尔默（A. Mitchell Palmer）也是狂人掀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利用司法部攻击所有激进分子，制造了被称为“帕尔默袭击”的大规模逮捕，这些逮捕几乎发展成一种全国性的运动。

尽管有压倒性证据证明司法公正遭到了粗暴的干涉，但绝大多数媒体都支持“帕尔默袭击”，并对将萨科和万泽蒂定罪饶有兴趣。从某种程度上讲，媒体是一面镜子，因此能解释为什么它既体现了又推动了当时席卷全美的那种歇斯底里情绪。但考虑到媒体数量众多并且立场多样，它应该能起到平衡的作用，应该能在报道和评论中体现理性和观点的多元化。然而，当时的媒体并未能发挥这样的作用。

直到1927年萨科和万泽蒂即将被执行电刑之时，多数严肃媒体才改变了自己立场。记者们发现州政府欺骗民众压制了案件证据； 编辑们对案件出现了重大误判这一点确信不疑。但一切都已为时过晚，当时事态已经发展到，为了维护马萨诸塞州的声誉，必须处死两名罪犯。州政府态度坚硬，拒绝改判，因为用该案中令人钦佩的律师赫伯特·埃尔曼(Herbert Ehrmann）的话来讲，改判将会“表明我们的社会秩序存在问题”。

在美国，我们依靠大众媒体来预警“社会秩序中存在的问题”。1921年萨科和万泽蒂被判决时，尽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我们的社会秩序存在问题，报纸却没能及时发出相应的信号。直到1927年两人被处决时，绝大部分媒体才改变立场。尽管这一改变来得太晚，没能挽救萨科和万泽蒂的生命，但这一教训对新闻媒体而言却有着重要意义。

在我后来的记者生涯中，同样的事情曾再次上演。新闻媒体固然不是一个单一的庞大整体，也不可能僵化于一系列永恒不变的标准之中，但它们却具有内在的偏见，这种偏见能保护企业权力，从而削弱公众对那些塑造了美国图景的各种力量的理解能力。这些偏见有利于维持现状，就好像在

萨科—万泽蒂事件中起作用的那些偏见一样，它们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950年代，当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议员获得蛊惑人心的力量时，他做了与米切尔·帕尔默相同的事。如同30年前那样，麦卡锡得到了绝大多数报纸的热心支持。尽管为了力挺麦卡锡，当时的报社将不得不放弃“忠实记录”和批判性判断的纪律要求。最后它们真的放弃了。

在20世纪50年代民权运动兴起之时，我以外部记者的身份探班其他媒体以获得一些新闻边角料时，不管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大多数高质量的地方性报纸都会告诉我在它们“有色人种居住的区域”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但事实是，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中都相继爆发了种族冲突事件，这些事件甚至让当地媒体都觉得突如其来。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在报道社会结构性贫困时，在一些最好的报纸的新闻编辑室里我再次听到同样的话： 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但几年之后，我们都很清楚，美国不仅存在结构性贫困问题，而且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

但是，当我同样向以上那些报纸问及骗取社会福利的人、低级的政治骗术或者任何公共机构的渎职时，它们则向我展示了报社图书馆中堆积的各种相关剪报，以证明它们一直在关注这些动向。

由此可见，媒体中似乎存在这样一个双重标准： 对公共机构未履行职责非常敏感，但对私人领域同样重要的不作为，尤其是对会影响到企业界的新闻反应迟钝。这种制度性的偏见不仅是保护了工商业系统，它更剥夺了公众了解现实世界的机会。

我们对现实的印象并非仅形成于某一次对于现实的完美披露，而应归功于大众媒体提供的若干毫不起眼的碎片，这些社会图景的碎片日积月累拼接出一个现实。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动态的和不断累积的，并且，只要还存在一个决定哪些现实碎片重要哪些不重要的公正模式，我们的世界观就会不断自动调整。但是，如果这些碎片中的重要一类被过滤掉了，或者说仅只是模糊地被包括在其中，那么我们对社会和政治世界的理解就会出现偏差。终极的人类智慧——对于因果关系的洞察能力——就将遭到损害，因为洞察因果依赖于事件发生的时序和重要程度。如果无法明了因果关系中的每个环节，我们的力量和缺陷来源于何处就会变得不确定。引导我们社会行动的观念有所缺失，错误就会在数十年内不断重复。

我的个人交往、职业经历和研究告诉我，记者、作家、艺术家和制作人从个体上而言，都能制造出现实世界的图景，这个图景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监测“社会秩序存在的问题”。但是，为了能展示这幅多样化的图景，他们必须在主流机构中工作，而这些主流机构也必须是多样化的。但作为影响我们对现实世界看法的最主要的机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图书和电影——越来越沦为大众媒介偏见持续受益者的私人财产，因此撰文探讨这一点在我看来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