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小小船模承载的海洋文化梦

中国是世界造船与航海古国，中国船模至少出现于7000年前的浙江跨湖桥和河姆渡文化时期，历经历史大潮的沉浮，中国船模与造船业相伴而生，见证了中国船舶的发展历程。今天的中国已是世界造船总量第一位的国家，了解中国船模的历史与现状，无疑是讲好“一带一路”中国故事的重要课题之一。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航海实践中开辟的一条中外文化、经济交流的海上航道，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无不建立在中国古代先进的造船技术和发达的航海技术之上。作为造船大国和航海大国，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对世界航海文明做出了独特贡献，尤其是明代，中国造船技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郑和下西洋更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远航活动。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引以为傲的是造船技术，但那些船呢？除了蓬莱、泉州的古船博物馆有一些古船遗存，别处连残船也见不着了。幸好，还存有浓缩古船技术的宝贝——古船模，可是又有几个人见过存世的中国古船模呢？可以说，没有多少人见过。因为，存世的中国古船模大多漂流在海外。

从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中国古船模走向世界的渠道主要是参加当时兴起的世界博览会。1851 年，当时的世界强国英国，率先在伦敦举办万国工业博览会，拉开了现代意义上世界博览会的帷幕。19 世纪中期的世界博览会，脱胎于欧洲中世纪商品集市，致力于展示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划时代成就，将单一的商品买卖拓展成以文明展示、技术交流、联络邦交为主题的重要盛会，对促进世界经济、技术、文化一体化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对于主办国而言，世界博览会不仅是国力的夸耀，也是国际影响力的展示。19 世纪中后期，欧洲、北美等地先后掀起了竞办世界博览会的热潮。

虽然，早在1851年第一届英国水晶宫的世界博览会上，大清商人徐荣村就带着上海著名的荣记生丝参加了万国工业博览会，但大清从官方到民间，对于世界博览会的认识在整体上还是非常模糊。加之此时大清内外交困，不仅要抵抗西方列强入侵，还要镇压国内太平天国运动和北方捻军起义，所以，也无暇应对西方国家频频发来的世界博览会邀请。另外，由于长期处于传统自然经济与封闭状态，与外部世界存在隔膜，既缺乏参与国际事务的外交经验与专业人才，又缺乏参与世界博览会所需要的大量经费。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政府不得不委托由外国人帮办的晚清海关税务司承办世界博览会。1867 年，大清总理衙门正式将世界博览会事务承办权交给外国人执掌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以下简称“大清海关”)。1873 年起，大清海关第一次代表清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筹备展品，参展维也纳世界博览会，直至 1905 年，最后一次代表中国政府参展。伴随国人对世界博览会认识的提高以及民族主义思潮盛行，清政府于 1905 年从大清海关收回了世界博览会的承办权。

据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莉统计，大清海关共承担过8次组织中国船模赴世界博览会展出：

● 1873年，维也纳世界博览会，参展船模60件。

● 1876年，费城美国独立百年博览会，参展船模24件。

● 1878年，第3届巴黎世界博览会，参展船模52件。

● 1880年，柏林渔业国际博览会，参展船模14件。

● 1883年，伦敦渔业国际博览会，参展船模65件。

● 1884年，新奥尔良博览会，参展船模2件。

● 1904年，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参展船模125件。

● 1905年，列日世界博览会，参展船模142件。

上述博览会中，参展的口岸城市先后涉及 19 个，包括中国沿海地区的牛庄、天津、芝罘、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广州、琼州、淡水、打狗等，呈现由北向南的分布格局。除此之外，还有长江流域的口岸城市重庆、宜昌、汉口、九江、镇江。参展城市中，参展次数最多的为宁波，共计参加过 6 次；参展舟船船模数量最多的为汉口，共计79 艘次。

