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前言

很早就想写一本关于英语在中国传播历程的书,却总是碌碌红尘,无暇落笔,今如愿提笔写来,胸中感慨自是欣慰。

我在20世纪70年代出生,用现在的时髦词汇表达就是“70后”。经历90年代“独木桥”式高考,在英语专业学习4年,后留校任教,讲授英语。可以说,自90年代至今,近30年的时间里一直和英语亲密接触,从未分开。记得在大学学习英语时,英国伦敦音是我们那个年代推崇备至的英文发音,每天的业余时间都守在录音机旁模仿,而现如今对学生的要求是“清晰流畅”;当时记忆深刻的一个单词是中国的特色传统美食“饺子”,英文是Dumpling,而现如今却更倾向于Jiaozi,全部以中国拼音译出,保持中国发音;当时我们奉为笑谈的“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不知陪伴我们这一代英语学生度过多少个欢乐的时光,现如今竟成了老外们追捧的语言。这种种变化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英语在中国的变化,它变得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不再距离我们那么遥远。

从16世纪的“澳门葡语”到18世纪脱胎换骨而成的“广州英语”,再到19世纪风行上海十里洋场的“上海洋泾浜英语”,历时300多年。它们对当时中国的经济起到了推动作用,19世纪美国在华外交官何天爵在其著作《真正的中国佬》中提到:“外国人与当地中国佬之间所进行的巨额贸易有十分之九都是通过这一古里古怪的洋泾浜英语去完成,离了它,您还真是玩不转。”“澳门葡语”“广州英语”和“上海洋泾浜英语”尽管语音牵强,基本没有语法可循,一直受到排斥和否定,但它们依然在中国的土地上顽强地向前发展,完成了历史使命。作为“70后”的我经历了“中国式英语”和“中国英语”阶段。 在“中国式英语”阶段,中国的英语学习者人数激增,英语发音日趋标准,语句也大部分遵循英语语法。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荣誉感和民族自豪感倍增,中国人民不再满足于英语中那些蹩脚的汉语特色词汇,希望用英语表达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俗,这时的“中国英语”应运而生,满足了人们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愿望,人们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着。这悠悠数百年的时光,英语陪着我们一路走来,是该写一本书以作纪念了。

英语全球化的速度在加快,这从讲英语的人数上可以反映出来。著名语言学家Otto Jespersen(奥托·叶斯柏森)曾预计讲英语的人数到1500年为400万,1600年为600万,1700年为850万,1800年为2000万到4000万,1900年为11600万到12300万。而从1900年到 20世纪末的100年间,讲英语的人数快速增长了近10倍,大约有7亿到10亿。英语如此大范围快速地传播引起了世界语言学者的逐步关注。世界英语概念的提出及理论框架的构建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初,但对其具体形式和功能的研究却晚至1978年。随后,1987年和1992年又相继出现了两个世界英语机构,即世界英语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World Englishes)和国际世界英语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World Englishes)。《英语世界》(World English)、《今日英语》(English Today)和《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杂志也相继出版。至此,“世界英语”一词正式诞生。

根据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当文化背景发生变化时,语言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由英语全球化所带来的这一变化,被语言学家称为英语本土化(Nativization)。1980年,英国语言学家Peter Strevens(彼得·斯特雷文斯)最先提出了他的关于世界英语的树形图,即认为英语来源于不列颠岛,然后蔓延于全球。斯特雷文斯的说法虽然正确,但却未能描绘出英语在全球发展的状况。1985年,美国语言学教授Kachru(卡其鲁)提出了他的所谓“三大同轴圈”的模型,把英语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划分为内圈、外圈和延伸圈。按照这种“三大同轴圈”的划分,在内圈中的国家有英国和美国,在外圈中的国家有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延伸圈国家的人口最多,有中国、日本和韩国等。根据这种模型,英语每到一处,必然经历某些语言上的变化,从而以一种新的变体形式扎根在这个地方。今天的英语已不只是西方文化的载体,它同时也是其他民族文化的载体。

在英语全球化趋势下,英语也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英语在中国的传播也必然会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经历本土化演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英的接触从第一个英国人John Weddell(约翰·威德尔)1639年来中国算起,已接近4个世纪,英国传教士Robert Morrison(罗伯特·马礼逊)1807年来中国传授英语,至今也有2个多世纪。英语在中国也分别经历了16世纪的澳门葡语、18世纪的广州英语、19世纪中叶的上海洋泾浜英语、20世纪的中国式英语和世纪之交的中国英语5个发展阶段。

根据英语在中国发展的5个阶段,本书分为9个章节。

第1章为英语的传播。英语从西日耳曼语支的小方言,发展成为遍布世界的全球通用语言,经历了不断的扩张和蔓延。

第2章是英语全球化概述。英语的全球扩张和传播引起世界语言学家的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理论出发论证世界对共同语言的需要以及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的原因和特点。

第3章是英语本土化概述。英语的全球化引起了英语的本土化,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世界英语理论和认同协商理论都为英语的本土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4章和第5章介绍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的百年历程和21世纪的中国英语。英语在中国也必定会经历语言的本土化。从1557年葡萄牙人潜入澳门建小货栈,以租借为名,用贿赂手段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并宣布正式开埠,长期霸占澳门开始,到中国人民主动地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并积极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中国英语,英语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并对推动当时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6~8章分别介绍中国文化失语症、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式英语的态度和中国的英语教育变迁。中国文化失语症为中国英语的出现提供了历史背景,一些曾经的中国式英语也在文化的包容性和国人用英语表达祖国文化的热切期望下华丽转身。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离不开英语教育,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不同的教育机构且英语教育权重在不断增加。

第9章是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百年历程的启示意义。英语在中国经历了数百年的本土化历程,对中国的经济文化、英语教育乃至汉文化的核心载体——汉语的未来都具有启示意义。

本书为牡丹江师范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主要研究成果。作者均为牡丹江师范学院教师。沈艳蕾负责撰写前言、后记、第4章、第5章和第8章,共计10万余字,并负责全书统稿;张艳负责撰写第1章、第2章和第3章,共计5万余字;贺业明负责撰写第6章、第7章和第9章,共计5万余字。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参考和引用了诸位学者的研究和实践成果,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本书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望得到同行和读者的批评指正,以使本书日臻完善。

沈艳蕾

201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