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剔旧”与“怀旧”  从小就不喜欢跟人争东西，同样，《民国温度》也不是一本争鸣性质的书。不是七弯八绕的“捡漏体”书话，也不是四两拨千斤的“掌故体”书评；没有特立独行的“语录体”思想，也没有点石成金的“标题党”才情，这只是一本平实得近乎平淡，认真得近乎较真的小书。但我相信，这会是一本有温度、有思量的书。

原本，家里没有多少与民国沾边的事物。除了据说在1949年远泊台湾、至今无踪的祖父之外，除了几枚或铜或银的民国硬币之外，再无何事何物与“民国”能扯上关系。“民国”是一个遥远的年代，是一处陌生的时空，本来与我这样一个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普通公民没有任何瓜葛。

大学时代，偶然遇到的一次图书馆“剔旧”大清仓，让我与民国时代有了一次擦肩而过的短暂邂逅。在我看来，许多封面设计新颖、内容闻所未闻的民国书籍，实在是有点“天外来客”的意思。为什么我们从前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好书呢？为什么我们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各种读物，与这些书相比较，一下子就变得索然无味了呢？为什么一定要在封面或扉页上钤盖一枚极不美观的“剔旧”图章之后，这本书才能如释重负的回归到珍爱者的怀旧视野之中呢？

当我抱着一大摞各式各样的民国书籍，在五毛钱一小本、一元钱一大本、两元钱精装本的超低价中贪恋不已、兴奋莫名之际，我感到自己与这些民国书籍开始结下不解之缘。虽然硕大难堪的“剔旧”章，仍让我遗憾不已，但毕竟如此这般之后，我才获得了廉价怀旧的权利。在此之后，很少再有这样的天降奇缘，没有了“剔旧”的机遇，只得以更为不菲的代价去寻觅故纸。即便如此，还是乐此不疲，一发不可收拾。

鲁迅、周作人、胡适、林语堂、徐志摩、张爱玲等一系列民国之星，在我后知后觉的对民国书籍产生兴趣时，早已被喜欢研读民国书籍的先行者们，出于各式各样的兴趣与目的，探索考证得一清二楚、有板有眼了，选集全集类的各种整理出版物也早已琳琅满目、可圈可点。自然，与这些民国之星相关联的各类民国原版书籍，价格也随之扶摇直上--可能仅仅是在某位藏书名家的一篇随笔中提及，旧书店里的某册书就身价陡增，拒人千里了。“捡漏体”书话与“掌故体”书评，不单单是后来者的索引清单，也成了书商们的价格指数。怀旧的成本，自然不会再有“剔旧”式的便宜，这是近十年来的憾事，也是我远离这两类文体的根本原因所在。

仍是出于不与人争的天性，我主动放弃了追逐这些民国之星的梦想。我开始着意搜求一些远离人们视线的民国人物及相关书籍，我开始用心体会那些在星光掩盖之下的脉搏与体温。我想，在星光灿烂的民国时空里，一定还有离我们稍为遥远一点的星座，原本的光芒亦并不逊色。只是苍茫天地中，要看我们能否在故纸堆里，耐心的而且有力的，把这束黯淡星光上的尘埃，轻轻拂拭到逐渐清晰罢了。这本书的完稿，我想也就是这么一个搜聚故纸、拂拭尘埃的过程罢了。

民国，给了人们一个在整数纪元里怀旧的理由。越来越多的昔日的旧书读者，变成了量度时代体温的怀旧作者。旧书里的人物与轶事，不再是冰冷的文字符号；通过一定量级的文献配置、语言整合、情境再现、时空重组，民国成为一个越来越有体温、越来越有人情味儿、越来越有理想的生命体。那些原本已经璀璨得无以复加的民国之星，也开始还原喜怒哀乐的血肉凡胎；那些原本看似遥远的民国过客，也开始复苏与时代同步的参差脉搏。

幸运的是，我可以抱着一摞从图书馆里“剔旧”出来的故纸，成为怀旧作者之一；更为吊诡的是，这样的写作与此刻出版的这本新书，都只是以萦绕与深入到一堆被剔除废弃的旧书之中为前提的。或许，图书馆的“剔旧”，新书中的“怀旧”，都是费尽思量的一桩难事罢了。

剔旧还是怀旧，都是我们人生中必得二选一的题目，有时我们选择前者，有时我们选择后者。在这一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中，我们开始不自觉地书写各自的历史。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的名言，历史只是客观的幻觉。如果历史的最终定义只是幻觉，无论其前缀修饰是客观还是主观，我想，本质上到底仍是主观的。其实，无论“剔旧”还是“怀旧”，从本质上讲都是主观的。“剔旧”是改写历史，“怀旧”是追索历史，但这两种行为本身也在构成历史，也同样是历史本身。

我终于明白，拂拭尘埃的客观效果，的确能让事物的轮廓清晰，而最重要的主观效果，乃是复苏一个时代的体温。所有的怀旧者，都是在刻意的追求客观效果，但最终是在主观意义上达成历史的。

或许读一本书，除了廓清一些故旧之外，只是要去感受一个时代的体温--我们主观的去看待历史、感受历史，我们本身就是历史。

本书分为两大类行文--文艺和学术。每类所选书籍大致按出版年代的先后顺序编排，书中配图均为作者及友人藏品扫描或拍摄而成。是为文。

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