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应立足于现代传播体系发展，并由其规律所决定。从现实的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发展历程看，只有建立起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相适应的媒体治理体制机制，才能形成与经济社会秩序相协调的媒体传播秩序。随着社会组织和民众参与媒体治理及政策制定的自觉性高涨，改革不相适应的媒体治理体制机制成为必然要求，我们应从基本国情出发，用科学发展、改革创新的制度性安排，不断完善国家调控、政府监管、社会支持、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做大做强让人民满意的媒体。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重视新型媒介运用和治理，规范传播秩序”。这些论述既为我国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也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新契机。目前，理论界关于我国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研究虽然有一些成果，但仍处在起步阶段，理论研究的空间还很大。
1. 研究主题
第一，关于媒体治理内涵的研究。理论界主要集中在“媒体”和“治理”两个关键词，以及“行政治理、依法治理、行业治理、市场治理”四项传媒治理上。
第二，关于媒体治理基本特征的研究。媒体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理论界在科学把握其规律的基础上，对媒体治理的体制机制、政策法规、运行模式、组织原则及发展路径进行了深入研究。
第三，关于媒体治理基本功能的研究。从理论界研究成果看，媒体治理要顺应舆论导向、信息服务、知识传播、文化娱乐的要求，坚持“以人为中心、以内容为王”。媒体治理的基本功能体现在： 协调、组织、领导和控制功能。
第四，关于媒体治理基本结构的研究。从媒体治理体系科学建构出发，建立依法治理媒体的生态环境，建立治理效益最大化的媒体生存环境。从操作层面来说，媒体治理的构建方法主要包括： 体制机制改革、政策法律法规创新等。结合我国实际，还有学者提出了构建路径： 改革媒体治理体制机制，立足国情与借鉴国际经验并举； 推进媒体治理法治化进程，加快政府职能由管办一体向管办分离转变，等等。
第五，关于我国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研究。理论界在深入把握和理解媒体治理的内涵、特性、功能和结构的同时，结合我国传统媒体、新兴媒体多层面混合型体制展开了一系列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例如： 媒体与治理的关系问题，媒体治理与媒体产业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关系问题，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与政府职能转变、法制体系建立、市场作用发挥的关系问题等的研究。
2. 研究视角
以界定我国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为例，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目前理论界和学术界开始多视角审视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策略。
第一，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论视角。这是目前我国理论界占主流的研究视角，认为媒体既有正面引导鼓劲作用，也有反向产生负面影响的功能。媒体治理就是要控制和消除其反向功能，让所有媒体发挥正面作用，传播正能量。对此，国内理论界和学界比较关注如何解决媒体政治公益性与经济利益最大化追求之间的矛盾，推进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
第二，管理学视角。理论界和学界认为，虽然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越来越多元、多样、多变，但“以人为中心、以内容为王”始终是媒体治理的宗旨。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必须更好地满足人们多元、多样、多变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我国媒体发展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提供保障。
第三，经济学视角。媒体治理在追求社会效益的同时，越来越重视促进媒体产业发展及经济效益的提高。当下，理论界和学界重点研究的方面包括： 传统媒体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形成；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媒体产业国际化市场化体制机制的建立。
第四，比较世界发达国家研究的视角。这是我国理论界和学界比较偏好的研究视角。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体治理研究，推动了这些国家的媒体产业迅速发展，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发达国家的媒体治理是从法律制度创新开始，再到法规创新，最后是政策创新； 我国相反，媒体治理先是政策创新，然后是法规创新，再是法律制度创新。因此，我国理论界和学界对媒体产业化、媒体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特别关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提出了转变政府治理职能、确立媒体产业发展战略、推进媒体治理法治化进程等改革路径。
3.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主题比较分散。如上所述，理论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体行政治理、依法治理、行业治理、市场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四个方面，而把四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不多，虽有这方面尝试，但刚起步，较碎片化，有待进一步拓展与深化。
第二，研究视角和视阈需进一步拓宽。目前，相关研究的理论视角有：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论视角、管理学视角、经济学视角、比较世界发达国家研究视角等。尽管每种视角都能够丰富、深化媒体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指导和实践，但如何综合多维理论视角，深化关于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整体性、时代性、实践性，仍然是摆在理论界面前的重要课题，也是本书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第三，国内外比较研究不够深入，需借鉴更多成功经验。我国的媒体治理理论吸收和借鉴了世界优秀成果，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验，但在阐释中国特色上不够深入。应在更为宏大的国际视野中加强比较研究，为我国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研究提供理论资源和实践借鉴。发达国家媒体治理体制机制的成功经验是什么？如何借鉴？目前理论界仍在探讨，还需进一步加强比较研究，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扬弃达到洋为中用的目的。
