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想象的那样，这本书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人批评，
有人兴奋，有人宽慰。一名左派批评家终于阐释了所谓的“乔
姆斯基问题”。和其他作者一样，面对读者的热情支持，我备受
鼓舞；听到他们的批评声，我如坐针毡。尽管诺姆·乔姆斯基
公开抨击我的书“完全是一派胡言”，书中所有解释“很糟”1，
我却得到我向来尊敬的诸多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鼓舞。他们
的鼓励让我继续前行。
准确地讲，什么是“乔姆斯基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
就是，很难看出作为科学家的乔姆斯基和作为政治活动家的乔
姆斯基之间有何联系。坦白地讲，就是很难理解乔姆斯基如何
成功地协调对军方的强烈敌意和毕生供职于军方实验室这件事。
我提出，是乔姆斯基对政治原则的承诺激励他在两种生活中挑
起巨大的不和。
当我追寻模糊不清的细节时，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在乎
这些？”我的回答是，乔姆斯基过去是，现在仍是哲学运动的
杰出人物。这场哲学运动就是今天熟知的“认知革命”，其影响
已经统领西方的思想。这场战后的思想运动弥散在美国学术界，
并在全球产生广泛影响。乔姆斯基的科学和政治之间的裂痕逐
步扩大，今天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一点。现在，在来自社会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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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乔姆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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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压力下，持完全中立、远离政治立场的科学常常被认为是在维护传统精英。
当我们努力理解生活的意义时，科学把传统精英与我们隔离开来。同时，大
部分政治活动家与感知科学、参与科学的方式越来越疏远。结果就是科学与
政治活动之间的裂痕不断地加大，在气候可能发生灾难性变化的当下，其破
坏性变得显而易见。
当下我们对知识的认知就像是一面破镜，每块碎片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我们需要拼张大图，不计政治后果为概念的统一而努力。我们不会远离政治，
不会远离权力差异和利益冲突。然而，理论上讲，科学研究涉及超过这些层
面的解释和合作。无论政治干预如何精明地伪装自己，科学团体都需要抵制。
如果科学第一，我们就不会在政治上选择积极。如果你在政治上不积极，就
会陷入其他人的政治中。
要想理解乔姆斯基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就要回到他1955 年第一次
面试时的场景。这个职位来自波士顿的一家军方实验室，当时正是“冷战”
时期。应聘成功者会加入麻省理工学院机器翻译小组。该项目服务于军方，
并得到五角大楼的大力资助。2 诺姆·乔姆斯基参加了这次面试但另有想法。
由于讨厌“军方研究”这样的说辞，他解释说自己对机器翻译不感兴趣，对
此无能为力。主管听了这番解释，就给了他这个职位。依据乔姆斯基的说法，
他从此以后根本就没触碰过机器翻译。
乔姆斯基对自己矛盾处境的描述完全概括了我的观点。他身处其中又置
身其外，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方面为军方工作，另一方面又决定不产出任何
东西为军方所用。如果我的观点正确，那么他努力与自己所面对的道德困境
做斗争，他的语言学与世界是分离的，这就很好地满足了他。只有把语言重
新定义为完全抽象的、理想化的东西——完全与社会使用或任何可能的实践
无关，他才能杜绝协助军方杀人的可能。他可以与实验室的同事们忠实合作，
但把自己关在纯科学的大门内。
乔姆斯基及其追随者们否认我的讲述，我只能通过回忆各方大致认同的
文献和备忘录细节来回应他们。
俄罗斯著名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向乔姆斯基推
荐，说这场重要面试他一定能成功。那天，面试官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军事
科学家之一，电子实验室主任杰尔姆·威斯纳（Jerome Wiesner）。威斯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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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自己对这位年轻的语言学家十分感兴趣时，回忆道：“比尔·洛克（Bill
Locke）教授建议我们使用计算机做机器翻译，于是我们聘请了诺姆·乔姆斯
基和约书亚·巴尔- 希列尔（Yehoshua Bar-Hillel）。”3 威斯纳有充分的理由
相信乔姆斯基是理想的人选，毕竟这位应聘者已经有创建自动改写规则及相
关程序的经验。这些规则和程序从原则上讲能实现机器可及的逻辑运算。乔
姆斯基用他那枯燥的幽默感回忆了面试时向威斯纳说的话：
我告诉他，我不认为这个项目有意义。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就
