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集群式创新理论与实践

前言

危机引发变革、创新决定兴衰

——1980年以来全球经济周期中各国的创新战略与国家兴衰

历史证明，每一轮经济危机都伴随着一场深刻的技术革命，每次技术革命的出现，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飞跃，从而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而在每一次经济危机与技术革命的冲击下，制定有效的发展战略将深刻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兴衰。根据世界经济长周期理论的相关研究，自工业化以来，全球经历五轮长周期经济周期是工业化社会的现象。从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已经经历了五轮长周期。第一轮长周期的上升期出现在1795—1825年。这轮上升期的主要动力，是发端于英国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基础技术创新以及纺织技术的发展，“运河狂热”以及英国经济的“大跃进”，是其主要表现。第二轮长周期的上升期出现在1850—1873年。这主要归功于钢铁、煤炭和铁路诸领域的革新。发生在英国和广大欧洲大陆国家中的“铁路狂潮”以及英国的“维多利亚繁荣”，是此间最令人难忘的经济现象。第三轮长周期的上升期出现在1890—1913年。电气、汽车制造等技术的发明使用，使得电气、汽车和化学工业快速发展，并最终把汽车工业培育成支柱产业。欧洲的“美好时代”、美国的“狂飙突进年代”等，是最具代表性的现象。第四轮长周期的上升期发生在1945—1971年。这一时期的科技创新来源于更多的领域，包括电子计算机、生物、航天和新材料等广泛领域的革命性变化。这一上升期对应着发达经济体“二战”后增长的黄金时代。20世纪70年代初爆发的石油危机与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结束了这一“黄金年代”。第五轮长周期的上升期发生在1980—2007年。支撑这一上升期的科技创新堪称百花齐放、层出不穷，它们共同成就了以信息技术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的“新经济”。随着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此轮长周期结束。资料引自：李扬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改革创新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十七讲，2015。。1980—2007年是最新的一轮，其核心动力源是科技创新引领下以信息技术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的“新经济”。尽管如此，在最后一轮长周期中，各国的表现不一，究其原因是对创新战略的选择与应对不同。20世纪80年代，日本受“广场协议”影响，未能及时调整相关发展战略，虚拟经济泡沫化，实体经济与创新转型缺乏动力，最终导致日本经济失去20年。反之，美国坚持以“星球大战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等以产业为导向的创新驱动战略，不仅成功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也实现其谋求全球霸主地位的意图。该时期我国开始持续深化的改革开放，通过工业化与城镇化双轮驱动，创造了全球经济奇迹。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融入经济全球化是我国经济奇迹的原因之一，但注重内生动力、强化自力更生更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以“863”计划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国家科技创新战略，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基础，也为当前的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国家战略提供引领与支撑。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结束了全球经济的第五轮长周期，美国过度的金融创新是此次危机的诱因，但本质上是全球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历史结果。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已敏锐地指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世界经济长周期变动的反映，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是全球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历史结果”。在危机发生后的7年间，各国都积极出台相应政策加以应对，但仍深陷于弱复苏、低增长、高失业、低通胀、高负债、高风险的泥沼中（国际相关研究将这种状态也称为经济危机之后的新常态）。恰如IMF总裁拉加德所言，应对策略的不到位，经济危机之后的新常态将演变为全球经济的新平庸，进而是演变成为无可奈何的新现实。当前，新常态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特征，但我国与全球危机之后的新常态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全球新常态充满了对经济长期停滞的无奈，甚至是对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恐惧，而我国经济新常态虽然受到全球新常态的强烈影响，但“三期叠加”下的我国经济新常态既是对此次危机的深刻认识，也展现了我国经济转型的决心，并展现出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美好前景以及实现美好愿景的现实路径。针对经济新常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我国先后制定并出台“中国制造2025”、“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互联网+行动计划”、“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产业转型+技术创新+全球协同”组合的创新引领、内外联动的应对战略，显示出我国探索以新常态、创新战略走出此次危机的决心与信心。

1全球经济第五轮长周期中的兴与衰

从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已经经历了五轮长周期，而关键时点的战略选择将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兴衰。20世纪80年代初，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开始进入信息时代与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际经济政治格局错综复杂，国际竞争加剧。在最后一轮全球长周期增长中，由于各国不同的战略选择与发展模式，出现大国发展的巨大差异，也出现城市兴衰的巨大反差。