据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莉研究，中国舟船模型成为早期世界博览会中持续、常见的展品，还与晚清海关筹备博览会事宜过程中展品的征集方式密切相关。1872 年，晚清海关从清政府总理衙门获得授权，开始承办参展世界博览会事宜。最初，赫德向各口岸城市的民间商人发出参加世界博览会的通告后，回应者寥寥无几。于是，赫德改变了展品征集思路：一方面，根据维也纳世界博览会的章程(各国可以把重要港口、海港进行国际贸易的货样或样品作为展览品)，他决定以海关筹备展品为主，把 1865 年前建关的14个口岸(包括上海、广州、汕头、镇江、天津、宁波、福州、九江、汉口、厦门、烟台、淡水、牛庄、打狗等)对外贸易的货样、标本作为大宗展品，并指定粤海关税务司包腊担任专员，全面负责各口岸展品征集工作。另一方面，赫德仍然没有放弃社会各界人士的展品征集。正是在这样的工作思路下，在海关正式承办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中出现了来自不同区域的口岸城市 60 艘舟船船模。

1873 年维也纳世界博览会的成功，为晚清海关征集展品、筹备展览积累了经验，基本形成了由海关总税务司署统筹部署、各口岸海关税务司执行、自上而下分片征集的工作模式。这样的工作方式为收集、展示中国沿海沿江各地的舟船奠定了基础，但凡参加国际博览会的口岸城市均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比较活跃的地区。这些地区濒江临海，特殊的地理区位与自然环境决定了舟船是该地区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进而作为展示中国区域文明极具地方特色的展品。比如，在 1873 年筹备参展维也纳世界博览会的过程中，赫德就考虑在海关贸易商品之外，再给博览会送去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展品，其中包括农具、工具和帆船模型等。另外，从中国古代与近代贸易史来看，舟船与贸易密切相关，在有些地区甚至融为一体，堪称各口岸城市贸易展品的构成部分。因此，自 1873 年至 1905 年，舟船模型成为中国参加世界博览会的代表性展品。

根据资料统计的结果来看，自 1873 年起，诸如宁波、厦门、广州、上海、牛庄等成为早期世界博览会中舟船展品的“老牌”提供方。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些“老牌”口岸城市的舟船在类型上几乎沿袭不变，很可能是将上一届的展品再做增补直接沿用至下一届。因此，这一时期世界博览会中舟船展品的出现，与大清海关职能以及其作为世界博览会事宜的承办者密切相关。

除了上面提到的大清海关承担的8次组织中国船模赴世界博览会展出之外，我们在考察与研究过程中，还发现两次非世界博览会和专业展会的中国船模展示活动：

● 20世纪30年代，从中国运到英国的梅乐和个人收藏的中国古船模，在英国科学博物馆举行展览。

● 1940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教授斯宾塞博士，将私人收藏的40多艘中国船模带回美国，进行私人展示。

以上介绍的十次出国展出的中国船模，由于历史原因，并没有全部返回中国，我们粗略统计中国古代船模成批量漂泊海外的至少有四次：

● 1904年参加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展示的中国古船模，共计125艘。1993年比利时安特卫普市被宣布为“欧洲文化之都”，比利时国家海事博物馆以这批船模举行了长达8个月的“摇晃的船”专题展，同名展览图录Shaky Ships-THE FORMAL RICHNESS OF CHINESE SHIPBUILDING也得以出版，这批船模在此契机下又重新获得人们的关注，并引起了中国船模界的注意。

● 20世纪30年代，从中国运到英国的梅乐和收藏的古船模，共计有几十艘。这一批古船模当年曾在伦敦进行过公开展出，但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唯一可知其详情的是1938年上海出版的英文版《中国帆船模型汇刊——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爵士搜集》。

● 美国得州农工大学收藏的一批民国时期的中国船模，共计29 艘。1932—1940 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教授斯宾塞博士和他的妻子凯瑟琳生活在长江中游地区港口城市宜昌。他收藏了40多艘中国船模，在带回美国后，一部分赠送给朋友。另一部分船模共计31 艘，捐给得州农工大学收藏。斯宾塞教授后来在撰写的《华中的帆船》一书中列举了其中的29 艘中国船模。