是武力。对语言的理解不会有实质性的帮助，我对此也不感兴趣，
我不打算参加这个项目。他觉得我的回答很好，聘请我参加机器翻
译项目，但主要做的是我喜欢做的事情。4
遗憾的是，乔姆斯基从没为新手写过一本面试指南。“局面总会扭转”可
能是他的建议。从那时起，他对权威的态度就没有发生变化。
对威斯纳了解更多有助于我们细品乔姆斯基后来在职业上的矛盾。就美
国军方政策而言，乔姆斯基记得威斯纳属于鸽派，“他在肯尼迪政府是极端的
鸽派，但他从不真正接受学生和活动分子视他为合作者这一事实”。5 我认为
这种双面评价意味着乔姆斯基一开始就知道威斯纳深度参与了五角大楼的事
务，但是出于对上司的尊重而让别人去指责他。
威斯纳是通信工程方面的专家。1952—1980 年，他在电子实验室主任职
位上发迹，后任教务长，又任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实际上他做了乔姆斯基20
多年的上司。6 用乔姆斯基的话说，这就很容易看出为什么“学生和活动分子
视他为合作者”。毕竟是威斯纳在20 世纪50 年代把核导弹研究引入麻省理工
学院的。7 他对此特别自豪，称他的电子实验室——主要位于麻省理工学院校
园——“为美国持续不断发展的军事科技贡献了巨大的科学和技术支持”。8
1971 年，美国军方研发部门公布了一份“电子实验室军事用途贡献”的
“案例”清单。上榜的有“波束成形天线”“螺旋天线”“微波滤波器”“电离
层通信”“导弹制导”“原子钟”“信号检测”“通信论”“信息和编码论”“人
体传感器增强技术”“神经电信号”。9 鉴于所有这些项目都具有军事意义，乔
姆斯基可能把自己的语言理论与任何可能的军事用途都隔离开来。10
然而，威斯纳对美国军方的贡献远远超过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所做的这一
解码乔姆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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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他提醒我们注意，其成就之一就是“帮助获得美国弹道导弹项目。该项
目是在空军和国防部文官和武官都强烈反对的背景下设立的”。他又补充到，
他“也支持极化导弹系统、弹道导弹早期预警系统和卫星侦察系统”。11 到
1961 年，威斯纳已成为肯尼迪总统的首席科学顾问。只有在这一实权职位上，
他才能要求“必须加速”发展并采购弹道导弹技术。12 为了维护军方的行为，
肯尼迪提出，与苏联相比，美国相对软弱，依据威斯纳自己的说辞，“导弹方
面存在差距”这个虚构的说法就是“我帮助提出的”。13
肯尼迪遇刺后，威斯纳的地位下降了。尽管如此，他仍然能组织一批杰
出的科学家为美国的战争做出贡献。这群科学家参与一个项目，即在越南南
部和北部之间设计部署传感器、地雷和集束炸弹组成的巨大屏障。14 威斯纳
长期参与核决策，最后也意识到整个过程存在的问题和欺诈。因此，他批评
核导弹，特别是多弹头导弹无节制的储存。但是这一内心想法的改变并不妨
碍他继续带领麻省理工学院实验室致力于这些项目的研究。15
1980 年，威斯纳从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职位退位，但是校方代表称学校与
五角大楼的“深度关联”一直持续到今天。16 自1980 年起，麻省理工学院校
内的研究包括导弹、空间防御、军舰、核潜艇、简易爆炸装置、机器人、无
人机、作战服等。17 20 世纪80 年代，时任校长约翰·多伊奇（John Deutch）
把生物武器研究引入学校。据说，该校长尽力给初级教员施压让他们“在校
内”参与该研究。18
毫无疑问，麻省理工学院与军方合作。但是我们所探讨的是不同的问题。
我在本书中并不是说乔姆斯基与军方勾结，而是说他不得不克服障碍避免参
与军方项目，并成功实现了这一目标。但是不论我说什么，乔姆斯基及支持
者们就是不承认这一点。
乔姆斯基的回应似乎是在说我指责他。有时，他几乎是在否认麻省理工
学院与军事研究有任何瓜葛。2017 年年初，我和追随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家
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和尼古拉斯·阿洛特（Nicholas Allott）在伦敦
合作召集一场会议，纪念乔姆斯基著名的反战檄文《知识分子的责任》（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发表50 周年。乔姆斯基同意通过视频连线方
式参会，并在当日受邀评论一系列议题。有一个问题是，受聘于五角大楼资
助的、以军事研究著称的单位，他是否会感到矛盾。乔姆斯基回答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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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一种误解，因为除了一些部门，“麻省理工学院本身并没有从事战争
研究”。19
乔姆斯基在回应我的这本著作时，把这样的说辞当成了他的标准回答，
并直接说“校内没有军事研究”。20 当《解码乔姆斯基》一书在书店售卖时，
《纽约时报》的记者直接问他：“如何评价克里斯·奈特？他把你的语言理论
与‘冷战’时你在麻省理工学院受五角大楼资助的工作联系起来。”乔姆斯
基认同受到军方资助，但问道：“这意味着我们在从事军事研究吗？ 1969 年，
庞德委员会（我是该委员会成员之一）有一项研究就是调查校内是否有军事
研究或机密研究。答案呢？是没有。”21
这种不断重复的论调十分奇怪，明显违背了事实，需要给出一个解释。
我认为，这就证实，当乔姆斯基这样说时，我们听到的是他的道德良心在大
声、清楚地向我们讲述。
我强调一下，我相信乔姆斯基的道德宣言，他自己的研究不可能以任何