创新战略实施不到位，“广场协议”诱发日本经济失去20年。1985年的“广场协议”一度被认为是美国为了“教训”日本而设下的圈套，是导致日本经济失去20年的原因。但实际上，“广场协议”给日本带来日元大幅升值导致国内经济过热的同时，也为日本企业走向世界，在海外进行大规模扩张，促进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最终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机会。只是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持续采取降息降准的宽松货币政策，来自日元“值钱”的信心膨胀和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很快在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形成价格泡沫，造成经济虚涨，实体经济与创新转型缺乏动力，未能主动向自主开拓型经济增长转变，尽管后来虚心向美国学习技术创新，但其内部缺乏创新动力和勇气，最终导致日本经济失去20年。反观德国，同样受“广场协议”影响，却采取稳妥的发展战略。通过适当降息但提准、控制流动性、采取操作更为精准的财政政策，直接或间接地扶持国内高端制造业进一步发展，保持自身产业发展与创新的核心能力。同时借助东西德合并机会，拓宽投资渠道、化解经济与金融泡沫，从而保持德国在欧洲的领头羊地位，与日本形成截然不同的结局。

创新驱动铸就美国“新经济”，重振美国竞争力和综合国力。面对日本和欧洲经济的恢复和崛起，“广场协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财政赤字压力，恢复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但以“星球大战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等为代表的创新战略，才是造就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繁荣、维系其全球霸主地位的根本原因。1983年，意在针对苏联开拓太空资源的“星球大战计划”本质上非单纯的军事战略防御计划，而是包括火箭技术、航天技术、高能激光技术、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等高技术群组成的以保持美国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等方面领先地位的国家总体战略。在此之后，美国提出一系列以产业技术为核心的创新战略，加大投资力度并引导固定资本投资，对研究与开发投资实行倾斜政策，并实施有针对性的行动计划。据美国国家科学会的资料显示，1994—2000年，美国公司、政府、学校和非营利性机构用于研发的费用占美国GDP 的25%，相当于其他几个大国R&D投入的总和。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驱动下，美国经济实现10年的高速增长，失业率已经降至4%以下，基本达到充分就业的目标，国家财政收入连年实现巨额盈余。该时期，美国基本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和低失业”三大目标，被称为“新经济”。

内外联动，融入全球化与科技创新共同支撑我国经济奇迹与转型升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融入经济全球化，通过工业化与城镇化双轮驱动，创造了全球经济奇迹。与此同时，尽管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产业基础与创新能力薄弱，但面对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各国将高技术列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趋势，我国从世界高技术发展的趋势和我国的需要与实际可能出发制订“863”计划，将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新材料和海洋技术等作为重点，持之以恒、加大投入，攻克核心技术、抢占制高点。此后历经多轮的国家科技战略中长期规划，直至2012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2015年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等，这些都与“863”计划的相关积累与积淀具有密切的关系。“863”计划不仅为我国快速工业化提供基础技术支撑，也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实施创新驱动国家战略奠定基础，同时也是形成与我国大国地位相对应的经济、科技、军事与创新能力与优势的关键。

创新驱动铸就国家核心竞争力，同样创新也是一个城市保持活力与竞争力的关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香港恰当地抓住了每次产业结构升级的机遇。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密集产业，最后到劳动、资本密集与技术型产业，完美地实现了产业升级的过程。但此后，在金融等虚拟经济的冲击下，在高房价对实业与创新创业的打压下，中国香港走向地产、金融与贸易服务为代表的服务性经济。同时，在中国内地的崛起过程中，中国香港没能把握住依托原有港口加工业进行相关产业的研发设计、创新升级的机遇，导致制造业空心化，人才结构及政府政策未能跟上新时代的创新需求，中国香港优势逐步退化。当前，中国香港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基本为零，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不到3%。对比中国香港，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充当试行市场经济、开放经济的试验田，见证了创新带给一个城市的能量与活力。深圳起初的经济腾飞的确与特区的优惠政策密不可分，但在日后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当政策扶持逐渐变为限制后，深圳并没有故步自封。在意识到自身发展的不足和竞争对手带来的危机后，深圳政府率先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政府效率等方面进行改革——今日的深圳，已经是中国货真价实的硅谷。深化改革、创新驱动实现了深圳的崛起，2015年深圳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越中国香港，中国社科院《城市竞争力报告2015》蓝皮书，深圳首超中国香港排名第一，清华大学启迪创新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创新创业环境排行榜》，自2011年来，深圳市连续四年总排名第一，并且在2014年的8个分项评价指标中有6个高居榜首。目前，深圳明确提出努力打造国际创客中心和创业之都。创新是中国香港失落的原因之一，也是深圳崛起的核心关键。

2全球危机新常态与中国经济新常态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已过去7年多，但全球经济仍深陷于弱复苏、低增长、高失业、低通胀、高负债、高风险的状态，这一状态也被称为危机后世界经济的新常态（低增长、高失业、投资低回报为其三大主要特征）。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的新常态与我国当前的新常态存在巨大的差异，我国正试图通过对经济新常态的认识与应对，寻找实现走出危机之道。