第四，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研究有待进一步细化、深化。我们不仅要研究一般理论，还要有针对性地研究植根民族文化沃土、反映人民意愿、适应国家和时代发展要求的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重点。目前，我国理论界关于媒体治理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一般性理论阐述上，还需在明确创新方向、加强创新决策科学性和措施协调性、找准创新突破口和着力点等方面进一步深化、细化。
第五，可行性及相关政策设计研究需进一步加强。就目前的理论成果而言，前人的研究较多集中在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要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等方面，而关于如何改革、如何创新，也就是有关如何立足中国特色的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政策设计层面还需深入思考和挖掘。如何在政策层面上提出建设性、战略性、操作性的策略？如何在比较研究中从不同国家的发展角度，系统总结和反思各方面的经验教训？如何结合民族渊源和现实基础，批判性地反思和借鉴历史经验？凡此种种，都是理论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二） 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我国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深入研究的具有重要理论和实际意义的课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媒体既是文化事业又是文化产业，处在意识形态领域前沿，理应结合文化强国战略明确其深入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全球化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复杂多元，竞争激烈。我们既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又要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做大做强媒体产业，增强国际竞争力。因此，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辨析和探讨我国现代传播体系需要解决的问题，并进一步深入全面地探讨我国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必要性、关键点、重要目的和有效途径成为当务之急。
(1) 立足于全球化语境，力图高屋建瓴地把握时代特质，论证我国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必要性。世界全球化景观，经济秩序的变更，国际格局的变动，意识形态领域的角逐，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强度影响着每一个国家。本书的研究试图分析在全球化语境下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必要性之所在，阐明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世界发展趋势，并结合我国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本质要求，探讨中国媒体治理特点，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具体运用。
(2) 着眼于我国国情，尝试凝练准确地描绘当代中国媒体治理的基本特征，论证媒体治理创新的关键点。我国正处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阶段，社会发展将越来越国际化和现代化，人们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更加突出，在价值取向和精神文化需求方面日趋多元化、高要求。联系民族优势、文化优势、制度优势，立足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伟大实践，比较我国媒体治理体制机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的层面，分别描述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关键点成为本书研究的重要任务，而如何应对这些关键点也同时成为本书研究的核心内容。
(3) 从学理上进一步明晰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目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深化改革，媒体市场生存和高科技发展，对我国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提出了理论与实践指导新要求。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应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目标，推进我国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让科学理论引领媒体，让先进文化主导媒体，让市场决定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并通过国家宏观调控、政府治理、社会各方支持、人民群众普遍接受来实现其目的。
(4) 本书致力于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对策性研究。我国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与市场经济地位确立紧密相联。从单一型体制转变成混合型体制，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一直以来都是政府、业界和学界关注的焦点。当下，我国媒体治理与世界变化、社会期待、市场发展仍然有不相适应的方方面面，应遵循媒体、市场、技术发展规律，探讨“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条件下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路径。为此，一方面要努力掌握第一手资料、数据和案例，为理论研究提供扎实基础； 另一方面要能发现一些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使决策与建议更切合实际。基本思路是：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是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基础，把握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规律，参照世界先进的媒体治理成果，分析我国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现状、问题和原因，探索有利于“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体制机制”的具有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措施，建构适宜我国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运行环境和对策体系。
