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
本书收入了先父李埏先生写的六篇文章和我写的三篇文章，俱是回忆自己老师的文字。这些老师有八位，都是20世纪中国学坛上的重要人物。从这些文章中，不仅可以看到学生对老师的崇敬和爱戴，老师对学生的教诲和关爱，而且也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中的复杂经历，以及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学问的追求和对信念的坚守。
一
尊师重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汉代《白虎通义》说：“人有三尊，君、父、师是也。”也就是说，老师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仅次于国君和父亲。实际上，天高皇帝远，父亲、老师却天天见。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父亲和老师才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最尊敬的人。由此之故，我国最古老的治家格言《太公家教》说：“弟子有束脩之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中国民间把老师也被称为师父，溯其源，可能就在于此。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心中最值得尊崇的人，不是那些权势显赫的帝王将相和富可敌国的富商巨贾，而是被称为“素王”的孔子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说：“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因孔子“有王者之道，而无王者之位”，故称“素王”。。“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这位生前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学者，因其教书育人的杰出成就，被后代尊为“万世师宗”，两千多年来，一直受到上至至尊天子，下至普通百姓的顶礼膜拜。
“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抹去了汉代“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后历代统治者加在孔子头上的政治光环，但是以孔子为象征的尊师重教的传统依然延续下来，并被注入了西方近代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两者的结合，导致一种建立在“以人为本”基础之上的新型师生关系的出现。老师的责任，不再仅是传统的“传道、受业、解惑”，而且也注重学生的身心和谐和全面发展，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也感受到人的尊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前言
良史与良师——学生眼中的八位著名学者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大批教师被批判，其中一部分更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成为社会贱民。随后在1958年的“拔白旗”、“批白专道路”运动中，高校里的著名学者大多成为被批对象。在这些运动中，学生对老师的“反动”思想和“落后”言论大揭大批，老师也不得不在公开场合“脱裤子”、自曝“内心阴暗世界”。这些运动使得传统的“师道尊严”扫地以尽，老师也对学生心存戒备。1962-1965年间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教师又被推上了“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成了人所不齿的“臭老九”。作为中国尊师重教传统象征的孔子，不仅被掘墓砸庙，而且被荒唐地与先前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副统帅”和后来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捆绑在一起，成为全民大批判的对象。
改革开放以后，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渐恢复。但是近年来随着社会日益商业化，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扬雄说：“师者，人之模范也。”启功先生也为北京师范大学提出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然而，在今天对于许多教师来说，教书不过是一种谋生的职业，甚至是一种发家致富的手段据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5/25/c_121452830.htm，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1105/22/c_121443870.htm）载，2011年5月，在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主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召开的“全国独立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案例教学创新研讨会”上，某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在作报告时“善意提醒”同行：大学教师全心投入教学是种毁灭。这位教授曾3次获××大学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比赛一等奖，被某网站授予“2009经济及管理专业最受欢迎十大教授”。