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思文丛书”缘起00“东亚·思文丛书”缘起 本丛书拟选择国内外当代学者有关“东亚”的思想、历史、文化的研究著作，陆续刊行。“思文”者，既含思想文化之意，也含思考“文”之意。我们重新启用“文”这一称谓，自然是不想以某一学科为限界，而是期盼有新作可以反思近代学科制度、突破百年来形成的窠臼。
我们深知，“东亚”也是近代的产物，它首先来自他者的命名，反映了西方从“中心”远眺“边缘”的想象。在十九世纪兴起的全球化过程中，西洋文明和资本主义挟坚船利炮骎骎君临，我们被抛进一个被称为“现代”的秩序。在现代性的光晕下，我们接受了某种线性进化论式的时间/历史想象，也接受了“东亚”的空间概念。在这一线性上升阶段中，“东亚”被定位为幼年时代，被视为某种童蒙的隐喻。同时，眩目于“西方”这一新的普遍性，我们也开始想象、构筑“我们”的“西方”。就像一块硬币的两面，这其实也是我们构筑“东亚”的开始--对他者的认识与自我的建构往往是同一回事。而重审这一空间概念以及其间喧嚣的话语，叩问其中所蕴含的制度性和权力性，是本丛书的关心所在。
当然，何谓“东亚”，也不是这篇短短的“缘起”所能回答的。以今日的视点观之，一个封闭的、自在自明的“东亚”是不存在的，它只是某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性的历史命名。因此，我们无意去构筑某种本质性的“东亚”。本丛书意在从学术的角度展示“东亚”的复杂性。“东亚”是我们思考的场所，也是我们反思的对象。相对于近代以来建立的各种意识形态框架，重新审视现代性，以建立一种开放、多元、包容的和伦理的“文”，是我们的拳拳期盼。
丛书以专家匿名评审方式选择书稿，并聘请若干专家参与审稿工作。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香港实业家陈君实先生的鼎力支持。
中文版序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精读00中 文 版 序 福泽谕吉所著《文明论概略》一书，已经被公认为近代的古典。岩波文库致力于编修古今内外的典籍，所精选的百册经典之中，《文明论概略》总是居于上位。若不提及此书，则无法谈论日本近代，尤其日本的近代化。若将日本的近代化视为文明化（即西洋文明化），那么《文明论概略》便可以说是近代化的法典。这本书恐怕正因为被当作近代化的法典，才会被翻译为中文及韩文吧！
我之所以会对此书展开精读，用意并非为其再添一层近代化之法典的色彩。这个工作已经在丸山真男手上完成（氏著： 《读〈文明论概略〉》，东京，岩波新书）。丸山视《文明论概略》为古典而进行阅读，令他的著述充满关于“近代”之教养主义式的谈话。我并未将此书当作古典来重读。那么，我究竟为何、又是如何重读距今约一百四十年前的日本近代黎明期之著作《文明论概略》的呢？我着手对此书进行重读的时间是2001年，正当福泽辞世后百年。我试着把这部书回归它问世的时间点--即1870年代的日本--然后再进行阅读。
1870年那个时代，日本甫经明治维新，开始迈向近代国家的道路。但是日本对于究竟要如何形成一个国家，还在摸索，也还未确立方向。十九世纪后期，先进国家的帝国主义性格日益强固，日本面对这样的国际环境，一方面承受列强的压迫，一方面必须形成独立的国家。那是一个日本无法确定自己能否成功晋升为独立国家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福泽描绘了日本文明化＝近代化的蓝图。他清楚地指出： 日本的文明化必须以西洋的近代文明为准则。福泽写作该文明论的历史意义，在于明确地将近代日本文明论之国家策略规定为以西洋先进文明为典范的文明化＝近代化。在这个基础上，他讨论何谓文明，探究文明社会的内容，订立迈向文明化的对策，也描绘出文明化的蓝图。
然而，福泽并不是在空无一物的白纸上描绘他的蓝图。福泽的文明论，必须说服长时间在封建社会里被驯养、习于服从的人民，教导他们“独立方为文明之基础”的道理--因此这是一个在本质上充满挑战性、抗争性的启蒙论述。明治维新伴随着王政复古运动，新日本诞生了。起初，新日本依然被所谓“天皇制国体论”的紧箍咒所束缚。若以这个国体为基础，那么还有多少可能去构建文明国家呢？因此福泽一面和天皇主义的国体论抗争，一面和儒教主义的道德国家论抗争，并努力描绘出迈向文明国家（即真正的独立国家）的蓝图。再者，当时日本也正是国权论和民权论针锋相对的时候。处于日本内部各种主张既互相敌对又互相抗争的近代国家形成时期，福泽究竟对政治、政府与政体提出怎样的主张呢？而面对严苛的国际环境，既要确保国家的独立，又要推行文明化，要如何令理想成真呢？
日本身为东亚的一员，既背负着来自十九世纪末这个时代的迫切课题、也背负着来自东亚这个大环境所赋予的迫切课题，福泽的《文明论概略》是一部与同时代的各种言论激烈交锋所写下的文明论之书。我以这样的角度阅读《文明论概略》，换言之，我将此书视为福泽应时代之迫切课题，所提出的日本文明化（近代化）设计。用这个角度阅读此书，意味着面对近代日本所执行的自我检视。近代国家--日本--已经在世界史上被烙下在亚洲掀起战争的印记，因此我将1945年日本的战败，视为近代国家日本的重要里程碑，我们应以这个里程碑为起点，往前回溯并重新审视日本近代黎明期。福泽在1870年的黎明时期，为日本规划了怎样的文明蓝图，又或者从该蓝图中舍弃了什么？由1870年又过了七十年，来到1945年那个时候，日本自我蜕变成怎么样的近代国家呢？就福泽的计划而言，七十年后的日本实现了什么？又或失败了什么？近代日本是过度实现福泽计划的产物，还是违背其用意的结果呢？重读《文明论概略》对我而言，具有自我检视近代国家日本的意义。而我的这个阅读方式，是福泽的战后启蒙解读者--丸山真男--完全没有采用的读法。丸山视《文明论概略》为近代启蒙古典，因此他的著述仅仅彰显出《文明论概略》之中早慧的近代思维，并称赞这种近代化思维得到了实现。并且由于他将此书视为古典，《文明论概略》反倒与十九世纪末的东亚和日本产生了距离与隔阂。
我将福泽的《文明论概略》当作近代国家日本的自我检视进行了精读。这种读法亦可以让在东亚已完成近代化的国家以《文明论概略》来执行自我审视，或由第三者的角度来检视日本吧！这是因为重新阅读《文明论概略》，可以敦促我们重新思考东亚的近代国家的形成究竟意味着什么。
为本书翻译的陈玮芬博士，努力不懈了两年，终于让我的著述得以呈现在汉语圈读者的面前，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文明论概略》精读一书，既批判了丸山对《文明论概略》的解读，同时也为当今的课题提出省思，要翻译成中文，实属困难。如此艰难的工程，除了对我行文结构十分熟稔的陈博士之外，相信不容易再找到其他人选。在此书中文版刊行之际，我希望向陈玮芬博士致上由衷的敬意和谢意；同时，我也希望向策划并推动本书出版的北京清华大学王中忱教授致以无上的感谢。
2008年7月25日子安宣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