二、 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观点与研究思路
（一） 研究的主要内容
(1) 媒体治理的基础理论研究。媒体治理是遵循传播特点和规律，依据国家政策法规，运用多学科原理，整合各种资源，优化传播模式，发挥传播功效，开展传播活动，取得最佳社会与经济效益，实现预期目标的过程。据此，就媒体治理的相关问题作跨学科综合研究，研究现代媒体治理的主要知识框架和体系，研究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含义及主要内容。
(2) 媒体治理的探索发展研究。我国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已初步形成了包括行政治理、依法治理、行业治理、市场治理等多层次、多方面的制度体系，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协调政府、社会、市场统一发挥作用，更加有效地推动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为研究我国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目标，着力解决其过于依赖行政手段、与社会组织缺乏合作、各类媒体缺乏相互支持而不能综合发挥效力的问题，通过对媒体治理现状及主要措施的研究，探讨存在的障碍及改革新方向，促进媒体治理依法、规范、有序运行，政府从办媒体向管媒体、从行业治理向市场治理、从微观治理向宏观治理转变的研究。
(3) 媒体治理的国际经验比较研究。重视国际交流，归纳总结发达国家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历程、特点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加强媒体治理与传播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国际传播能力。我国媒体距在世界发声还有一定距离，舆论传播和产业集群发展等方面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也较弱，需要进一步明晰媒体跨国际交流与市场运作应该注意什么、如何构建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走出国门的媒体治理体制机制，以及如何向世界传播崛起后的中国软实力。
(4) 我国媒体治理的对策性研究。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应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借鉴有益经验，破解改革难题，推动我国党委领导、政府治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不断提高媒体治理效能和服务水平。研究如何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对媒体的宏观治理能力； 如何构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提高传播能力； 如何完善媒体法人治理结构，掌握媒体领导权和主导权； 如何实现媒体内涵式成长和外延式扩张，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出人才、出成果、出效益等问题，探讨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断丝破茧之策。
（二） 基本观点
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要求，给我国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打开了新天地、注入了新动力。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深刻影响，尤其是互联网及其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类媒体新业态如雨后春笋，给现代媒体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挑战，过去许多有效政策和措施，现在已不合时宜，需勇于突破过去不敢逾越的方方面面，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为指引，重点突破媒体治理体制机制理念创新、制度创新、体系创新、模式创新、手段方法创新，为党和政府牢牢把握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领导权、治理权、话语权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媒体治理对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起调控作用，是实现政治理念的制度保障。坚持党管媒体是把握舆论导向主动权的有力保证。媒体治理涉及媒体各方面关系、职能权责、制度规范的根本性制度安排，要实现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必须从我国媒体治理的发展历程来把握其发展方向，从改革开放以来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经验教训中获得启示，不断深化党管媒体内涵，拓展和探索党管媒体的思路、途径、手段、方式和办法，形成有利于激发媒体积极性与创造性的体制机制环境。
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基础是政府角色的转变。世界的媒体治理制度主要有商业体制、社会化体制和国有体制三种。在商业体制和社会化体制模式中，美国主要是分配资金，提供服务，不直接干涉； 法国主要是大权集中，有序治理； 韩国主要是政府主导，政策支持，有效投入； 日本主要是直接扶持，间接治理。这四种模式对我国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均有借鉴作用。如何既有效调动媒体积极性并维护其权利，同时又保证政府作为宏观治理者在媒体发展大方向上起主导作用，需要与时俱进的研究思考。认真剖析上述四国的经验，厘清我国媒体治理的方向，探索有利于政府与媒体各自发挥最大效能、不断创造新成果的体制机制。对此，转变政府职能更为重要，表现在科学把握媒体发展方向定位、规范传播秩序、依法治理、提供服务等职能上严重滞后媒体发展的要求，还停留在简单的行政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上，必须根据迅速变化的情况作出及时有效的转变。
（三） 研究思路
