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全球环境中，如此这般的中国制造业如何升级？有一种说法
我们可以称之为“次第升级”，就是先补课再上新课。各个地区和行业，
根据现有的发展水平，处于工业2.0的，先要升级到工业3.0，而处于工业3.0
的才具备条件向工业4.0前进。如此形成一波一波的发展浪潮，最后完成
整个工业体系的升级。这种思路充分考虑了中国各地、各行业的现有基础，
认为技术的学习和进步是分阶段的，只能渐进地积累，而不可跨越。
另一种说法，与之针锋相对，是所谓的“弯道超车说”。“弯道超车说”
认为整个制造产业的技术，是一个不均衡发展的过程，在某一些阶段，技
术会飞速发展，就像赛场上选手们比赛时，在直道积累力量，在弯道追赶
上领先的对手，与之并跑，并最终反超，实现领跑。持这一说的，往往也
会援引日本和韩国的例子。全球消费电子工业的兴起，给了日本企业实现
超车的机会。日本在全球有重要影响的企业，索尼、松下、三洋、先锋，
都孕育在消费电子制造业。在这一领域，日本学习了美国的技术、模仿美
国的产品，率先把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带给了全球消费者，创造了“日本制造”
的品牌。韩国制造业的兴起要晚一些，最早也是从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开始，
但是真正让韩国制造具有全球影响的，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信息技术
的兴起。以三星为代表的韩国企业，发展了自己的从模仿到创新的产业学
习模式，并在政府和财团的支持下，对信息技术领域持续聚焦地投资，到
21世纪初期，韩国的信息产业就开始在全球有重要影响，其高速互联网服
务闻名世界，内存、液晶显示器及等离子显示屏和移动电话都在世界市场
中具领导地位。
日、韩的这两波产业发展，不仅仅带动了本国制造业的崛起，而且以
“雁行模式”，外溢到东亚其他国家，促进了“亚洲四小龙”的产业升级，
并使得日、韩至今仍然是影响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力量。日、韩的经验，无
非两条：第一是在低成本制造阶段之后，大力投资于技术的学习；第二，
找到了新兴的技术领域——日本是消费电子，韩国是信息技术——参与并
率先投资，致力于让这些新技术在全球形成新产业。一旦围绕消费电子业、
无线通信技术的产业链条在全球形成，日、韩制造业在全球的地位自然可
期，其产业升级也顺势完成。日、韩的这种产业升级模式，庶几类似于我
们前面说的“弯道超车”——在一个支流的领域持续学习并把它变成主流，
并在这一过程中成为领导者。
中国的制造业升级，也会走这条“弯道超车”的路吗？
历史总不会完美地重复。我们的看法，中国制造业的转型，既不会
是“渐次升级”，也不会是“弯道超车”，而是一个新的“产业跃迁”的
过程。什么叫“产业跃迁”？物理上有一个现象，叫电子跃迁。大意是说，
围绕原子核旋转的电子，处于不同的能级轨道上，处于低能级轨道上的
电子转移到高能级轨道需要吸收一定的能量，反过来，高能级轨道上的
电子转移到低能级轨道上就会释放一定的能量，这个过程称为“电子跃
迁”。产业的发展，也会面临不同的范式轨道的转换，特别是在面临所谓
产业革命的时候。
与产业跃迁相比，产业升级是人们更加熟悉的术语，也是人们在概括
日、韩制造业发展时常用的词汇。为什么我们弃“升级”不用，而要用“跃
迁”来概括中国即将面临的这场制造业的创新变革呢？
其中最关键的原因与席卷全球的这场制造业变革的性质有关。这场制
造业的变革，不仅仅是某一技术的更替，也不仅仅是某一类技术的兴起，
而是由若干 “族”技术驱动的产业革命。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
所（SPRU）根据对社会的影响，将创新分为四类：渐进式创新、根本性创新、
技术系统变迁，以及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的迁移。
最后一种指的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根本性技术突破形成的技术族群的系统
性进步，这些技术系统不仅在技术方面进展显著，而且在市场上存在强的
相互关联，因而会形成“系统的共振”，形成技术与市场的强烈的反馈循
环，持续扩张。这一系列技术族群在经济中的扩散、进化和发展，其影响
将扩展到经济的方方面面，并最终改变社会—制度结构，导致新的产业革
命。在制造业的历史上，此前由技术变迁引发产业革命的，只有三次。第
一次是所谓的“机械化”，蒸汽机的发明和大规模应用，实现了生产的机
械化，机器为主的现代工厂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工场，开启了经济发展的工
业化过程；第二次是“电气化”，电的发明和广泛应用，实现了生产的电
气化，并产生了分工深化的流水线模式，实现了大规模生产；第三次是“自
动化”，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到生产系统，可以实现自动化生产，
甚至可以出现“无人工厂”。
当“通用”的、基础的技术发展，并带动一系列的技术族群发展，其
影响范围就不仅仅局限于技术本身，而是要随着这些技术在各个产业领域
的渗透，对整个经济体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只有这
样的“大变局”才能称得上产业革命。它包括一系列相互依存的技术创新、
组织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从根
本上重构整个产业体系和经济社会。以大家熟知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为例，
电气化使得制造的动力随处可得，在这个变革中，不仅诞生了电力、汽车、
