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有意比照《剑桥中国史》撰写一套“清华国史十二讲”，承张国刚教授之邀，撰述“隋唐史”册的隋史部分。国刚教授与我相稔有年，感其诚意及伟构，自应成人之美，遂慨然允诺。当请示撰写方式与体例时，国刚教授告以所邀皆为专家学者，故不拟订定统一规格，由撰者依所习惯撰述。及至稿成呈交，国刚教授复函示拙稿宜可独立成书出版，嘱进一步将之扩充为十二章，上起隋元，下迄唐太宗登基。
余自忖研习史学凡四十年，所习理论方法，固已用于个人的平常研究，且亦曾用于主持官方委托纂修的方志，已足可印证所学，诸如印证独立撰述、集体创作以及监修利弊等学说，唯有独力以成一代之史的经验则尚阙如。子曰“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故师友后生皆曾多次劝余应贾其余生，撰述一部中国通史或断代史，然后始能藏诸名山。窃意兹事体大，盖论中国通史则恐不能超过钱宾四师的圆神疏通，述断代史则恐无法如班固以来诸正史的方智完备，以故踌躇久之。如今国刚教授予我以机会，或可乘此以为具体而微之尝试。
昔者郑樵倡言“会通之义”，而章学诚申大其说，许《通志》足以“明独断之学”； 但却又评其书“实不副名”。余思其所以然，以为郑樵之书，述纪、传则删节旧文以为比次，至其所自豪之二十略，则欲求备而反致疏略。笔者之意，断代为史应以方智完备为原则，故所重为完备主义； 通史则不然，厥以圆神疏通为原则，故所重为圆通主义。然而郑樵欲效法司马迁，冀能网罗天地古今以勒成一书，实则以方智完备之道追求疏通知远，无异是以断代之学冀求通代家法，以故追求愈切则离心愈远，冀求愈备则去通愈遥，宜乎实斋有此一评，能不为撰述通史或断代史者所引以为诫欤？
笔者所撰隋史，阅读对象为今日一般学生。今人对一千年前隋朝全般制度文物固不甚了了，亦不欲或不需了了，以故可以无需求备，而可将其大体、变化、趋势与特色，融入相关人事以及政策论述之中。盖晚近所谓历史与古昔所谓历史不同，史之为义而古今皆同者，厥为掌握“人在特定时、空所产生之事、物、象”此一要义，而广意之事其实可以涵盖物与象。因此，历史上所出现的事情事件，所创造产生之诸物，以及所呈现的精神现象，皆可融入相关人事之中随而论述，用以究其前后之变。正因此故，本书章节基本上采取专题方式进行论述，去其枝节以存其大体，详人之所略而略人之所详。亦即本书之所以下笔，是欲以通史家法研求断代之学，对笔者个人而言毋宁是新尝试。
一书成于众手很难成一家之言，笔者先前主持《嘉义县志》之纂修，合二十余位学者专家之力以为“集体创作”，已可内自印证。今承邀独立撰写隋代，可将个人一己的价值判断以及解释系统，融民族、政治、社会、经济、财政、交通、军事、外交、学术、文化、宗教、艺术、工程等各人文领域之诸横向关系，而会之于人事； 同时合此诸人事在时序上之前后变化，而论其纵向因果。以余浅识，斯才是“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的真义所在。盖所谓际者，关系是也； 所谓变者，因果是也，这也才是“会通之义”的正解。
余之此书于一二年之间匆促完成，能否以一己的价值判断及解释系统，独断为一家之言，尚请读者指教。不过，我在此书之中提出了一些论点，或许可先就教于方家。
从宏观国史看，隋朝历史位于魏晋南北朝史之最末段，而居于隋唐五代史的最前端，也就是衔接由分裂而至统一、过渡由汉族而至唐人的关键地位。
从匈奴族刘渊起事以来，非汉族政权一直想在汉族此老干上插植新枝，于是先后采取“胡汉二元、一国两制”作为国策，但试植均告失败，以故形成南视北为“索虏”、北视南为“岛夷”的互相歧视、长期分裂之局。“一国两制”国人通常称为“胡汉二元制”或“胡汉双轨制”，而日人则称为“胡汉二重性”。关于笔者所论刘渊的国策与体制，以及后来胡族诸国的沿仿，请参以下拙著的九篇论文。即是： 《从汉匈关系的演变略论刘渊屠各集团复国的问题—兼论其一国两制的构想》（《东吴文史学报》8，页47~91，1990年）； 《汉赵国策及其一国两制下的单于体制》（《国立中正大学学报）31，页51~96，1992年）； 《后赵文化适应及其两制统治》（同上学报51，页173~235，1994年）； 《慕容燕的汉化统治与适应》（《东吴历史学报》创刊号，页1~70，1995年）； 《氐羌种姓文化及其与秦汉魏晋关系的发展》（《国立中正大学学报》61，页159~209，1995年）； 《汉朝时期氐羌的东迁与返还建国》（同上学报71，页191~123，1996年）； 《前后秦的文化、国体、政策与其兴亡的关系》（同上学报71，页225~279，1996年）； 《前、后赵军事制度研究》（同上学报81，页205~251，1997年）。