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汉卫教授把他与其妻苏印霞合作的《基于定量分析的对外汉字学》专著打印稿送来，并嘱我为之作序。面对汉卫兄的请求，难以推辞，我想原因有二： 首先是我们的交往甚深，情不容辞。记得是在 2000年夏天，他刚从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来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求职，我当时担任培训部负责人，经过简短交谈，发现此君思维敏捷，基础扎实，是难得人才。立即跟院方推荐，院长也欣然同意。孰料，王君狡兔三窟，多处求职，左右逢源，在其他因素影响之下，最终去了天津新蕾出版社当编辑。我闻之叹息，并料定编辑小儿读物非其志也，果然，一年之后，他给我来信，抱怨工作无聊，学非所用。我鼓励他跳槽并再次向院方推荐，终于引进成功。汉卫兄来后心无旁骛，一心钻研教学科研，羽翼渐丰，成绩斐然。我们一起出差期间，常常联床夜话，切磋学术，二人见解相同、惺惺相惜的时候居多，但也不乏各有所据，互不相让之时。不过每次聚谈皆有收获，他的奇思妙想给了我不少启发，深感此兄外显粗犷却心细如发。他后来跟随郭熙教授，在职攻读了博士学位。近年来又主持了教育部和国侨办的重大项目，在华文测试和汉字教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不俗的成就。第二个原因是我自己对汉字研究也饶有兴趣，也出版过对外汉字研究和教材数种。故得到新作，迫不及待，一睹为快。 读毕此书，最突出的感受是，王苏伉俪的基础研究，做得全面、深入、细致。此前汉卫兄已发表了多篇汉字研究的论文，有了先期研究作为基础，著书时就得心应手了。汉字是国际汉语教学所面临的最大难点，也是外国人掌握汉语最突出的薄弱环节。过去，汉字教学作为汉语教学的附庸，没有独立的地位，教学效果不如人意。人们逐渐意识到，汉语教学必须依照汉语汉字的特点展开，才有可能提高效率。近年来，涌现了一批汉字和汉字教学的研究成果。跟前贤的研究相比，此书独辟蹊径，从汉字教学的实际需要出发，以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发布的《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3000汉字表为范围，依据详尽可靠的统计分析数据来展示汉字的笔画，部件，结构，理据，多音与同音，字、语素、词的关系，语义类等特点，甚至还研制了 3000汉字的外向型检字法，为汉字教学及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  i  笔画是汉字的基础，过去学界重视不够。汉字的笔画到底有多少？从各家的主张来看，张志公 26种，傅永和 29种，林祥楣 30种，张静贤 31种，张斌 32种，胡裕树 33种，邢福义 35种，黄伯荣、廖旭东 36种，众说纷纭，难成一统。本书从3000基本汉字出发，以宋体为宗，突出笔位的观念，分析统计了对外汉语教学用字（即三千字）的笔画种（32种），并进而提出对外汉字教学笔画种（24种）和基础笔画种（18种）。他们还进一步统计了 18个基础笔画的综合价值，发现高达 97.4%，这就科学地确立了对外汉字的笔画教学的重点。 再比如笔顺，虽然关于笔顺问题的研究和见解没有在本书中专门阐述，有一次我听他的课，也发现汉卫兄也是见解独到，不妨一述。汉语教学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是汉字分笔画抄写，不仅教材这样编排，有些教师上课时也喜欢带领学生口唱笔画名称，一笔一画地书写或书空。海内外都对这种做法习以为常，沿袭至今。胡适先生说，“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汉卫兄发现古人书写同一汉字的笔顺往往各不相同，因此质疑所谓的笔顺规范教学到底有多大价值，对分笔画抄写的做法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不少汉字笔画繁多，分笔画抄写不胜其烦，直接导致了学习者的厌倦。”事实上，汉字的形音义结构才是汉字认知的核心，对笔画序的过度关注，可谓因小失大。 汉字的理据分析也是一个热点问题，近年来对外汉字教学界涌现了不少汉字溯源、联系古文字分析汉字理据的书，它们通常印刷精美，图文并茂，通过古字形（主要是象形字）讲述先民造字的道理和故事，中国学生读来或有兴味，但问题是，古今文字形态变化很大，讲解文字理据的办法在对外汉字教学中究竟有多大作用？是不是最有效的教学方法？万业馨教授曾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不无嘲讽地指出，“如今越是没有研究过文字学的人，越喜欢讲字源、说理据。”其实讲字源、说理据、谈文化，常能活跃课堂，引发兴趣，也是可行的手段，但我们需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度。为了掌握好这个度，作者认为，首先需要研究的就是 3000字的理据性到底有多高。他们研究了 3000现代汉字的构字方式，主张分为形义字、会意字、形声字、会意兼形声、唯形字、唯声字、无理据字这七种。综合计算，常用汉字的表义表音理据度仅各有0.41，而且初级汉字表义度很低，仅有 0.33，表音度更低，只有 0.27。如果考虑到古今字形的巨大差异，现代汉字的理据就更不明显了。显然，如果在汉字课上一味侈谈造字理据，追本溯源，甚至牵强附会，对学生掌握现代汉字本身作用并不大，还占用了宝贵的课堂教学时间。其实，汉字的构造无论多么精巧，充满了多么有趣的文化，从宏观来看，依然只是记录语言的一种符号，如果过度关注符号本身，而忽视了符  号的运用，那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前辈学者苏培成先生明确提出“不是每个字都能说出字理来，说不出字理的字就不要勉强谈字理”；“更不能强作解人”。本书通过理据度的统计，顺理成章地提出“谈理据要谨慎，要有选择”。为了帮助汉字教师进行选择，教材还细心地梳理出可用于理据教学的 155个形义字，并呈现了古字形。这种踏踏实实为教学实践服务的精神，值得赞许。 书中创见颇多，再举一例：在汉语教学界，曾经有过字本位、语素本位、词本位的争论，作者指出：“争论的根本原因在于字、语素、词的不重叠：有些字没有意义，只能跟其他字连绵在一起表示一个意义；有些字有意义，然而却不能单说单用，是语素而不是词；有些字同时既是语素也是词。这样就产生了字、语素、词之间的差异，进而带出学术界关于本位的争论。”可谓条分缕析，切中肯綮。 书中也有百密一疏之处，比如计算表音部件的表音度时说：“第四级，不表音，表音部件的声母及韵母跟整字完全不相关的，计 0分。”道理似乎完全正确，但如果细致考察，有些字的表音部件虽跟整字的声韵母都不一样。如我（ wo）跟饿、鹅、俄、哦、娥、蛾、峨（ e）等字声韵母虽无相同之处，却能明显提示发音。汉字古今形音变化很大，有些隐藏的规律还需细察。如果一定要说此书的缺憾，窃以为是遗漏了 “偏旁”一章。汉字的主体是形声字，偏旁在其中凸显表义、表音功能，甚至说它是解开汉字的一把钥匙也不为过。实际上，作者也清醒地意识到偏旁的重要性，并在“部件”一章中指出：“部件是观察汉字构成单位表音表义属性的一个角度，但跟偏旁的角度相比，也许不是一个好的角度。”我们期待未来修订再版时，重新梳理部件与偏旁的关系，补上偏旁这个“好的角度”，以成完璧。 大作即将付梓面世，可喜可贺！又当与汉卫兄相约小酒馆，浮一大白了。 周健2014年 11月 18日于香港中文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