2008年的经济危机表面上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本质上是全球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历史结果。而目前主要各国的应对策略仍未针对问题的实质，各国的应对策略不协同、在救助危机的过程中相继推出的超常规调控措施，在防止危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同时，正逐渐显现出巨大的副作用。如宏观经济政策、汇率政策不协同、利率水平悬殊、汇率变动不居、国际游资肆虐，致使息差交易盛行，实体经济发展便更会受到抑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紧张、全球治理出现真空，全球产业分工合作、技术协同创新深受影响，减缓新一轮技术创新、技术革命的到来，危机影响迟迟不退。

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但我国经济新常态绝非都因此次全球经济危机而来。当前我国的经济新常态是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与此同时，我国为应对经济新常态，制定以“中国制造2025”等为代表的产业升级战略，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战略，以“一带一路”、“亚投行”为代表的全球协同战略。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正构建一个“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全球协同”组成的创新引领、内外联动的应对策略，而此战略对于全球摆脱危机之后新常态具有积极的作用与意义。

首先，产业升级化解经济结构深层次问题。应对此次经济危机，美国大张旗鼓要重返制造业，德国提出了“工业40”战略，中国即将进入工业化后期，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国内消费升级、产能过剩，国际市场低迷、竞争加剧，使得当前中国的产业升级迫在眉睫。而对经济新常态的准确认识与利用正好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绝佳的机会，为此以“中国制造2025”、“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互联网+行动计划”等为代表的发展战略体现了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与重点。以壮士断腕、不破不立的决心与勇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制度创新、深化改革为引领，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重点，倒逼市场出清化解过剩产能，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创造新需求，进一步落实产业升级战略。我国“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以加快构建创新能力强、品质服务优、协作紧密、环境友好的现代产业新体系作为产业升级的核心内容。

其次，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技术创新支撑产业升级，自主创新、自力更生一直是我国崛起的关键。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三五”规划提出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人才发展为支撑，推动科技创新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机结合，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新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核心技术，深海、深地、深空、深蓝等领域的战略高技术，现代农业、城镇化、环境治理、健康养老、公共服务等领域的系统性技术解决方案等都是未来我国技术创新的重点。与此同时，为激发广大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力、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实现有效的创新驱动，全国掀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众创空间、孵化器、科技产业园在全国呈一片火热，相关创新创业政策不断。力图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融入发展各领域各环节，鼓励各类主体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打造发展新引擎。此外，充分认识创新的价值与创新的成本，鼓励创新、表扬先进、允许试错、宽容失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构建政、产、学、研、用一体的创新网络。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互为支撑，力图通过实现服务业与工业的融合发展，注重技术创新对实体经济的引导与支撑，构建更具竞争力的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式。

最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以全球协同应对全球危机、化解全球危机。全球经济一体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此轮危机对原有的全球协同与全球治理机制形成巨大冲击，原有全球化格局与模式的溢出效应对化解危机的能力有限。在全球各国疲于应对本国危机的时候，我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开展以“一带一路”、“亚投行”为代表的区域性协同与治理战略，得到广泛的认同与支持。中韩自贸协定已签订，正在积极推进亚太自贸区、东盟自贸区、中欧投资协定等工作，在G20、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等全球协同治理活动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全球化已经历三波浪潮，分别是大航海时代的10时代、英国和英镑的20时代、美国和美元的30时代，更具开放性与包容性的“一带一路”战略，或将开启全球化40 的时代，而应对全球危机的全球协同治理将出现新的模式与机制。

危机与创新催生新时代的到来，经济增长动力、全球分工模式、产业组织形式、全球治理方式、城市发展理念都将出现新的变化。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增长缺乏动力，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增长缓慢；在互联网+、DT时代，产业融合、跨界发展、消费升级、模式创新将模糊原有产业类别，重组原有企业生产组织管理方式。工业革命的时代逐渐过去，科技研发、创新驱动的时代即将到来。麦肯锡《中国创新的全球效应》指出，“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依靠的主要是‘汲取创新’模式，即通过大量吸收并改良国际先进的科技、最佳实践和知识来追赶领先国家。如今中国将结束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阶段，面临人口老龄化、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与威胁，中国迫切需要加快实现从‘汲取创新’到 ‘领导创新’的转变，以实现更多的突破性创新，从而在全球市场上展开竞争”。创新驱动已成为全球主要国家的发展战略，以技术研发、科技服务、新兴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将会直接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并可能引发人类新一轮创新革命，其意义可以参照工业革命。未来将是工业40和创新20时代，创新驱动战略能否开启全球经济增长的第六轮长周期，值得拭目以待。2016年作为中国“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发展主线全面推进之年，2016年中国经济新常态或将出现新拐点进入新阶段，而中国的复兴也将为全球危机之后新常态格局的转变带来拐点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