及至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推行汉化，企图以北中国作为胡、汉共同生存空间，谋求语言、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的一致，并欲透过胡、汉通婚促成血统上的融合，透过姓氏改变消除种族上的歧视，无异是以塑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作为国策。走在时代前面的新思想、新施为，当时尚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与支持，却寻即造成了六镇之乱以及北中国的分裂。分裂政权的北齐，基本上在胡、汉歧视的社会上继承了孝文帝的汉化体制，而北周宇文泰则是尝试调和“胡汉二元、一国两制”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两极国策，另采“外周内胡封建部落体式”的新途径，亦即欲将胡制披上周礼的外衣，而使之混合为一体。宇文泰此新途径却不为其后继者所完全认同与奉行，因此不断予以调整与改革。 请参拙著《略论魏周隋之间的复古与依旧——一个胡汉统治文化摆荡改移的检讨》，《中国中古史研究》9， 页97~134，2009年12月。北中国这些变动与改革，要至隋文帝杨坚登基建国，在尊重胡人是否采用汉姓或愿否胡、汉通婚，以及保障魏、周既得利益者的权益之下，采取“还依汉魏之旧”作为国策，许多问题才陆续得到解决； 而这些为解决问题而制订的政策与制度，又多为唐朝所本。换言之，经隋文帝此之努力，终于结束了北朝三百年分裂、探索与尝试，而下开中国三百年统一、融合与巩固，其个人扭转历史的发展，所建之隋朝在此六百年间承先启后的关键地位，其后果终使汉族过渡为唐人，令后人承认南、北两朝为双正朔，毫无疑问贡献厥伟。清华“国史十二讲”让这段历史独立成书，也可谓眼光炯然独到矣！
天下无不兴亡之国，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来，朝代政权的开创，或乘天下丧乱而以“马上打天下”得之，或因前朝衰弱而“假禅让以成篡夺”。前者或多或少拥有人民的支持，也就无异是拥有某种程度的民意基础，故领导者遂能挟此力量扫除竞争势力、荡平开国障碍，以便顺利建治国家。因此，相对于近代的民主政治，这种政权在帝制时代仍不全失具有“政权的正当性”。司马迁评汉高祖之得天下，谓“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范晔论光武帝之中兴，谓“帝在兵闲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以故祖孙两人各能开创二百年国祚，即此之谓也。基于此理由，笔者称其王朝的开创，是属于“完全开国”的类型。
相对而论，自魏、晋以来，南朝以及北朝后期开国诸君主，常“假禅让以成篡夺”，政权的取得近于权术与欺诈，缺乏“政权的正当性”。因此之故，后赵羯族的君主石勒，曾经讥笑谓： “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见《晋书·石勒载记》）而唐太宗则批评隋文帝“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 ……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见《贞观政要·政体》篇）由此可见，由于政权取得的不正当，故开国之初，外则无力扫除竞争势力，内则无以荡平障碍，只能猜忌为政、妥协为治，是为“不完全开国”。“不完全开国”的后果，常因国内权力矛盾斗争之不暇，于是遂难以全心讲求治国平天下。此其中，仅隋文帝能在短时间展现其政治之英果，厚植国力，外攘突厥的威胁，内除贰臣的妨碍，可谓是“不完全开国”君主之异数。难怪炀帝舅子、唐初宰相萧瑀回答唐太宗“隋文帝何如主也”之问时，称许隋文帝不失是“克己复礼，勤劳思政，……励精之主”。
