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五十年前，1932—1933年的冬天，美国的金融系统和经济系统停摆，几近完全崩溃。整整两代人一直被这样的幽灵所缠绕—“大萧条”(类似这样的巨大崩溃)是不是会再次来临。如果认识不到改革者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构建出一种意欲使“大萧条”不再发生的金融和经济制度，我们就无法理解我们经济的制度性结构，而这一结构在罗斯福时期的头几年中就已经基本成型。

本书辑录文章的共同主题是为“大萧条”做出定义，确认“它”是否会再次发生，并阐明为何到目前为止“它”尚未再次发生。这些文章中最早的发表于二十五年前左右，最迟的发表于1980年底。它们涉及抽象理论、制度演化和美联储政策等问题。尽管发表时间上存在跨度，所涉主题也各有不同，但它们都强调我们应该增进对不断演进的制度结构所产生影响的理解，并将之纳入经济理论。此外这些文章还指出，如果经济理论把经济学家们通常称为实体经济的部分同金融系统分离开来，那么这种理论就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无法理解我们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

这些文章的重大结论是，金融不稳定对于所有去中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decentralized capitalist economy)来说都不可避免。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具有固有的缺陷—但是，金融不稳定并不必然带来大萧条；“大萧条”不是必然要发生的。

当新政及其后续变革的最终结果是一个比1929年大得多的政府(相对于经济的体量来说)，并伴之以对金融实践进行管控和干预的经济结构的时候，这些措施提供了一系列“最后贷款人”的保护。套用一句俗语，美国经济 “时来运转(lucked out)”了。然而，随着始于1946年的体系在其后二十多年中的成功演进，“制度的”和“资产组合的”实验与创新将流动性保护吸收殆尽，而这一保护是大萧条后的改革及战时财政的遗产。结果，为了消除可能引发严重衰退的金融错配，政府不得不进行力度更大、频率更高的干预。金融关系的演化导致了间歇性的“危机”，这些“危机”酿成了发生严重衰退的明显而现实的风险。迄今为止，美联储和其他金融管理机构的干预及财政部的赤字共同遏制和管控了这些危机。然而，在目前的金融结构和经济结构下，这些举措会导致通货膨胀。在目前的有通货膨胀倾向的经济系统中，抑制通货膨胀的常规手段容易引发债务紧缩过程，如果这一过程无法得以遏制，就会导致严重的萧条。

显然，我们现在需要构建一种制度体系和干预体系，在不造成慢性通货膨胀的前提下防止金融崩溃和严重萧条。在本书中，我只会给出一些关于可能举措的线索；比起开药方，我对于做出诊断感到更自信。

经年以来，我在理论上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其中一些我能够明确意识到，故在这里表示感谢：作为学生的我深受亨利·西蒙斯、奥斯卡·兰格和约瑟夫·熊彼特的影响。

在我进入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工作后，我很快与马克·吐温家族银行建立了联系。在这些年中，这一联系，尤其是来自亚当·阿伦森(Adam Aronson)、约翰·杜宾斯基(John P. Dubinsky)，以及后来的埃德温·哈得斯佩斯(Edwin W. Hudspeth)等人的真知灼见显著地提升了我对于经济运行方式的理解。

伯纳德·沙尔(Bernard Shull)供职于美联储管理委员会时，对我的作品也提供了很大帮助。

我在英国剑桥大学度过了一年的学术休假(1969—1970年)。十分感谢奥伯里·希伯斯顿(Aubrey Silberston)，有了他的帮助我才得以成为这个学术共同体的一员。

莫里斯·汤森德(Maurice Townsend)多年以来总会阅读我正在撰写中的作品，不仅提出意见，还一直鼓励我坚持下去。他是一个可以依靠的真正的朋友。

爱丽丝·利泼维茨(Alice Lipowicz)在阅读本书并为本书挑选收录文章等方面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帮助。M. E.夏普公司的阿诺德·塔佛(Arnold Tovell)和罗格斯大学的阿尔弗雷德·艾克纳(Alfred Eichner)也为本书提供了大量帮助。贝斯·埃里克(Bess Erlich)和华盛顿大学经济系的工作人员在处理我潦草的手稿时总是报以极大的耐心。

海曼·P. 明斯基

(Hyman P. Mins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