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奔腾博士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国家项目成果《禅境与诗境》，又要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他辑注的《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真是双喜临门，可喜可贺。这次约我写序，再难推辞了。

　　本书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集，辑注者所做的是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直白地说，目前愿意献身这项工作的学者甚少，想从历史文献出发进行研究工作的学者也可谓凤毛麟角。究其原因，经济的指挥棒和学术评价的指挥棒并不指向那里。常说的“甘坐冷板凳”话语十分高雅，真要坐起来其实时时难受。本书是坐冷板凳的产物，所以我先要说一下读这部书稿的感受。

　　清华大学是树立王国维纪念碑的地方，这座碑昭示后人的主要有十个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对王国维先生精神的发扬。我们要具体地把握王国维先生真实的人生，必须了解他的广泛复杂的社会交往。有位社会学家认为人与人的交往是形成社会的基本细胞，这很有见地。现代人交往的途径很多，但王国维的时代写信是人与人之间交往最重要的手段。从这批书信中，可以知道孙中山先生秘书处想了解退位后小朝廷组成人员的名号、住址，是通过胡适向王国维先生打听的。现存的王国维遗物中有一份通讯录记录了这些相关人士的通信处，只是我们还不能确定这就是王国维向胡适提供的那份名单。这些书信材料增加了我们对历史的亲切感。那时的胡适先生常带偏激，打倒旧文学、打倒文言文常挂在嘴边，清华大学要办国学院，请他主持，他却认真地说：我不配，应该请王静安先生。王国维交往的人很多，从这些交往中，我们才可能理解王国维复杂的人生，以及当时复杂的社会情况。这批书信中包含着大量的近代学术史、文化史上的信息，值得我们重视。即便是研究清华大学的校史，也是极有价值的资料。

　　马奔腾博士开始整理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手稿，我记得是2004年。2005年，王国维写给儿子王潜明的信整理完成后曾在北大中文系编的论文集《立雪集》中予以公开。我作为整理者学术经历的见证人以及这批资料的知情者，想提供一下背景材料。王国维先生是认真的人，对来信认真保存、认真作答复。“文革”以后，据王先生的女公子王东明女士回忆，她曾发现王国维先生自沉前在书房中烧掉过一些书信，她还去看过。后来在大陆发现了大量的王国维来往书信，可以说明没有全烧毁。王东明女士在台湾发表文章说及我发现书信的事，大陆的《参考消息》曾予以转载。王国维是理性的自杀者，既自杀必有偏执，但理性的自杀者是怀有冷静心的，因此他会留有材料让后人评说。在大陆发现的大批材料中，在保存、整理方面有功的学者是赵万里先生，他曾是王国维先生的助手，又是后来北京图书馆的负责人。当时我和朋友曾想访问他，但他已病重不能言语，留下憾事。但王国维所保存的材料哪些列入目录，哪些不列入目录，赵万里先生处理得一清二楚。鉴于这批材料存在的学术价值，王静安先生的公子王登明教授也曾关注和参与整理。在1997年于清华大学召开的王国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王国维先生的孙女王令之女士曾作报告，提出整理王国维遗著的问题。所以对王国维所存材料中这批书信的真实性与价值，王国维家属和学术界一直是肯定和关注的。但是整理、注释这批资料，工作量非常大，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马奔腾博士的研究方向是文学理论，读了他的这部辑注，我颇有感慨。眼下的中国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路越走越窄，社会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忘记了它。究其根源，在于这门学科有脱离社会、脱离文学本身材料的倾向。中国文学史料浩如烟海，面向文学的事实我们就有广阔的道路。其实王国维先生到清华就任以后，第一次发表报告，就是讲新发现的材料对推动学科发展的意义。从事实存在的材料出发进行学术研究，应该是我们重要的学术规范。走这样的路要付出很大的气力，但这对学术研究来说是必要的，真正的创新必须有坚实的资料作为基础。从资料出发进行学术研究，对于端正学风、培养新的学者也是至关重要的。学术研究说到底需要诚实和吃苦，不怕吃苦必有收获，而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八方钻营的行为，则会损害学术事业。

眼下不少人常说“不做历史的旁观者”，创造历史的热情如果成为生活的动力，这是人生的幸运。但是重新发现历史，应该说也是一种新的创造。因为我们为了理解现在，还应该更好地理解昨天。直接从历史文献中品味历史，人们会有一种亲历其境的感受，会有不少“原来如此”的新发现，我们对一个时代给予知识分子心理压力的复杂性也会有真切的体会。这是历史文献的力量。我想本书的读者会从自身的感受中体会到历史的亲切、历史的复杂性，从而感受到历史的真面目。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在发现历史文献、研究历史文献方面点燃学术热情。

　　总的来说，本书为理解王国维及其时代提供了直接的有价值的信息。在理解王国维思想及其生存环境的复杂性，以及两者的复杂联系方面提供了最基础的材料。不足处是整理工作尚有不完美的地方。不过，马奔腾博士的学术道路还很长，希望他能坚实地走下去。

2010年5月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