● 法国东方海军艺术研究者艾蒂安 . 席高特，从中国收集和定做的一批船模，共计20余艘，运到了欧洲。席高特于1911—1912 年及1926—1928 年两次以法国邮轮公司代表的身份驻留上海。他对中国帆船的调查主要从往来于上海的法国码头的中国船只入手，其考察范围从山东青岛至广东沿海，尤以浙江、福建两省的船舶为多，曾撰写法文手稿《中国帆船与舢板》。席高特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还专门收集和定做了一批东方船模。他的手稿、照片与模型分别收藏于法国的海事博物馆与意大利威尼斯海军博物馆。

我们借“一带一路”之东风，追寻漂泊海外的中国古船模，一路追寻到欧洲、澳洲，甚至美洲……在考察中，我们发现除了前面说到的几批数量比较大的海外收藏之外，荷兰作为当年的海上强国，在不同时期，也收藏了大量的中国船模。这些船模现在分别收藏在阿姆斯特丹国家海事博物馆、阿姆斯特丹热带博物馆、鹿特丹海事博物馆和莱顿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特别是阿姆斯特丹国家海事博物馆收藏有40艘之多。此外，澳大利亚动力博物馆还收藏有几艘，还有一些零星地散落在德国、西班牙等国家。

我们进行这一专项考察时，国内和国外的朋友都曾问我们，这些中国古船模对中国的文化有何意义？我们告诉外国朋友，中国船模是中国舟船文化和航海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从河姆渡遗址出土7000年前的陶制船模，到广东、广西、湖南等地出土的汉代陶制、木制的船模，可以看出，早期船模无不承载着渔猎先民对于幸福的向往，以及对于神灵的膜拜和感恩。古代工匠为了造船更精确，在造船之前会先制作出微缩模型，而后按比例放大，再做成实体大船。从考古学的意义上讲，也可以说古代船模再现了古老的中国造船技术，甚或古老的航行与贸易历史，比如，船模表现的船尾舵就清晰地反映了中国船舵的发明与演进历史，以及在世界舵发展史中的领先地位。

同时，船模所表现的海洋信仰在宋代也达到了高峰，由福建兴起的妈祖信仰，对古代船家可谓影响深远。在新船下水出航前，船家通常会制作一艘同款船模供奉在妈祖庙内，这样做的目的是期盼妈祖会时刻关心此船的安全；在航海活动中遇到大风浪或生病灾难，人们也会向妈祖祈祷许愿；平安脱险后会到妈祖庙，通过送船模等活动来还愿……许多妈祖庙也因此留下了一些古代的船模。有专家考证，始建于北宋宣和四年(公元1122 年)的山东长岛庙岛显应宫，是中国北方修建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妈祖庙。据说，庙中古船模曾多达350 多艘。

当然，船模的主要功能是为造大船服务。中国先民造船主要依靠两样东西：一是实物模型，二是纸本则例(即工程样本)，这两样东西对中国乃至世界造船史都极有价值。现在，人们能看到的中国古代造船文献，最早的有明嘉靖时期的“四大船政专著”，即沈启的《南船纪》、李昭祥的《龙江船厂志》、倪涷的《船政新书》，以及兵部车驾司所编的唯一的官方文本《船政》，仅存于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的天一阁，其嘉庆刻本《船政》为海内外孤本。清代造船文献比明代多，传世的有《钦定江苏省外海战船则例》《钦定福建省外海战船则例》《钦定江苏省内河战船则例》，这三部清代匠作则例是清代官修的战船定例样本。但这些文献深锁宫中，常人无法看到。

船模是图纸之外的重要规范，中国古代船模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做真船前，做一个微小模型，而后按比例放大，做成实用大船。另一种则是将真船缩小，摆放在家中，以前是保佑出海平安，后来多是用来观赏。明清两代还出现了工艺船模，如瓷器船模、果核雕船模和牙雕船模，这类船模国内已经见不到了，但在德累斯顿茨温格宫陶瓷馆、阿姆斯特丹国家海事博物馆、莱顿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和澳大利亚动力博物馆，都可看到不同类型的精巧至极的工艺品船模。

