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叙

自从走进文学天地，我就遭遇到一个分裂的世界。开始的时候，似懂非懂地读着的诗词小说，是一个远离光复后台湾惨淡匮乏的小镇生活的奇妙所在。1960年代到台北念大学，现代主义文艺的热潮首先使我没头没脑地沉浸在艰涩的理论和翻译作品间，觉得那就是生命的真象，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考。它拒斥并独立于党国教育的愚眛黑暗，烦嚣的、精神贫困的小市民社会，以及这之上的白色恐怖。

　　就在同一个时候，我发现了隐没在白色恐怖里的战后台湾思想的后街——台北牯岭街旧书摊。从旧书摊幸存的、零星的“五四”以后，特别是三四十年代的大陆作品，我战悸地看到了文学史的禁区，一个左翼作家群活动着的艺术和思想的彼岸。在那里，有我未曾想象到的人间的苦难，呼吸灼人的生命气息，以及理想主义的召唤。

　　这禁忌的召唤，连同现代主义宣示的荒谬虚无、“没有理由的反叛”等等信条，于是在那政治肃杀的时日里，在我不知道国共内战的历史意义，更不知有世界性的冷战思维结构的情况下，在我的理解中，文学于是除了是艺术形式的创新实验，还成了从权威、从社会现状裂解出去的异议的、前卫的、甚至是危险的存在，一个穿越生活的此岸和彼岸，满布着新生和毁灭的场域。这信念支持我朝向时代的异端，朝向彼岸思想的深处走去。

在孤独彷徨的摸索过程中，能够缓解我内心的恐惧，帮助我对文学史禁区继续保持探求欲望的是课堂上，像奇迹一样出现的，渡海来台师长们的一些言谈和讯息。其中，最使我感激和无法忘怀的首先是系主任许世瑛老师。

许世瑛老师是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先生的长公子，因为这缘故，透过传闻，我们约略知道光复后来台筹组台湾省编译馆，为台湾复归中国文化付出巨大心力的许寿裳先生，来台两年后离奇不幸的死亡与他在台传播推介鲁迅思想及文学的关联。也因为这缘故，当许世瑛老师有次在课堂上谈到他求学的过程，无视于白色恐怖，让我们惊讶不已地以庄重尊敬的口吻，坦然提及小时为他开蒙，教他认字的是鲁迅先生，而后又借给我当时被列为禁书的《闻一多全集》，要我用心阅读学习。就这样，在我心底，那被“恐共”“反共”教育横暴地阻绝了的鲁迅所代表的文学世界，于是不再那么遥不可及。

两岸——现当代文学论集自叙0同样让我感激和无法忘怀的是带领我在图书馆角落找到《中国新文学大系》，让我惊喜地发现台静农老师年轻时写的《红灯》、《蚯蚓们》等小说的叶嘉莹老师。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次杜甫诗课上，读杜甫的长诗《乐游园歌》，当讲解完这首诗的结句“此身吟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叶老师突然从唐朝转过身，在黑板上抄了一首没有标题、没有作者，只注明“近人作”的诗：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除了比较这首诗的结句与千年前杜甫的感怀，叶老师还要我们特别注意诗中蕴含的强烈情思。而这首让我感觉不寻常的、谜样的“近人作”的诗篇，直到我后来到加拿大读书，才在图书馆里赫然发现是鲁迅纪念“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的诗。

　　离开台湾，到加拿大念书，终于可以在北美的东亚图书馆里看到台湾的禁书，走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断层。在急切的搜寻和阅读中，最先打动我的是东北作家群。除了因为同属被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的缘故，还因为童年时从家中长辈游历“满洲国”的照片，看到山海关、残破的古迹，听过“康德”、“新京”、“奉天”之类感觉上不像中国历史地理的年号和都市，使我对那传说中的冰雪大地充满好奇。1972年我于是无师自通地写下了平生第一篇现代文学评论，写下我对端木蕻良及其小说中的土地、人民和历史血泪的礼敬和感动。接下来在众多的作家作品中，胡风、路翎这两个文学巨灵，激起我对久悬心中的理想主义者精神现象以及相关的左翼文学思潮的追踪考掘。就是在胡风的著作里，我找到他翻译的杨逵的《送报夫》，吕赫若的《牛车》，他的翻译和简短的引言，让我第一次读到日据时代台湾左翼作家和作品，深刻惊喜地认识和感受到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宽阔巨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当“文革”神话急遽消散，颠倒的历史不知又将颠踬到何方，七十年代末，带着困顿的心情我回到政治高压依旧的台湾。天翻地覆之后，再度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自知因为资料的限制，已不可能继续才刚起步的大陆现代文学研究。面对当时炽烈展开的乡土文学论战和党外反对运动，我不禁茫然地思索着长久以来在新、老帝国主义的宰制播弄下，现实上已然分断的两岸的过去与未来，思索着经由胡风翻译，艺术上、思想上曾深深震撼我的杨逵、吕赫若的两篇小说可能隐藏的台湾文学史的又一断层。于是在教学之余，我试着从历史的荒烟蔓草找寻日据时代台湾文学的踪迹，找寻殖民统治和白色恐怖掩埋不了的社会主义的、因而是追求人的自由解放的文学的声音。

