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宋史十二讲》将要和读者见面了。本书收录了我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有关宋史(含金史)的论著十二篇。我愿借此机会，向读者简介我的宋史研究过程。

我的父亲乐素先生是我国现代宋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又是我的研究生导师。我之所以选择宋史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重点，受到父亲的深刻影响。但是，父亲从来没有刻意要培养我成为一个宋史研究者，这是潜移默化的结果，也有一些偶然的因素。

我在《父与子》一文（收入《陈智超自选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中曾经总结父亲对子女的影响： 开明、启发与责任。从曾祖父开始，对待子女的开明形成传统。曾祖父维启公是个药材商人，曾经着力培养祖父读书、应举。但是，当祖父陈垣先生不愿受科举八股文的束缚，博览群书，遭到许多长辈斥责为不务正业时，他却力排众议，支持、放任他读喜欢读的书，终于成为一代史学宗师。祖父有十一名子女，他对子女职业的选择，从不干涉，从事史学研究的只有父亲一人。而且，父亲最初攻读的是经济学，是在三十岁以后才转向历史学的研究与教学的。到了我这一代，兄弟姊妹五人，如果包括堂兄弟姊妹共二十四人，从事史学研究的也只有我一人，而我，也是拐了一个大弯才转到史学上来的。

我高中毕业于1950年。当时正是建国之初，百废待举。我没有报考大学(如果当时报考，我也会选择国家建设急需的地质等学科，而不会报考历史学系)，先是报名参加土地改革，后来又到中老、中缅边界参加公路修建工作。父亲没有干涉我的人生选择。在云南的几年，我一直工作在最基层，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中，在百里无人烟的原始森林中，披荆斩棘，伐山开路，生活异常艰苦，险情不断，但充满建设者的豪情。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日子。

1957年，中国建设处在“马鞍形”的底部，当年我们的工程局没有接到任务，全体工作人员在滇池边的呈贡县可乐村集训。只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才勉强同意我报考大学，我面临人生的又一次重大选择： 报考什么专业?在云南边疆的五年，我一直从事技术工作，并坚持专业自学，报考工科应该是很有把握的，但父亲多年来的潜移默化起了作用，我最终选择了历史学专业，并以第一志愿被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在这之前，我报考什么大学，什么专业，并没有告诉父母。当我到北大报到、回家见双亲时，明显感觉到情感一向不外露的父亲的喜悦之情。我知道，他是为我们家庭有了第三代从事史学、并且是第一个史学专业的学生而感到欣慰。

父亲在史学(特别是宋史)方面对我的潜移默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父亲对子女影响的第二点： 启发。祖父常用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话教育子女，父亲很好地实践了这一点。

1941年，当我还只有七岁时，父亲开始了《宋史艺文志考证》的写作。他有时带我到图书馆帮他抄资料。这件事给当时同在图书馆看书的容肇祖先生留下深刻印象，半个多世纪以后还对我谈起这段往事。在家中，他发动我们姊弟检查《四库提要》，发现其中提到“宋史艺文志”或“宋志”的地方，用红铅笔标出。标完之后，交换复查，凡查出对方有遗漏者，可得一小奖品。本来是枯燥的检查工作，变成了姊弟之间快乐的竞赛。1946年，我十二岁，父亲任教的浙江大学从贵州复员，我就读的浙大附中也迁回杭州，学校提前放暑假。我利用暑假为父亲誊录了《宋史艺文志考证》的第一稿。回到杭州以后，随着年岁的增长，父亲交给我的“任务”也逐步加重。他在1947年发表的《主客户对称与北宋户部的户口统计》一文，有关北宋前七朝的户口统计数字和客户百分比，都是先由我反复计算，由他复核的。再往后，我也偶然会旁听他和母亲关于写作论文的讨论。虽然当时我对宋代历史的了解还是肤浅的，但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工作的甘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开始历史研究，重点是中日关系史。“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给了他极大刺激，从此转攻宋史。他的第一篇宋史论文《宋徽宗谋复燕云的失败》，就是痛感于国民党当局对日本侵略奉行“不抵抗主义”，连昏君宋徽宗都不如，借古喻今。三十年后的1961年，当我准备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中国大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独立、统一的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但是香港、澳门仍然没有回归祖国，西方列强对新中国处处实行封锁，作为一个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我选择了《嘉靖中浙江福建地区反对葡萄牙殖民者的斗争》作为我毕业论文的题目。我认为揭示这一段历史的真相，颂扬中国人民反抗殖民主义侵略的光荣传统，是我这名青年学子的责任。