从我们对中国沿海考察的情况来看，除了近年来新制作的中国帆船模型以外，国内已经找不到按比例缩制的古帆船船模，诸多非遗传承人手里也没有原版古船模。正因如此，才有了中国船模界对流失海外的中国古船模的热切关注与期盼。

欧洲人对中国帆船的关注，应当说从葡萄牙人1511年打开马六甲航道后就开始了。1575年(万历八年)7月，一个由菲律宾西班牙总督拉维札列斯派遣的使团，搭乘福建水师的战船从马尼拉来福建，欲以协助生擒被围困在吕宋岛的中国海盗林凤为条件，换取西班牙人在福建开辟贸易港口与领地。使团团长奥古斯丁会修士马丁 . 德 . 拉达(Martin de Rada)在他的笔记中写道：“那个港的入口是壮观的。除了大到能容纳大量的船外，它还很安全，清洁而且水深，从入口处分为三股海湾，每股海湾都有很多船扬帆游弋，看起来令人惊叹，因为船多到数不清。”这段生动的描述是目前发现的对帆船游弋的厦门港最早的文字记录。

中国古船模流失海外主要集中于晚清时期。这一时期，已经有许多外国人长期居住和工作在中国，此中，对中国古船和船模感兴趣的不止一个人，也不止一国人。早在19世纪上半叶，法国海军上将弗朗索瓦 . 爱德蒙 . 帕里斯(Fran.ois-Edmond Paris，1806—1893)就在珠江口调查和记录过中式帆船。后来的法国艾蒂安 . 席高特对中式帆船的研究更加深入，曾撰写法文手稿《中国帆船与舢板》，在理论研究的同时，他还专门收集和定做了一批中国船模带回欧洲。除了前文提到的梅乐和，在中国海关工作的另一位英国人沃塞斯特(G. R. G. Worcester，1890—1969)，中文名字叫夏士德，曾溯长江而上，实地考察中国木船20年之后，出版了《长江之帆船与舢板》系列著作；还有一位长江拖轮航运代理商英国人邓耐利，也在这一时期写了《中国帆船及各地船型》；甚至，法国海军远东舰队的奥德马，一边攻打马尾港和台湾岛，一边考察出版了十卷本的《中国帆船》 ……

西方人太爱船了，船如同是他们的财富与世界；相反，明清中国则视船为叛逆和不安定因素。正是在这样封闭的文化环境中，中国古船模被遗忘和遗弃了。而今，我们只能退一步讲，如果没有西洋人保存这些中国古船模，我们将会更加无语，甚至无法去做此番海外博物馆收藏中国古船模的系列考察了。

这里所展开的流失在海外的中国古船模研究，是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新的学研方向。此研究，在空间上，特指海外；在时间上，以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节点。此研究，通过对流失海外的中国古船模实物、图片的解读，尽力展现目前所能见到的这些海外收藏品的原始面貌。经过这几年的考察，我们收集整理了几百件漂泊在海外的中国古船模。其中有许多船模存在某船型方面的重复情况，比如长江上的麻秧子船，但每一件又都是绝版孤品，能存留到今天十分珍贵，所以，我们把它们都收入进来。甚至，有些残破的，在库房深处的船模，我们也以存目的形式，把它们记录于此。此项研究共发现漂泊在海外的中国船模257艘，考察分析了203艘实体船模，存目54艘海外文献记录的船模。初步统计，其中，海船70艘(福船27艘，广船24艘，浙船8艘，沙船11艘)，不确定船型船13艘；内河船112艘；其他不确定船型船24艘。这些船模主要包括了中国两大类帆船，一是中国沿海的广、福、浙、沙等四大海船，二是长江水系丰富的帆船，此外还有一些运河船等。虽然无法概括中国所有的古船，但也大体保存了中国古代船模的基本样式，特别是清代船模的基本谱系和发展脉络。