但是他告诉记者，他用在教学上的精力约占1/3。另外，他对MBA课堂上以堵车为迟到借口的学生说：“我开宝马就不遇堵车吗？”对课堂上接打电话者说：“把你的破手机扔掉，我的电话号码有7个8，你买得起吗？”。在这种风气之下，师生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你既然把我看成是可以随便糊弄的傻瓜或者可以任意拔毛的呆头雁，我当然也不会把你当做可与父亲相提并论的尊敬对象。尔既虞，我必诈；你以不仁之心对我，我亦以不义之举报之，正所谓“往而不来非礼也”。《礼记·学记》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由于师道不再尊严，因此在有的大学里，学生甚至公然威胁老师，索要高分，有权势者也公然要教师为其子女拔高成绩据《中国青年报》2011年8月1日文章《南京一大学生威胁老师给高分》报道，南京一所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的教师杨华（化名），今年7月16日给学生打完“测量学”的考试分数，第二天上午即收到手机短信：“杨华你这样给分，小心遭报应啊，每天这么累，测量实习只给个及格，考试考高了还用平时分给拉下来，祝你全家早死哦，特别是你儿子。”这天下午，杨华又收到3条短信，来自同一位发信人，说：“我要你把六十分到七十五分这档的所有学生的分数提到九十，实习成绩提到优秀。否则我绝对会报复你或者你儿子的。我既然有胆量威胁你，也有本事让你痛苦，毕竟你的信息我已经全部掌握了。”后来查出发信人是一位名叫李明（化名）的男生，他做过学生会干部。事实上，这种事每个学期都会出现。这次期末考试后第二天，杨华就接到不少电话，“七拐八拐地走关系要求提高成绩”。有人希望及格，有人希望把成绩拔高，以免影响保送研究生。“更生气的是这已经成了一种风气，每个学期考试结束，都会接到类似电话若干。”有时还没考试，“要分”电话就来了。招呼的多是同事和各级领导，“这是某人的孩子，帮忙提一提分”。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李明承认给杨华发过那些短信，但他觉得很委屈，认为自己比较努力，考了七十多分，却因为平时成绩不好而被拉到六十多分，“当然不公平了”。关于杨华老师指出的李明平时旷课，他解释：“有时候上课没去，但是学习还是学的。”此事曝光后，有学生评价杨华老师：“太缺少你这样正义的老师了”；也有人以同行的名义劝杨老师：不要给学校抹黑，“你要为你的将来着想”。。于是今天校园丑闻层出不穷，甚至师生大打出手这种旷古奇观（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肢体冲突”），也在今天的课堂里精彩上演。荀子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
则法度坏。”（《荀子·大略》）司马迁说：“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如果师不师，生不生，那么教育也就完了。
这种世风日颓、人心不古的情况，已经引起许多人的担忧。对许多希图重建良好的师生关系的有志之士来说，历史不失为一种可贵的思想资源。毕竟在20世纪的中国，也曾经存在最值得赞佩的师生关系。或许到了未来的某个时候，这种关系会以新的形式重现于中国。
二
我国近代有不少学生追忆老师的文章，其中有许多非常感人。例如鲁迅先生在他脍炙人口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藤野先生》中，对他在家乡绍兴读私塾时的老师寿镜吾和在日本仙台读医专时的老师藤野严九郎，都有了深情的回忆。本书所收集的，就是先父李埏先生和我本人对自己亲炙过的老师的回忆。先父早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求学时，有幸亲炙陈寅恪、姚从吾、钱穆、张荫麟、向达、吴晗、邓广铭以及闻一多先生等多位著名史家闻一多先生虽然是著名诗人和文学家，但是他对中国古代神话和古典文学都有精湛的研究。他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成就卓著，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对中国古代神话和古典文学的研究，从广义上来说，属于文化史和文学史的范畴。在此意义上而言，他也是一位杰出的史家。更何况中国本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因此把像闻先生这样的古典文学专家称为史家，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后来到云南大学任教，又曾得到方国瑜先生的指点。我本人在读书和工作时，也有幸得到先父和韩国磐、傅家麟、王仲荦、吴承明、方行先生等学者的精心指导。这些硕学名宿都是集学问良史和良师为一身的杰出学者，他们教给学生的，不仅是如何做一流的学问，而且是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
先父和我自己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出于各种原因，写了一些回忆自己老师的文章。本书所收的文章，就是先父回忆他的五位老师（以出生年份先后为序）钱穆（宾四，1895—1990）、闻一多（友三，1899—1946）、方国瑜（瑞臣，1903—1983）、张荫麟（素痴，1905—1942）、吴晗（辰伯，1909—1969）先生和我回忆自己的三位老师（以出生年份先后为序）傅家麟（衣凌，1911—1988）、李埏（幼舟，1914—2008）和吴承明（之光，1917—2011）先生的九篇文字。这八位学者不仅都是20世纪中国史坛上的第一流学者，而且也都置身于当日中国大学中最好的老师之列。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良史”和“良师”的完美结合。
在过去几十年中，已有不少人关注和研究这些学者，刊出了各种形式的传记、研究论文、纪念文章，对这些学者的生平、学术、为人等作了等多方面的介绍和研究。本书所收的文章是先父和我两人从学生的角度去回忆自己的老师，其中许多内容都是以往其他已刊发的文字中所没有的。虽然本书所收的文章都已发表过，但是分散在不同的杂志或者文集中，搜寻起来颇不易，现在结集刊出，将为大家更多地了解这些学者提供方便。