1962年，我们将结束五年的大学学习。当时没有大学毕业生自谋职业一说，同学们都在等待毕业分配。大家都没有把握： 毕业后分配到什么岗位，是从事研究还是教学； 是在大学还是中学； 还是在其他单位。正在这个时候，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领导派了一位学术秘书来找我。他说，乐素先生虽然从1956年起就兼任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但因为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主持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非常繁忙，以致他的宋史专长未能充分发挥。他们建议我报考父亲的宋史专业研究生，如果考取，将来可以协助他进行研究，更好地发挥他的作用。并说此事已征得父亲的同意。我答应了。

通过考试以后，我成为宋史专业研究生，这是我研究宋代历史的开始。原定的题目是“王安石和他的时代”。在研究生阶段，我通读了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北宋的一些重要文集，认真钻研了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封建社会的论断。正要开始写作论文的时候，主持历史所工作的尹达同志要我结束学业，到学术秘书室工作。不久，“文化革命”爆发，一切研究工作陷于停顿。

1971年，我们在河南信阳明港五七干校。我和十几位同事先后调回北京参加郭沫若院长主持的《中国史稿》的编写工作。我是《史稿》第5册(五代宋辽金元部分)四名执笔者之一。1983年6月，《史稿》第5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编写《中国史稿》的原定目标，是为中层干部提供一部中国历史读物。参加《史稿》第5册的编写工作，第一，使我对宋代历史有了一个全局的了解。从纵的方面来说，是宋代与先行的五代十国与后续的元代的继承发展关系； 从横的方面来说，是宋朝与同时并立的辽、西夏、金及周边政权的关系。第二，是对有关宋史的基本史料有了一个基本的掌握。第三，对前人的宋史研究成果，包括日本学者的成果，有了进一步的接触。所有这些，为我后来的宋史研究，打下了稳固的基础。但因《史稿》第5册的每一章节都经过集体讨论修改，所以没有把我执笔的章节收入这部《宋史十二讲》中。

20世纪70年代，中越关系逐步恶化，这种情况也反映到史学领域，特别是中越关系史的研究领域中。为了让广大人民了解中越关系史的真相，我和同事们出版了《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并作了全书的统一编辑工作。在此基础上，我写了《一二五八年前后宋蒙陈三朝间的关系》的长文，揭示了宋理宗朝宋、蒙和越南陈朝三方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在文章的结尾说： “将历史真相告诉人民，这是历史学家的神圣职责； 也只有符合历史实际的史学著作，才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20世纪80年代初，普林斯顿大学的刘子健教授将一位美国学者介绍给我。她要将南宋人袁采的《袁氏世范》翻译成英文，并据此写一部书，请我加以指导。这不仅需要我对她不了解的字句从字面上加以解释，还要进一步分析它的内涵。为此，我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在此基础上，我写了《〈袁氏世范〉所见南宋民庶地主》一文。

1986年，由于种种机缘，我看到了过去的金石书从来没有著录过的几通有关金元真大道教的重要石刻。而在此以前，我与曾庆瑛为了校补祖父援庵先生的大型道教碑刻资料集《道家金石略》，做了大量工作。我结合有关真大道教的新旧资料，写成《金元真大道教史补》一文。

如果说，上面三篇论文的写作有一定偶然性的话，我的宋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历史文献学，具体来说，就是对宋代重要历史文献的研究。我在《自选集》的自序中曾经说过： “新史料的发现，史料真伪的判断及时代的确定，史料意义的多角度、多层次的诠释，以及发现和纠正文献在转录或刊刻过程中发生的无意及有意之误： 这些是历史文献学的主要内容。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求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科学的基础。”