回顾对这些中国古船模的海外展示与研究，我们就会发现晚清至民国半个世纪间，来自中国沿江沿海各口岸城市的中国古船模，高频率、成规模、成系列地游走于世界各主要城市。中国古船模无论代表中国官方，还是代表中国民间，都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展品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作品之一，成为西方社会了解中国的独特符号和文化缩影。毫无疑问，中国古代船模曾是一个现象级的西方课题，这个现象在当时出现并非偶然，恰如它在今天受到的关注也是历史之必然。

以往我们说到中国古代船模，通常将它定义为：根据真实船舶的形状、结构、颜色等严格按比例缩小制作而成的船舶模型。历史上，中国船模或用于殉葬，或供于海神庙等，或用于造船工程或者采购船舶的小样，也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品进入个人收藏。今天我们研究、整理、复制、展示的中国古代船模，它已具有另一层意义，即它的历史文化与现实意义。今天，中国古代船模已然是一种海洋文化遗产，是中国舟船文化的瑰宝，是讲述中国两千年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

我们关注这些古船模在海外的下落，不仅要借此探究这些来自中国不同水域、命名独特、功能丰富的船模在中国造船史上的位置，也希望借助对这些古船模的收集、整理与展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它们所承载的历史、科技、经济和文化的多方信息，为中国舟船文化提供研究样本和学术支持，为未来舟船文化研究提供历史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整理、复制、展示中国古代船模，就是一个兼具历史与现实意义的课题。

值得庆幸的是，舟船文化研究赶上了打造海洋强国的好时代，赶上了开辟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时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所以，我们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欧洲议会旅游交通委员会副主席兼欧中“一带一路”文化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席伊什特万?乌伊海伊、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黄星原大使、时任中国驻欧盟使团教文处李建民公参、中国驻欧盟使团教文处车伟民公参、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项晓伟公参、中国驻欧盟使团教文处一秘负责人(文化)徐航处长、中国驻英使馆文化秘书方昕小姐、安特卫普普朗坦印刷博物馆Dirk Imhof博士、安特卫普河边博物馆Jan Parmentier博士、代尔夫特皇家蓝陶厂博物馆旅游部经理李玉清、亚洲贸易专家杨?哥本先生、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Jan Van Campen、荷兰鹿特丹海事博物馆馆长助理Pieter Jan Klapwijk、塞浦路斯知名考古学者哥比达尼斯教授、时任驻荷兰使馆文化处主任杨晓龙、中国驻欧盟使团杜海坤先生、中国驻荷兰使馆崔卿先生、塞浦路斯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王武兴教授、德国纽伦堡埃尔兰根孔子学院德方院长徐艳博士、德国纽伦堡埃尔兰根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李锷?尼布乌玛博士、北京非遗专家丁岩老师等都对本项目提供了帮助。

据说，世界造船企业一百强中，中国企业就占了几十家。它证明中国人造船技术天下无双，也再次让人感到古老的造船手艺已渐行渐远……中国的学者，以继绝学为使命，中国的匠人，也以继绝活为使命，可古船模这份遗产，这门手艺，又由谁来继承呢？所以，在进行此项研究活动时，我们也走访了沿海有制造帆船和制作船模传统的地区，访问了多位船模制作的非遗传承人，以及有心承继中国古船技艺的青年，把他们的故事也辑录于此，为这个略显忧伤的研究续上一个光明的结尾。

最后想要说的是，我们还有一个梦想：为了给中国古代造船文化遗产增添实物遗存，未来在各方面条件准许的情况下，我们将根据文献、图片、数据资料，对流失海外的中国古船模进行等比例船模还原和复制；组织这些流失海外的中国古船模轮流回国“省亲”，甚至让一部分船模回归它的故乡——中国。

张岩鑫　梁二平

于深圳大学海洋艺术研究中心

2020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