三
在上述八位学者中，钱穆、闻一多先生生于19世纪末，其他六位生在20世纪初，他们都见证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剧变，以及现代中国史学（以及古典文学研究）的演进变迁。在中国历史上，20世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在这个世纪中，“新”与“旧”、“土”与“洋”、“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革命与反动、暴力与和平，各种相互对立的因素同时并存，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在这个动荡和剧变的时代中，这八位学者和全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20世纪的风雨雷霆，也体验了这个时代的人世冷暖。钱穆、闻一多、方国瑜、张荫麟、吴晗五位学者看到了两千年帝制的覆灭，钱穆、方国瑜、吴晗、傅家麟、李埏和吴承明六位学者目睹了民国的兴亡，方国瑜、吴晗、傅家麟、李埏和吴承明六位学者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曲折历程。李埏和吴承明先生更生活到了21世纪，看到了震撼世界的“中国经济奇迹”。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天灾频繁，瘟疫流行，人民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同时人祸不断，充满了战火、暴力、迫害，无人能够幸免。在一个险恶的社会环境中，学者本来就很难找到容身之所，即如杜甫所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更何况“峣峣者易折，曒曒者易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些学者都是一时之选，“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成为各种政治运动的靶子是很自然的。因此，这些学者的遭遇就是很可以理解了：张荫麟先生英年早逝于贫病交加，闻一多先生因抨击黑暗势力而殒于暗杀者的子弹，吴晗先生受尽酷刑之后惨死于牢狱之中，钱穆先生年过半百只身流亡境外。方国瑜、傅家麟、李埏和吴承明先生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饱受磨难，到了偌大的中国终于可以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都已年逾花甲，垂垂老矣，其中方国瑜、傅家麟先生也未能更多享受改革开放以后的平安生活。
但是，尽管坎坷波折，这八位学者依然坚守着“做第一流的学问，做最好的老师”的信念，真正做到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作为深受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熏陶、恪守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的20世纪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中，内心世界也充满矛盾，努力探索人生和学问的真谛。对传统的缅怀和对光明的向往、对学术的信守和对人类共同理想的追求，使他们能够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坚守做人和治学的原则，成为学问人品均为人景仰的一代良史和良师。因此，更多地了解这八位学者的为学与为人，对于那些在今天纷扰浮躁的社会中仍然有志于追随先贤遗踪，努力去做一个好学者和好老师的青年学人，肯定是很有意义的。
先父和他的老师们有非常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伴随着他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到了晚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文禁也逐渐松弛，因此他也能够用充满感情的笔墨，把以往尘封在内心深处的记忆写成文章，追忆当年与老师们相处的美好时光，寄托自己对这些老师的无尽哀思。我自己虽然不善写作，但是在老师生前身后，也写了一点文字。这就是本书所收入的九篇文章。从先父和我写的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这些学者和他们的学生之间的那种建立在道义之交的基础上的亲密关系。
四
虽然先父和我自己有幸遇到多位名师，而且师生之间感情深厚，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关于老师的文字，我们写得很少。本书所收的九篇文章，写作都是出于一些特别的原因。
先父与他曾亲炙过的多位老师都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往往成为他被审查、被批判乃至被关押、斗争的重要原因。特别是他与吴晗先生的师生关系，更使他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云南省第一个被批斗的对象，几乎为此赔上了性命。但是，即使如此，他对吴晗先生的感情依然如故。到了“文革”结束后，苏双碧、王宏志先生不顾吴晗案是“钦定大案”，积极奔走，要求为吴晗先生伸冤平反。他们到昆明见到了先父，先父非常感动，于是动笔写了追忆吴晗先生的文章，把这位“中国头号牛鬼蛇神”的真实形象展现给世人。尔后，他又写了张荫麟先生的传略，高度评价这位在解放后默默无闻的中国史坛天才的学术贡献，并记述张先生对自己的教诲。在追忆闻一多先生的文章里，先父记述了闻先生在抗战和内战期间的艰苦生活，以及他的铮铮风骨。钱穆先生流亡境外后，师生联系被完全斩断，但是先父在“文革”中，依然因为是“反动文人钱穆”的学生而遭到严酷批斗。到了改革开放初期，钱先生托人带来一本在境外出版的回忆录《师友杂忆》送给先父，先父方知钱先生尚健在。在该回忆录里，钱先生对当年他和先父之间的深厚的师生情谊有细致的记述，先父读后非常感动。自此之后，国门渐开，师生之间也鸿雁始通。但是不久钱先生即仙逝，先父悲痛之余，写了一文追忆当年的交往，表达他对钱先生的深切思念。先父虽然并非出于方国瑜先生门下，但是自他1943年到云南大学任教后，时常向方先生请益，因此也一直视之为师。在“文革”中，他们又一起成为“牛棚”中的“黑帮”。这种“共患难”的经历，使得他们之间的情分又得以进一步加深。到方先生辞世后，先父也撰文记述自己与方先生交往，悼念这位共事四十年的老师和朋友。