化工等新行业，同时，零部件标准化、生产流水线化，改变了生产组织方
式，这使得分工效率大大提升。像汽车这样原来只能为少数富裕家庭拥有
的消费品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汽车的普及、城市的兴起，使美国成为“车
轮上的民族”，促进了城市的兴起。第二次产业革命以来，物质极大丰富，
社会进入消费时代，大规模生产、大规模销售、大规模消费成为了社会生
产活动的基本组织方式。大型公司成为了影响社会的重要的力量，管理成
为了一门专业，并由此催生了很多新的职业——会计师、投资家、营销人、
管理者，蓝领与白领两大社会阶层的分化由此发端。这一切，起源于电力
的发明以及在整个产品制造过程中的大规模应用，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
技术、超出了制造业本身，大量新的行业、新的职业、新的业态，甚至新
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出现。产业革命，虽然发端于技术，其影响却遍及社
会的每一个人，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的基本形态。与这样的产业革
命相比，日、韩20世纪产业升级时所面临的技术变迁，无论是消费电子
技术还是无线通信技术，仅仅是技术系统的升级所导致的生产效率的变化，
其深度和广度，以及对产业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
目前在制造业逐渐展开的，正是一场基于智能化的产业革命。这场革
命，基于新的信息技术，包括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
最终将形成生产设施在社会中网状分布，产能将会被多个商业主体共享，
生产可以实现大规模的按需定制。用一句术语概括就是，最终会形成智能
制造。这场产业革命的影响所及，远不只是技术系统的变化。更重要的是，
在技术系统的支持下，整个社会的生产结构，会向新的智能制造的产业范
式转轨。新的技术应用、新的生产关系慢慢孕育、成型，并最终大规模地
扩散，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新的生产方式、
新的产业结构、新的商业形态、新的社会组织方式，甚至新的社会生活形态。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原来大学毕业生趋之若鹜的金融行业，其从业者的工
资已经在下降，美国的高盛集团，全球600个交易员最近剩下3个人，原
因是被人工智能取代了。在我国的商业银行，各家都纷纷减员、撤柜、关
网点，曾经的“金饭碗”光环褪尽，新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冲击，由此可见
一斑。
产业革命对原有的产业竞争格局意味着什么？原来的产业体系在一个
轨道运行，新的产业体系在另一个（更加先进的）轨道运行，一旦因为产
业革命发生范式转移，就像电子在吸收了能量以后，可以由低能级跃迁到
高能级，产业体系有可能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从原来的范式跃迁到新的范
式。电子跃迁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电子的能量变化是不连续的。低能级轨
道上的电子，一旦吸收一定量的能量，瞬间就可以跃迁到高能级轨道。与
之类似，产业革命时期，一旦发生范式转移，在原有范式轨道上的两个体系，
一旦跃迁到新轨道，其相对位置非常有可能发生改变，新范式轨道上的领
先者，不一定是原有范式轨道上的领跑者，而有可能是抢先完成范式转移
的跃迁者。与此类似，在产业革命引发范式转移的历史时期，存在着不连
续的、结构化的机会。用牛津大学技术管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傅晓岚教授
的话说，这是“大盘变局、轨道更替的关键节点”。
这样的跃迁有前例可寻。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美国的工业体系整体
与欧洲（特别是英国）比，相对落后，引发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基本技
术原理和发明，大部分都在欧洲发轫。但是这些产业技术，却在美国获得
了迅速、全面、彻底的扩散，并相应地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技术社会体系。
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美国替代欧洲，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高地。对美
国而言，这可以算是制造业的一次产业跃迁的过程。更晚近的例子可以看
看中国零售商业的发展。1997年时候，如果你在中美之间往返，会发现中
国和美国在零售商业方面的发展，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美国很方便、中国
很落后。20年后许多往来于中美之间的人，不得不感慨，尽管互联网、智
能手机都是在美国发明的，但中国的电商零售业却是最发达的。在中国的
很多地区，日常购物几乎可以不用现金，连买几棵蔬菜都可以在网上购买，
快递送货上门。产业跃迁，正在润物细无声地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问题是，中国的制造业，能够在这场影响全球的产业革命中完成轨道
跃迁吗？
门类齐全、水平参差的多样化的制造业主体，构成了全球最大的一张
制造网络体系，这是中国制造业面对新的网络化、智能化的制造业产业革
命的优势之一。还记得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温州模式”吗？改革开