隋文帝的克己复礼不止于此，其在军事外交方面更值得推崇。盖强凌弱、众暴寡，是自然的规律而非人文规律； 但是在人文社会的历史之中，这类事情也的确层出不穷，屡见不鲜，或许是根据自然规律而致，以故大国的崛起常令周边之国不安。
当开皇五年（585）东亚强权突厥向隋朝称臣，九年隋朝平陈统一之后，葱岭以东的国际，此时只有一个超强，那就是隋朝。这无异表示，葱岭以东至此已进入了单一国际体系的时代，而中国已由汉朝之“中国的中国”，跻身于“东亚的中国”； 虽然进臻“亚洲的中国”要降至唐朝始能完成，但是古人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其实已经出现。
所谓古人的“天下秩序论”，是指不论《尚书》所载的五服说抑或《周礼》所载的九服说，都是说天下以中国为中心，诸夏之国绕着中心而分布于九州之内，其外则属蕃国，诸夏与蕃国皆各依距离远近每隔若干年须来中心朝贡，而居于中心的天子则每隔若干年而巡狩四方诸国，以互相确认身份地位。这种天下观，无异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单一国际体系思想，而以两组概念组成： 一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普遍王权观念，故“王者无外”； 一组是“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四夷”的天下秩序观念，故天下秩序有内外优先的区别。天子以此为准，作为其权利优先行使以及声教布施先后的基础。
当此之时，尽管隋文帝曾有四次对外用兵，但却无军事征服、永久占领之意，只是为维护隋朝国家安全、国际均势或宗主国的面子而用兵，故其军事行动之目的，仅是欲令对手屈服称臣，将之纳入中国的天下秩序而已，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或许隋文帝此国防外交政策仍不免带有大国沙文主义，但是本于“王者无外”以及“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四夷”的思想价值，文帝毕竟仍是以“务安诸夏，不事荒要”以及“不以四邻劳中国，不以无用害有用”的务实固本国策为主。近代西方之帝国主义，应该未见于古人的天下观以及隋文帝的政治思想，以故萧瑀称许文帝“克己复礼”，就此而言应无过誉。
西方帝国主义未见于古人的天下观，并不表示当中国富强之时，会有少数的君主突发好大喜功之心，扩充国力，广拓天下的范围，甚至对周边国族实行军事征服与永久占领。然而，此思想举措毕竟不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常态，有此思想举措的君主，不免仍受当时以及后世给予“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抨击。揆诸历史，一个国家不论如何富强，国力均有其极限，以故向无“日不落国”的超强； 假如一国之国力膨胀过度，超出其极限，则必会将国力已然恶性膨胀的气球引爆。因此，这类君主的国力膨胀政策，若不能悬崖勒马，则势将导致过度膨胀，而使气球引爆，轻者将使国家转弱，甚者则是国破身亡。隋炀帝为求进一步确立天下秩序和发扬大隋声教，而改变文帝的政策，史臣所谓“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正是其因好大喜功而导致国力过度膨胀的写照，终于使国家安全亮起红灯，并由外患引发内乱，导致国家“倒卷式崩解”，而自己则身死国亡。
为此，笔者试图据“政权的正当性”、“不完全开国”以及“国力过度膨胀”、“倒卷式崩解”等观点理论，用以析论隋朝的盛衰兴亡及其兴亡特色。同时也从“完全开国”的角度，用以析论唐朝的崛起及其特色。这些观点理论并非笔者先存之见，而是笔者本于司马迁所言，实行治史需察“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的心得，也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结果，希望所论不至于“徒托空言”。是为之序，以论其意。
雷家骥
2011年1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