我自己虽然有幸得到多位良师的教诲，但是因为自幼记忆力甚差，又没有写日记的习惯，许多往事难以记住，加上文笔呆滞，因此一直没有能够写出回忆老师的文章。本书收入的三篇文章是例外。关于恩师傅家麟
（衣凌）先生的文章写于1985年，那时我刚刚从厦门大学毕业。毕业前，英国《世界名人录》将傅先生收入该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极为罕见之事，因此《福建日报》记者来到厦大，请历史系写一篇报道。作为傅先生的弟子，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虽然由于报纸篇幅所限，这篇文字写得很短，但是这是“文革”以后第一篇在省报上介绍衣凌师的文章，因此也有一定意义。今年是衣凌师百岁冥寿之年，将此文重新刊出，也可略表我对恩师的思念。我1980年初次拜识吴承明先生，之后三十年一直私淑他，并得到了他的精心指导。今年六月，我从香港回京后，听说吴先生身体欠佳，于是立即去探望。彼时他已十分衰弱，但是见到我非常高兴，交谈达半个小时之久。不意这竟是与吴先生的最后一面。两周之后，我在上海得到噩耗，吴先生已驾鹤西去。1997年吴先生八十大寿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向大众介绍这位学界的传奇人物，就是现在收入本书的这篇文章。在我的一生中，有幸遇到多位名师，他们都给了我宝贵的教诲和深切的关爱，我对他们永远感激不尽。但是，把我培养成一个学者的关键人物是先父。正如我在拙著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620－1850“鸣谢”中所说的那样，先父不仅是我在“文革”苦难岁月中开始学习中国历史的第一位老师，而且也是我一生中最好的老师。先父于2008年去世后，我陷于无尽的哀思。夜深人静，以往先父对我谆谆教诲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我随后将其付诸笔墨，写出来给自己和兄弟姐妹的子女看。后来云南大学出先父纪念文集，也将此文收入。
以上所述，就是本书所收的九篇文章的由来。
从这些文章不仅可以看到这八位学者的为学与为人，而且也可以体会到他们与学生之间的亲密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师和学生之间存在一种缘分。荀子说：“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辨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有鉴于此，王符说：“人不可以不就师矣。”一个人能够遇到好老师，是他一辈子的福气。同样地，一个好老师遇到好的学生，使得自己的学问和人品能够传承下去，也是极大的幸福。因此孟子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视为君子的三种至乐之一孟子语原文是：“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如果好老师和好学生相遇，那就是学坛佳话了。然而，如佛家所云，世间万物皆因缘而生，因缘聚则物在，因缘散则物灭。这种佳话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且现实是，这种佳话在我们生活中不常见，而且似乎越来越少见。因此这些文章结集刊出后，可能会使一些人士体会到，在中国也曾有过令人向往的师生关系，而并非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种师生“交征利”的乱局“交征利”之语出于《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五
除了上述九篇文章外，本书还收入了名师致我们父子的书札19通的影印件。这些信札包括家父的六位老师（钱穆、张荫麟、吴晗、顾颉刚、姚从吾、方国瑜先生）写给他的信18通和家父写给我的信1通。
家父与老师们的关系亲密，彼此间通信甚多，他都一一珍藏。但是到了1950年以后，由于政治运动不断，这些信件成了大问题。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过去写给舒芜的被掐头去尾的信件，成为把胡风及与胡风有过接触的文学友人们定性为“反党小集团”（后升级为“反革命集团”）的主要证据。不久，《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第二、第三批胡风及友人的私人通信，这三批通信后被编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刊出，供全国人民进行大批判。作家绿原在1944年致胡风的信也在胡风家中被搜出，成为把绿原打成“美蒋特务”的“证据”。由于私人通信会成为定“反革命”罪的证据，而家父过去的老师钱穆和姚从吾先生分别去了香港和台湾，在大陆成了被口诛笔伐的“反革命文人”，向达先生在北大成了“右派”分子，方国瑜先生以及家父自己在云大也险些被划“右派”。保存这些老师的信件，不啻为自己留下里通外国、勾结“右派”的“罪证”。在此情况下，家父不得不把他们的来信销毁，以求自保。但是有一些完全是谈学问的，实在舍不得销毁，便冒着危险，悄悄藏了起来。孰知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到了1965年，吴晗先生被钦定为反革命，成为“文革”开刀的祭旗羔羊。顾颉刚先生则在解放后一直备受两个“重大案情” 的责问：他与胡适的师徒关系，以及他与鲁迅的“恩怨”。