　　面对这近乎全新的研究课题，在研究资料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为了较真确地理解台湾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我于是试着由比较熟悉和关注的知识分子问题入手，探寻他们在殖民统治下的社会、政治活动及相应的思想上的分化，而后较集中地考察文学结社，左翼文学思潮与殖民地普罗文学运动，向来被高估的日据时代殖民现代化与小说创作的现代主义倾向和颓废意识等问题。随着1990年代台湾本土化及台湾主体性意识的高涨，厌倦于族群议题的纷扰，厌倦于政客的翻云覆雨，我于是转而思考与之有关的、带给二十世纪东亚人民巨大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在文艺领域的统制操作，从中国沦陷区及傀儡政权“满洲国”的文艺政策和创作实践，审视所谓“解放”亚洲，所谓“大东亚文学”的梦呓和幻影。连带地，回到历史现场，根据1930年代初台湾话文和乡土文学论争的原始资料，检讨被认为历史地存在过的，有别于中国认同的台湾主体意识和共同体想象的发轫的这场文学论争的政治意涵及历史意义。

回顾收在这集子里的论文，它们的贫乏单薄和不成系统，在在显示我能力和努力的不足，只不过这些缘自于文学史的断层的思考，它的零散断裂，或许正可以作为我在两岸分断的处境下，彷徨于理想和现实，摆荡在生命与生活的此岸与彼岸的困厄心理的见证。在这中间，让我感受到最大的冲激和痛苦经验的是有关欧坦生小说的“出土”。

欧坦生是光复初来台的福建作家，来台后以笔名丁树南，从事理论批评工作。1999年台北人间出版社的朋友们为寻找白色恐怖殉难作家蓝明谷遗作，把1946到1948年刊登在上海范泉先生主编的《文艺春秋》上，署名欧坦生的六篇小说，认定为蓝明谷作品，要我写篇评论。当我读完送来的十几篇小说，发现它们不像出自一人之手，但在找不到确切佐证的情况下，我只能在文章后面加了个“附记”表明内心疑惑。文章刊登前，我在报上读到病重住院的范泉先生，强忍身心巨痛，“以左手食指推着右手”一字一字写下的《哭台湾作家蓝明谷》。过了几个月，我从1990年1月号《新文学史料》找到钦鸿先生的《记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看到欧坦生的介绍，才终于解决了这文学史的问号。2002年冬天，我突然接到欧坦生先生以本名写给我一封信，全信的字迹都是颤抖的，我于是想起了范泉先生在绝笔的心境下，左手推着右手一字一字写下他的深情悼念的形象。毫无疑问，两位文坛前辈的颤抖字迹和他们的文学志业，都会是镌刻在百年来政治暴力造成的文学史恐怖岩层上的碑记。

1987年台湾废止长达四十年的戒严令，在解严后稍稍舒缓的空气下，我曾把讨论胡风、路翎、端木蕻良的文章，以及一篇为计划中的胡风文艺思想研究而写的导论性文字《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1923—1932)》，于1990年交由台北新地出版社郭枫先生出版，书名为《理想主义者的剪影》。出书后意外地得到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的批评指正，严教授纠正我文章中的错误和对我的鼓励，让我这初入大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后学，觉得格外温馨、惊喜和感动。现在藉着这个集子的出版，谨向严教授致上迟到的感激和敬意。

因为清华东亚文化讲座同人的热情帮助，给予这集子出版的机会，老友吕正惠教授在百忙中为它作序，编辑过程中得到徐秀慧教授和蔡钰淩小姐两位台湾清华大学校友的大力帮忙。在此谨致上最深挚的感谢。

施淑

2012年中秋节

于台北淡水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