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之年，瞻前顾后。跨越40岁之后的心境，就是想停一下，回头看看，再想想今后。看到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人群时，自己也总被各种“匆匆”打断或者裹挟。人生其实就是由一块块的时间和空间组成，而每一块时间和空间，都被相同的或者不同的人和事占据，能够独占一块时间或者空间的机会，实际上总是难得且珍惜的，而往往此时又被自己的闲散和无聊占据。当然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时间和空间当中，也会成为别人人生的一部分，所以也就无完全属于自己的人生可言。于是，忽然发现，属于自己的人生究竟是什么或者在哪里，会被这种胡思乱想弄得模糊不清。所以说，不惑之年只是明白自己该干什么和能干什么，可是于所有“意义”而言，仍是懵懂无知，与少年时没有什么不同。

对于那些以学术为业的人来讲，只要是自认为有弄不清楚的事情，总想弄清楚、说明白，似乎要给谁一个交代，即便也不知道那个“谁”究竟是谁。研究社会科学的人通病就是，试图将纷繁复杂的事情，用“剪切”的方式加以描述，进而再行理论建构。这种思维方式根本无法解决模糊性和复杂性问题，于是很多人在痴迷构建某个理论体系时，总会因为“意外”问题的出现而不断经历着“打破—重建—再打破”的轮回。社会，似乎还是以一种模糊的视角观察和认识更为适宜，试图将社会说清楚，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各种定量分析，就多少有些自不量力了。不过，这似乎也是理论研究的宿命，尤其对于那些研究社会“科学”的人而言，更是如此。于我而言，也不能摆脱这种宿命，也只能停留在对片刻亦片面真理的追逐。看到一些、听到一些、想到一些，而至于想到的那些，更多的是感想，真正能够称得上思考并加以论述的，只是一丝一缕而已，正如满地秋叶，仅能拾取一二。

将这一丝一缕思绪汇成一册，却也不知该如何“剪裁”。用这个略带酸涩味道的“剪思”，多少也如秋日的况味，于萧瑟之中卷去满眼葱茏。无论剪去多少，抑或留下多少，其实都算难得，毕竟可以暂时停留一段，发会子呆，将目光停留过往。不过，在如此浮躁、喧嚣之间，发会儿呆，竟然也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发呆，就是什么也不想，眼前所有一切被暂时地视为无意义。不过，思绪总难停顿下来，行色也总是匆匆忙忙。本来该关起门来，将以往可以保留的思绪片段，“攒”成这本集子，但似乎总难找到几日的闲暇，于是或在候机厅、火车上，或在儿子“啁哳”的钢琴声中，或在睡前的懵懂片刻里，将“剪思”的工作完成。正如一边行走一边剪裁，布料或纸张的边缘总难免参差不齐，这本集子里的匆忙和无奈是可以读出来的。

二

这些年所写的杂文、随笔等有50多篇，有些“体量”太小，似不宜收入其中。余下诸篇，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环顾与反思”，是作为一个普通法学人的偶得与絮语；“刑法内外”，则是作为一个刑法学专业人士的点滴思考；“心路与行路”，则是在不同环境与心境下的随笔。写作时间跨度也有十多年，既有尚在青涩时代的写作，也有已逾不惑之年的遐思。其中相当一部分以各种形式发表，包括在自己的博客上（如果这也算发表的话）。不过，但凡是那些曾在报纸上发表过的文章，都曾被编辑们细心而大胆地剪裁过，所以它们在这部集子里的出现，似乎可以算是新文章。

2013年夏天的某个下午，李奋飞博士和我谈起将以往各种随笔编辑成册的事情。于是一时心动，提出自己也可以试一下。比起奋飞博士，我的笔要慢得多，更懒得多。之后，清华大学出版社刘晶女士便发来邀约。自以为在11月便可将自己的承诺兑现，包括将未完的二篇短文收尾。但直到刘晶女士发来“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而是编辑的眼都望穿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稿子”，我才痛下决心，将基本的工作完成。那两篇短文仍处于“烂尾”阶段，我还没有重拾灵感来面对它们。

当将一片片思绪重新理清时，心里默默有一种感伤：原来以为走了很远，其实不过是一只脚从起点处抬起，却还不知道迈向何方。

时延安201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