我们将通过实证性研究对我国媒体治理的现状及其发展的来龙去脉加以深入调查； 将通过比较分析概括总结出“现代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国际成功经验”； 将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上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系统的反思。在此基础上，还将对下列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系统的阐述： 为什么要推进我国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现行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存在哪些缺陷？如何促进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
从民族文化复兴的角度，围绕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转有效的我国现代传播体系，认真开展媒体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研究，深化重要内容、关键环节的改革创新思考，将更多新思考经过科学论证转化为研究成果。一是厘清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这是我国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根本问题； 二是厘清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基本原则； 三是深入了解全球性媒体治理的规律和“跨文化”媒体产业发展趋势。
三、 本书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一） 研究方法
在遵循上述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拟采取下列研究方法。
(1) 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本书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新闻学、传播学、文化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因此问题的切入点是多视角、多维度的。本书写作的主要成员包括政治学、新闻学、传播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既可以对这一重大现实问题运用社会学等学科的调查分析方法，通过系统问卷、抽样调查、随机访谈等形式收集信息，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同时又可以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刻系统的理论探索，实现多学科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有效综合。本书将比较各学科研究方法的差异和特点，融合各学科的优势。在充分阅读相关书籍、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发挥课题组成员学科优势的基础上提出充分的理论创建，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
(2) 理论分析与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深刻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社会具有什么样的舆论环境，人们对社会主流思想的认知和态度如何，拥有什么样的多元文化信息生活，全球化影响下基本价值取向如何，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纯粹的理论问题，更是具体的现实问题。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我们需要采用调查问卷、现场访谈等方式进行，以便使研究更具针对性和科学性。
(3) 比较分析研究的方法。对于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世界发达国家拥有丰富和先进的经验，本书将选取有代表性的国家，如美国、法国、韩国、日本等进行专门研究，分析和考察媒体治理改革创新的国际经验，通过对先进国家媒体治理理论建构和具体实践的比较分析，提炼概括出有价值的经验，以便为我们的具体实践提供借鉴。
（二） 创新之处
本书坚持兼容并包，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统一，突出观点新、数据新、材料新的特点，使理论来自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的迫切需求。
(1) 深入发掘国内外媒体治理资源，赋予媒体治理改革创新以历史使命感，同时立足本国现实，科学分析媒体治理改革创新的源泉，阐明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必要性。
(2) 系统梳理、解读、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与媒体治理相关的原始文献，为推进我国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基础研究奠定可靠的理论基础。
(3) 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与视野，参考现代传播与科学治理理论，对现代媒体治理的基本概念、结构、主题、精髓、基础、构建途径等重要理论问题给出创新性的分析和回答，使我国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获得应有的理论依据，呈现出与其理论本性相适应的现代形态。
(4) 在全球化广阔视域中考察现代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发展趋势，通过不同文本的对话和交流，赋予我国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以鲜明的民族性和现代性，推动我国媒体治理与时俱进。
(5) 广泛调研，客观分析我国媒体治理体制机制现状，深入研究互联网尤其是新兴传播方式对现代媒体治理的影响，为实现我国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提供现实依据。
(6) 基于现代社会发展中重大现实问题，同时实现经济学、政治学、治理学、新闻学、传播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优势互补，将关于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这一问题研究的各层次、各方面的把握有机整合起来，形成立体、全方位的理论体系，为我国建立现代媒体治理体系的路径提供理论依据。
本书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三网融合语境中湖南电视节目创新策略研究”［12YBB142］和“长株潭试验区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11WTB26］总结性成果，也是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南商学院基地研究成果。本书由丁红总负其责，曾忆梦、李东、曾耀农、欧阳秀兰、丁钊、曾心滢、丁千、曾耀辉等参与写作，部分学生承担了资料搜集与整理工作。本书参考了许多文献与资料，在此向其作者表示谢意。
著者2014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