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任何学科都要从其研究对象中分析出基本的单位，并对其性质、特 征、各种关系和演变规律进行细致而深入的考察，力求在总体把握的 基础上建立起相应的范畴。对于词汇学来说，这样的基本单位就是词。 Saussure（1959）曾提出，词是我们心理加工的一个单位，在语言系统 中具有中心地位。在世界文明的演进过程中，人类对于自己所创造的语 言的自觉反思和研究，常起始于词，其历史之悠久不言而喻。
尽管词是语言研究的基点，但是将词汇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研究却是 近几个世纪的事。学界论及词汇时常与语法相对，认为两者的区别正 如 Strang（1968：215）所言：“语法具有系统性，而词汇则是一系列几 乎没有规则可寻的形式项”（While grammar is the domain of systems, lexis is the domain of vast lists of formal items about which rather little generalization can be made.）。其实不然，词汇研究者经过反复论证后发 现，语言中的词汇并不是一堆散乱的词语，而是一个有系统的结构，为 词汇学的逐步建立提供了前提条件。但是，在对语言各个子系统的研究 中，对词汇子系统的关注却较为薄弱。词汇系统内部成员众多，成员的 特异性又较强，词汇系统具有较大的异质性，而且词汇系统流动性最大， 不断有新的成员加入，也不断有旧的成员退出，这都为词汇研究带来诸 多困难（董秀芳，2004）。然而，词汇系统的复杂性不能成为我们忽视 词汇研究的借口，语言中几乎一切都与词汇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所幸 的是，随着认知语言学、生成词库理论和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词汇研 究尤其是词汇语义学的研究，已然与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大潮汇融，在其 理论发展、研究方法和应用实践等领域已取得丰硕成果。
本书主要探讨的是近十年来的词汇学新发展研究。然而，新发展研 究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词汇学的历史起源和传统词汇学研究的基础 上逐渐发展而来的，本书在前三章对其进行了扼要梳理：历史词汇学起 源于词典学，注重对单个词义的历史追溯及其发展演变；传统词汇学关 注形态学和构词法；现当代词汇学开始向词汇语义学研究方向发展，结合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各种理论和方法，注重语言系统中词汇语义的整体 发展和演变，实现了从结构到用法为取向的词汇语义研究的转向。诚然， 本书的主要侧重点是第 4~6 章，考察近十年来词汇学新发展研究的理 论、方法和在实践领域取得的成果。在理论层面，主要反映了现当代语 言学理论在词汇研究层面的运用和发展，如认知语义学和词汇学相结合 构成认知词汇语义学，生成词库理论与词汇学相结合构成生成词汇语义 研究，语用学与词汇学相结合构成词汇语用学，语言类型学与词汇学相 结合构成词汇类型学，对比语言学与词汇学相结合构成词汇对比研究， 等等。在方法层面，词汇学新发展研究体现出注重语料、心理和计量等 语言实证对语言理论研究的支撑和论证，关切以人为本的认知词汇语义 研究，追求词汇语义的形式表征等特征。在实践层面，主要展现在外语 和对外汉语教学、词典编纂和翻译领域的应用。第 7 章则是对词汇学研究未来发展趋向的展望。
罗常培（2003）曾经指出，语言学研究万不能抱残守缺地局限于 语言本身的系统以内，必须要让语言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和意识联系起 来，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语言的功能，阐扬语言学的原理。因此，虽 然我们认同词汇学研究的未来趋势将继续沿着认知和生成路径前行（王文斌、邬菊艳，2020），但不可否认的是，词汇与社会文化相结合的研究将成为一大新趋势。社会现象，从经济生活到全部社会意识，都沉淀 于语言，尤其积淀于词汇。一个时代的客观社会生活诸方面，决定了该 时代的语言内容，也可以说，语言的内容会反映出某一时代社会生活的 各个面影。例如，英语单词 town 现在表示“镇”或“市镇”，但在古 英语中的 tun，仅表示“围场”（enclosure），或表示“园子”（garden） 等，以后逐渐演变为表示“一群房子”（a group of houses）或“一个村 庄”（village）等。到了 12 世纪中叶，该词表示“大于村庄的集居区” （an inhabited place larger than a village），而现在通常表示一个小于城市 而又大于村庄的区域（place intermediate between a city and a village）。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 town 的范围由小变大的历史发展轨迹。又如，汉语 “秀”在《说文解字》中注释为“禾吐华”，即其本义是谷类植物抽穗开 花，后来引申为“优异”（如“秀民”）和“俊美”（如“秀丽”）之义。与 “秀”语义相近的“穆”，从甲骨文形体看，本义是“禾稼垂穗饱满丰硕”，引申出“美好”（如“穆如清风”）和“喜悦”（如“穆君之色”）之 义；与“秀”相对的“莠”，本义为“田间的狗尾草”，引申出“丑恶”（如 “莠言自口”）和“丑类”（如“莠民”）之义。“秀”“穆”“莠”等的 词义引申，都表现出中华先民借助禾稼花草表达“优异”“俊美”“美 好”“喜悦”“丑恶”“丑类”等可意会却难以言传的心灵概念，既生动 又形象。可见，对于汉民族母语者而言，何谓“优异”？即禾苗开花 之状态；何谓“俊美”？即禾苗花之模样；何谓“美好”？即似谷物 成熟之风采；何谓“喜悦”？即看到谷物成熟之感觉；何谓“丑恶”？ 即杂草侵害禾苗之状态；何谓“丑类”？即侵害禾苗之杂草（罗常培， 2003）。这些词义引申直接表现出创造了辉煌农耕文化的中华先民的价 值观念和审美情趣，间接彰显出中华民族早期的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 目前，此类词汇与文化的贯通研究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而且很多 时候随着现代科技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忽略了语言词汇所携载的民族文 化印迹其实一直留存于我们的日常言语，尤其积淀于特定的词汇，因此 这类研究理应引起未来词汇学研究领域的关注。
值此书稿付梓之际，我们特别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柳鑫淼教授、浙江大学邵斌教授、宁波大学于善志教授、河北中医药大学宋聚磊副教授、 中国石油大学刘庚博士，他们为本书做出了不同程度的重要贡献。本书 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发展阶段中国外语 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2JJD740011）的资助。上海 时代教育出版研究中心庄智象理事长，清华大学出版社郝建华编审和许玲玉编辑为本书的顺利出版倾注了许多心血，在此一并深表谢忱！
邬菊艳 王文斌
2023 年 5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