1981年，历史所的同事们集体编写了《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出版社1983年出版)，这本书曾多次重印，并在2006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了增订本。我分工撰写了《宋代史料》一章，及合写了《辽金西夏史史料》一章。这是对宋代史料的全面的、一般的论述。在此前后，我对宋代的一些重要文献，包括《宋会要辑稿》、《名公书判清明集》、《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宋朝诸臣奏议》、《旧五代史》都作了重点的研究。

《宋会要辑稿》是现存宋代史料中最原始、最全面、最丰富、最翔实的一部。我们研究室曾计划校点、整理出版。但随着工作的进展及深入，才发现《辑稿》的来源及情况非常复杂，要整理出一部高质量的《宋会要》，先要理清《辑稿》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非较短期内能够完成。因为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课题，整理工作停顿下来了，我则继续对《辑稿》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并及时公布了阶段性研究成果。“十年磨一剑”，到1995年我终于出版了《解开〈宋会要〉之谜》一书，在理清《宋会要》来龙去脉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整理《辑稿》的可操作方案。

《名公书判清明集》是南宋一部诉讼判词和官府公文的分类汇编，过去流传的是已流落到日本的宋刻本残本四卷。我们在点校这个宋残本的过程中，发现了十四卷本的明刻本，整理点校了合宋、明两本的《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入本书的《宋史研究的珍贵史料》一文，就是对《清明集》形成、流传过程及其丰富内涵的研究。我还运用《宋会要辑稿》和《清明集》的资料，写成《宋代的书铺与讼师》一文。

《旧五代史》是二十四史的一种，但原本已经失传，现在通行的是乾隆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及《册府元龟》等书中辑出的辑本。这个辑本问题很多，从1994年开始，我着手辑补这部宋初修的五代史。十五年过去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辑本的问题越多，辑补的难度越大。但我有信心在有生之年完成这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第二个方向是高科技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改变了人类活动的许多领域的面貌。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学科之一的史学，是否能利用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如何利用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这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经常思考的问题之一。还在1986年初，我就发表了《建立宋史资料库的构想》一文，提出利用电脑建立宋史的史料库、信息库和经验库。1994年又发表《史学应用高科技的前景》，并提出通过DNA的比较来检验云南契丹后裔的血缘问题。1991年底到1994年，从提出建议到三次参加崖门水域宋元沉船的探测，则是我在这方面的一次具体实践。收入本书的《崖门水域宋元沉船的初步考察》，是在实践基础上的总结。

我的宋史研究的第三个方向是对宋代经济的研究。1989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两位总主编的田昌五先生及漆侠先生，约请我作为该书第三册(宋辽金西夏部分)的两主编之一，并主持宋代经济部分的写作。我执笔写了其中的四章，论及宋代的人口、农业生产、地租、阶级结构，这四章开始写于1989年，几经修改，历时八年，至1997年全书出版。现将我执笔的四章收入本书中。

以上就是我的宋史研究的过程。为了充分地反映这个过程，本书“十二讲”大致按照写作时间先后编次。

即便是按照现在的标准，我也已经进入中老年。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人不可避免的规律，我不能预计辑补《旧五代史》的工作完以后，是否还能从事研究?是否还有机会继续从事宋史研究?我希望到时能继续从事宋史研究。如果是这样，本书将是我研究宋史的新起点。否则，这部《宋史十二讲》很可能就是我的宋史研究的总结。

学术研究犹如接力赛跑。就宋史研究来说，现在是我交棒的时候了。如果我的成就和失误、经验与教训，能对后来者起铺路石的作用，我的愿望就达到了。

最后，但非最不重要，我要对张国刚教授表示衷心谢意，是他策划了中国历史“十二讲”的系列，并推介我作为《宋史十二讲》的作者，使本书得以出版。我也要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和本书责任编辑，感谢他们对本书出版提供的帮助。

二〇〇九年八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