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两宋繁华：从开封到杭州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做过统一政权或较大地区政权都城的城市有很多，清初学者顾炎武著《历代宅京记》，其中列举的历代首都、陪都就有46处，如果算上中原分裂时期的大小政权，以及各边区民族政权的都城，这个数字将达到300 。到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开始有些论著将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列为“五大古都”，20世纪30年代，又将杭州加入，列为“六大古都”；20世纪80年代，又将安阳加入称为“七大古都”；21世纪初，又将郑州列入称为“八大古都”。 

在这八大古都之中，作为全国性政治中心而言，开封和杭州历时并不算长。开封除作为中原诸侯割据政权或作各朝陪都数百年外，作为统一王朝北宋的首都只有167年，而杭州除了五代时期数十年的割据政权外，只做过南宋半壁江山的“行在所”138年。但开封和杭州之所以作为重要的古都而被人们铭记，不能不说是因为宋朝的繁荣。在宋朝享国的3个世纪中这两座城市先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会。

宋朝（960—1279年）分为北宋和南宋。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北宋王朝，占据中原地区和长江以南，与辽（916—1225年）和西夏（1038—1227年）对峙于河北、山西、陕西一带。公元1127年，北宋亡于金后，在淮河以南建立南宋，与金（1115—1234年）对峙。13世纪，西夏、宋、金先后为蒙古所灭。

两宋时期，国土分裂、武功不利，但是宋代却在一个比唐代小的疆域内创造出高于唐代的经济水平，在文化与科学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正如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所概括的，在这一时期，“深奥的散文代替了抒情诗，哲学的探讨和科学的描述代替了宗教信仰。在技术上，宋代把唐代所设想的许多东西都变为现实……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要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自中唐至宋初，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经历了一个大的转折。九品中正的门阀制度逐步被科举制度所取代，政权的基础由贵族豪门扩大为整个地主阶级，政治权力逐渐集中到天子的手中。人民不再作为贵族的奴隶，而是直属于天子。宋代的政治思想确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通过直接任命文官为地方官而形成了完全效忠于王权的文官政治体系。国家也由此对文化教育给予了空前的重视，“师道之更尊于君道，其事皆从宋代起”。 这是致使宋代文化和科技繁荣的内在原因。在经济制度方面，均田制不再实行，租庸调废止，代之以缴纳货币，于是大贵族减少了，中上层的富人数量却大大增加，市民经济渐趋发达，中上阶层广泛追求现实生活的奢侈与享乐。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宋朝初期的城市与建筑已不复有汉唐那种宏大、开朗、浑厚的气魄，而是转而追求繁复绚丽、舒适豪华。至南宋时期，为显示收复中原之志，宫室规格有意降低。这虽是临时措施，但建筑风格却由北宋时期的繁复绚丽转为淡雅精美，同时却表现出更高的文化内涵。

北宋和南宋分别定都于汴梁（今开封）和临安（今杭州），改变了此前千百年来统一王朝定都于关中一带的传统，其根本原因是国家经济重心的迁移。

唐代后期，中原与河北地区战乱频繁，河北沦为军阀割据区，五代时期关中和中原地区又在战乱中进一步遭受严重破坏，逐渐失去支撑国都的条件。而南方江淮地区和西蜀地区一直保持相对安定的局势，其经济文化发达程度逐步提高，超过中原及北方。北宋立国后，在经济上更多倚重南方，因此经过汴梁和洛阳之间的争论，最终选择定都于水陆交通便利的汴梁，以图通过运河得到江南经济上的支持。北宋时期，从各地税赋所反映出的数据已经可以看出，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经集中到以开封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地区，及以苏、杭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见本章题图）北宋亡于金后，其残余势力南渡建立政权，以杭州为“行在所”，隔秦岭淮河一线与金对峙，这在客观上更进一步促进了南方的发展。

北宋汴梁和南宋临安作为都城，其城市格局又和从前的古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开启了此后金中都、元大都、明南京、明清北京等重要都城的先河，其可视为“中古都城向近古都城演变的一个转折点” 。

其中第一个差异，是首次在统一国家的都城中实现宫城居中的理想格局。

自北宋初期开始，由于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强化，无须过于防患内乱，因此在建城时可以更加贴近《周礼?考工记》中的都城制度，采取外城、内城、皇城三重城垣层层套叠的格局。中国古都自汉长安至隋唐两京，宫城都要有一面或两面紧靠外城，其目的是内部出现战乱时便于外逃。至北宋汴梁，由于皇权专制政体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避免了内乱，宫城居中的理想才得以真正实现。

第二个差异，是首次在统一国家的都城中实现了街巷制的开放式城市格局。

自北宋初期开始，由于手工业、商业的发达，城市经济活动繁荣，日夜不辍，因而冲破了自古以来将居民和商肆各自封闭在坊、市之内的传统，逐步拆除坊墙、临街设店，形成开放型街巷制城市。北宋中期，汴梁彻底废除里坊，并制定了相应的市政管理措施，成为中国古代第一座开放性的首都。

第三个差异，也是汴梁和临安与其他重要古都不同的一点，是这两座都城都是从原有地方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非像魏邺城、隋大兴、辽南京或元大都那样，按照都城制度平地规划建设而成，因此在城市格局中，有许多因地制宜、不合都城规制的地方，如宫城面积较小，中央官署未能集中布置，甚至某些重要殿堂也未能居中，等等。 

开封地处黄河中游冲击平原的西部边缘，是华北平原与黄河平原的交界地带，位置居中、地势坦荡、河流四达，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城市曾多次孕育了盛极一时的繁华，又每每因战火或水祸而灰飞烟灭，至今大部分遗迹已湮没在十多米深的黄土之中，以致关于开封的历史笔记，常常以“梦”为名，如南宋初年孟元老所著的《东京梦华录》，又如清初无名氏所著的《如梦录》，甚或今人黄仁宇所做的《汴京残梦》，总不免带着无限的怀念，却又抱着强烈的感伤。

开封作为一个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除了作为北宋时期（960—1127年）的首都而闻名以外，开封还曾作为战国魏（公元前364—公元前225年），五代中原地区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907—960年），以及金代后期（1214—1233年）的首都，因此素有“七朝古都”之称。

在11世纪至12世纪初，开封经过五代和北宋的持续营建，人口已达百万以上，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之一。

11世纪的开封人用“曾观大海难为水，除去梁园总是村”来形容他们引以为傲的开封，令我们想起德国思想家本雅明曾用“19世纪的首都”来形容巴黎。那么今天，用“11世纪的首都”来形容开封，可能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