放初期，在浙江温州地区，形成了以家庭工厂为基本单位的“小狗”经济，
每个家庭就是一个小工厂，这些家庭工厂围绕打火机、电器等产品，在较
小区域半径内，深度分工又高度聚集，形成了从配件到组装的完整产业链。
再加上依托家族、乡党、亲戚、朋友等形成的强连带社会关系网络，不仅
组织协调了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还承担了为生产进行融资的功能——盛行
于当地的民间金融，其缘起也是为当地的家庭工业进行资金互助融通。就
是这样一个依托当地社会网络形成的“手工作坊式”的制造体系，高峰时期，
年产打火机上亿只，占到全球70%多的市场份额。要知道，后来博得大名
的温州，其早期制造业基础并不好，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国家的海
防前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基本没有制造业项目被安
排在那里。温州制造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威力，并最终形成温州模式，原
因之一就是，在温州形成了有效的本地社会网络，承担了组织和协调分工
细密的单个生产单元（家庭工厂）的功能。设想一下，如果利用新一代的
工业互联网，把中国业已存在的各种制造产能连接在一起，为中国市场本
身巨大的消费群体进行生产，让制造业的“温州模式”在新的信息技术条
件下“复活”，这将爆发出怎样的活力？毕竟在中国，我们发展了全球最
大的电子商务网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网络、人才和技术，有可能
向未来的工业物联网时代迁移。另外，中国的制造业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
积累了一大批能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商业的、极具雄心的企业家队伍，
这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最大优势，如果这一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在中国就
有可能最先演进出一个用工业互联网连接的、辐射全球的新制造网络。从
商业上说，这个网络出现的前提条件是要有巨大的需求规模做支撑，要有
足够多样化的制造商网络节点为基础。以此为基础，就有可能发展基于智
能制造技术的新的产业范式。纵观全球，能够满足这样规模和多样性条件
的制造体系，只有中国和美国。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产业跃迁。不是亦步亦趋地重复已有先进国家的老
路，而是拥抱技术—经济范式变迁的机遇，发展出新的产业范式，并让这
一产业范式惠及全球，从而为全球制造业的新范式的建立做出自己的贡献。
并进一步，在这个过程中完成自身制造业的产业升级。——这是中国制造
业产业的新使命、新机遇，以及新的挑战，也是在当前历史节点上， 中国
制造业产业升级最有魅力、最吸引人、“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关键所在。
在本研究中，我们并不仅仅从制造业看制造业，也不仅仅从新兴技术
的发展和应用来看制造业。我们把制造业放在一个更加辽阔的视野中考察，
从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从整个商业系统中，讨论制造业产业跃迁的可
能方向和路径。本书分为三篇，共有十章。第一篇“智能制造时代”包括
第一章至第三章。第一章着重描述需求在中国几十年经济发展中扮演的驱
动角色。中国是新兴市场，需求在产业演进中极其重要，理解这一点是理
解中国商业的关键。第二章讨论新的信息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全面应用对整
个生产体系的巨大冲击。这些系统性的根本变化会改变现存的生产范式。
第三章讨论服务性制造。这是服务和生产相结合的新的产业形态，也是未
来新工业的基础特征之一。第二篇“颠覆性变革”包括第四章至第六章。
第四章讨论竞争的新形态。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在这个巨大变革的
时代，面对未来，不确定性陡然增加，过去的竞争优势和经验似乎都不可
依凭。研究新的竞争形态，构建新的竞争能力是每个企业都必须认真面对
的。第五章讨论开放式创新。开放式创新已然替代封闭式创新成为重要的
创新模式，创新主体不再只是大企业，创新平台为小企业和个人提供了广
阔的舞台。第六章讨论管理转型。适应新形势、培养新的竞争力，企业内
部的管理变革必不可少。第三篇“产业新范式”包括第七章至第十章。第
七章讨论共享制造。共享经济模式为制造业提供了新的转型方向，融合了
新技术的云制造和生产力共享将会不断涌现。第八章讨论数字化人才。在
智能制造时代，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适应数
字化生产的、新型产业工人加速取代传统“熟练工种”，这对教育和人才
培养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第九章讨论产融结合。新时代将会出现更加密切
的产融互动，这是新工业的重要特征之一。第十章讨论创新与产业集群。
未来中国将会出现适应中国实际的创新聚集地。
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在成立之初，就开始关注中国制造业的产业
升级；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国领先的高技术产业智库，也一直关
注信息化深度融入制造业带来的机会和挑战。从2015年底我们两家机构