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与胡适的师徒关系就使得他备受批判，以至于他说： “自己到京八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而后到了“文革”，他与鲁迅的“过节”再次将他推向“反动文人”的行列。在此情况下，家父不得不再次销毁那些有可能被惹麻烦的信件。果不出所料，到了1966年，家父被云大校、系领导抛出，作为“云南三家村”成员，在党报上被公开批判，成为云南省最早被批斗的“牛鬼蛇神”。他与这些老师（特别是吴晗先生）的师生关系，更使得他成了北京“三家村”“黑帮”在云南的代理人。随后，我家被抄多次，家父所有私信、日记均被抄走，供那些“革命师生”拿着显微镜，从中尽力发掘“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和与吴晗、钱穆、姚从吾等“反革命黑帮”和“海外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勾结”的“证据”。收入本书中的18封信，被抄走后，作为家父的“罪证”被放在档案里。“文革”后平反，有关部门发现部分信件尚在，于是退还家父，家父将其装订在一起，起了个名字叫做《春风化雨集》，作为对当年老师们的深切怀念。
家父与我也有不少通信，在“文革”中也招致了灾祸。1969年，我高中尚未毕业，被送到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县农村插队。我带去了一部《资治通鉴》，劳动之余细细研读。在读的过程中，有不少不懂的地方，却无人解答。于是我冒险写信向家父求教。在当时那种政治氛围中，信中只是问了一些古文的字义和对史事的解释，绝无涉及政治的言辞。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处于“群众专政”之下的家父，一举一动都受到云大历史系“革命教师”的严密监管。此信寄到后，立即被对他进行日常搜身的“革命教师”搜出。他们就此对家父展开了新一轮批斗，同时还以云大历史系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致函我所在的瑞丽县姐勒公社革命委员会，说“老小牛鬼蛇神还在搞封资修”，公社革委会应对小“牛鬼蛇神”严加管教。公社革委会主任宋××收到此函后，立即把我传唤到公社里严厉训斥，没收了我的全部个人往来书信。到了1978年以后，我一直在外地求学和工作，与家父经常通信，直到1994年家里有了电话后，通信才基本停止。在这十六年中，父子之间有大量书信往来，基本上都保留了下来，珍藏在北京家中。因为目前我在香港，一时无法整理挑选，因此仅将在手头的家父手书中选出一通，置于此书中。此书主体是家父追念老师的文章，因此通信也应以家父老师来信为主。
六
此次将这些文章结集刊出，除了对原文中的个别字词作了改正之外，一概照旧，保持原貌。这些文章的原始出处如下（依照写作时间先后为序）：
《心丧忆辰伯师》，原刊于《思想战线》1981年第6期
《张荫麟先生传略》，原刊于《史学论丛》1987年第3辑
《记闻一多先生在昆华中学》，原刊于《云南日报》1988年11月30日
《记吴晗先生的路南之游》，写于1989年10月，收入李埏：《不自小斋文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后又收入王宏志、闻立树主编：《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昔年从游之乐，今日终天之痛！——敬悼先师钱宾四先生》，原刊于《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4期
《教泽长存哀思无尽——悼念方国瑜先生》，原刊于《云南文史丛刊》1999年第1期
以上六篇文章，后来均收入李埏先生撰《不自小斋文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世界名人录〉中的人物——傅家麟》，刊于《福建日报》1986年8月20日
《吴承明先生学术小传》，收于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父亲把我培养成材——深切怀念先父李埏先生》，收于武建国、林文勋、吴晓亮主编：《永久的思念——李埏教授逝世周年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此外，本书所收《春风化雨集》中的信件，包括：
钱穆致李埏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廿六日
钱穆致李埏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八日
钱穆致李埏、王玉哲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廿日
钱穆致李埏民国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张荫麟致李埏民国二十九年九月八日
张荫麟致李埏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张荫麟致李埏民国三十年二月五日
张荫麟致李埏民国三十年三月三日
张荫麟致李埏民国三十年三月四日
张荫麟致李埏民国三十年五月廿日
张荫麟致李埏民国三十年七月廿八日
吴晗致李埏民国二十九年八月
吴晗致李埏民国二十九年九月十三日
吴晗致李埏民国二十九年九月或十月
吴晗致李埏民国三十年三月廿八日
顾颉刚致李埏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八日
姚从吾致李埏民国三十年二月廿七日
方国瑜致李埏民国？年二月十五日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对这八位学者以及我们父子有幸遇到的其他良师，对他们给予的教诲和关爱，表达发自心底的感激，并衷心希望这本小书能够把这八位学者的为人为学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侧面重现出来，有心人将可从中对这些已经逝去的良史和良师有更多的了解，从而接过他们的事业并发扬光大，薪尽火传，期于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