合作，开展智能制造的产业趋势研究，这本书就是我们两家合作研究成果
的结晶。在研究期间，我们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和产业界人士的支持和
贡献。牛津大学技术管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傅晓岚教授，德国弗劳恩霍夫
应用研究促进协会设计技术研究所主任Holger Kohl教授，清华大学经管
学院吴贵生、陈劲、王毅、李纪珍等教授，清华大学软件学院王建民教授，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余江教授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宝
贵的意见；工信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范斌先生、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
究院院长卢山先生、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宋显珠先生、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办公室副主任刘源超先生、科技部中国科学
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胡志坚先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王
晓明研究员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制造业的创新升级提供了自己的
洞见，启发了我们的思考；在本研究实施过程中，许多企业接受了我们的
调研和访谈，沈阳机床集团时任董事长关锡友先生、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
司王水福董事长、红领集团张代理董事长和张蕴蓝总裁、传化集团徐冠巨
董事长和李绍波高级副总裁、浙江机电集团王敏董事长及新松机器人自动
化股份有限公司曲道奎总裁为我们提供了制造业现场一线的洞见；武汉新
芯董事长杨道虹先生、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申小林先
生、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苏维彬先生、科宝博洛尼副总经理徐勇刚先
生、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杨艳博士、可可资本合伙人李笙凯先生、中国
电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康莉女士、瑞士工业协会主席René Brugger先生、
美国信息产业机构北京办事处总裁Christopher Millward先生参加了我们的
数次专题研讨会，为我们的研究贡献良多。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中民国际
首席执行官廖锋先生对项目持续的关注，兄弟单位清华大学清华—青岛数
据科学研究院执行副院长韩亦舜先生、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主任李
双寿教授、清华大学XIN中心姜漪女士都对我们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关键
的支持。《瞭望》新闻周刊副总编潘燕女士、腾讯研究院王晓冰女士、《财
新周刊》副主编郭琼女士一直关注我们的研究、砥砺我们前行。感谢杭州
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原杭州团市委副书记汤筠先生和全球产业创新
网络副秘书长、浙江胄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冯伟光先生对研究项目从设计
定位到组织实施的批评意见，帮助我们的研究少走了不少弯路；感谢清华
全球产研院德国代表处吴春艳女士、日本代表处付琳女士以及日内瓦代表
处王璟瑜女士对这个研究项目的支持。此外，项目研究的初步成果曾经运
用在清华大学MBA/EMBA和多个高级管理培训项目的教学中，和同学们
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们对研究的鼓励和批评建议使本书增色不少。清华
大学副校长杨斌教授、时任副教务长郑力教授、清华大学技术转移研究院
院长金勤献教授一直鼓励我们要围绕中国制造业升级，开展既有学术深度
又有产业影响的研究，他们的关注使我们不敢须臾懈怠。清华大学出版社
经管事业部刘志彬先生、编辑张伟女士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在此一并致谢。
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是一个有全球性影响的产业现象，我们的研究才
刚刚开始。中国制造业的产业跃迁，将会从哪些领域率先突破，以怎样的
方式影响现有的制造业全球分布格局、对社会经济结构会有怎样的影响，
等等，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我们将对此保持持续的关注，也希
望学术界和产业界与我们一起，见证、探究这一前所未有之历史大变局。
是为前言。
朱恒源 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 副院长
孙会峰 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2017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