方式帮助美国军方，这点我认可。但这并不适用于他所在的单位。显然，乔
姆斯基感到，为了否认自己个人参与了战争研究，除了否定麻省理工学院
参与外，他别无选择。他只能依据1969 年公布的一项特别研究做出泛泛的
回答。
正如我在第4 章所说明的，庞德委员会——以主席威廉·庞德的名字命
名——由乔姆斯基的上司设立，目的是应对学生们反对麻省理工学院从事战
争研究而抗议的可能性。为了安抚学生，麻省理工学院坚称尽管学校管理的
一些实验室直接参与研究武器，但是这些实验室并不真正属于学校，因为它
们“在校外”。然而，作为庞德委员会的一员，乔姆斯基签署了调查最终报告
中的一份附录，上面显示，500 多名学生和学者在这些“校外”军方实验室
工作。22 随后的采访有记录在案，乔姆斯基说，学校与“这些实验室紧密融
合”，有些仅仅“在校外两英寸”远的地方。23
在另一次采访中，他表达得仍然十分清晰：
麻省理工学院校内有许多（军事）研究。学校的许多实验室参
与其中，例如开发用于弹道导弹的技术等。事实上，许多导弹制导
技术就是在校内或由学校管理的实验室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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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出于显而易见的考量，乔姆斯基想让所有的军事研究都留在校内：
首先，这些研究该做吗？……假设不该做，一个现实的重要问
题是，我们可以在校外做吗？…… 现在我的感受是假如这些该做，
我宁愿让这些在校内做。就是说，我宁愿让这些能被看见，处于抗
议分子和活动分子的中心，而不是移到别处偷偷地、随意地进行。
事实上，常常是相同的，只是换了个联系的名字……
正如我在第4 章所说的那样，乔姆斯基在这一点上开始放弃管理上为了
隐藏事实而设的障眼法：
事实上，我的提议，我很严肃地说，就是大学应该建立“死亡
部门”，该部门应处于校园中，大学内致力于与破坏、谋杀和压迫有
关的所有工作都该集中在这里。它们应该有个诚实的称谓，不该是
政治科学或电子科学等诸如此类的称谓，而该叫作“死亡科技”或
“压迫理论”之类的东西，这有助于维护真相。24
最终乔姆斯基的大胆提议没有被庞德委员会或校方管理层采纳。相反，
校方决定关闭明显研究核弹的实验室，继续管理硕大的林肯实验室。林肯实
验室位于校外的空军基地，远离学生们的抗议。但是这里我想说的是，从麻
省理工学院导弹实验室的选址看，乔姆斯基呼吁将其留在校内，公开承认学
校与这些实验室有深度牵连。庞德委员会成立前几年，即1967 年，他就十分
担忧，想离开麻省理工学院。我在这本书中也引述了，在给乔治·斯坦纳的
信中，乔姆斯基讲到因为学校“令人悲痛地、无可辩驳地”参与了越战，所
以他“深思熟虑后想离开这里”。25
现在让我们看看乔姆斯基对我的第二项批评。他说，美国军方不在乎其
资助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即使他们在乎，也对自己的语言研究不感兴趣。
用乔姆斯基的话说，我的错误之处在于“严重混淆了我和其他人从事的语言
研究”。他称军方不关心这些，“对这些没兴趣。即使有，也与我们的普遍语
法研究毫无关系”。26
乔姆斯基说五角大楼并没有干涉大学的日常运行，严格说来，他这样
讲是对的。但是，这并不令人惊讶。正如我们看到的，乔姆斯基的上司杰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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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威斯纳直接为五角大楼工作，完全能代表军方的利益。而且，威斯纳一
直知道，如果五角大楼的研究机构是为了培育创新，产生新的思想，他所谓
的“科学的无政府状态”就需要得到守护。27
本书出版后，我见到了1946 年任主管的一位将军，其地位与艾森豪威
尔将军不相上下。他坚称，为了能让全国的军事科学家“做出新的、未知的
贡献”，他们“必须被给予最大限度的研究自由”。28 乔姆斯基回忆，自己和
同事们并没有感到军方的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军方对他们的研究“不感兴
趣”。譬如，1968 年，波士顿海军研究室副主任写到，他手下的科学家“从
一开始”就与电子实验室的研究项目“紧密相关”，“为主管和一线科学家提
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建议和忠告”。29
在另外一次对我的回应中（这次是发表在《伦敦书评》上），乔姆斯基
驳斥到，他的语言研究无论是否得到军方的资助都是一以贯之的。他说，这
就足以证明资助因素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没有影响。30 这很容易反驳。乔姆斯
基早期在哈佛大学时，没有得到军方的资助，但是他和妻子卡罗已经与麻省
理工学院电子实验室的哲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有了密切联系。31 正如我在本
书中指出的，他在获得麻省理工学院教职之前，其语言观的发展已经受到当
时思想文化的影响，而这种文化的形成又受到军事行动的严重影响。尽管五
角大楼对语言学的资助减少了，但是这种文化仍在流行。当然，没有人希望
知识分子承诺终身致力于一项研究却由于资助的变化或终止而放弃这项研究
或转向其他方向。
尽管如此，乔姆斯基还是一以贯之，坚持摒弃自己的研究与麻省理工学
院流行的、受军方影响的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他否定与沃伦·韦弗
（Warren Weaver）思想的联系。韦弗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管，引领了麻省
理工学院的机器翻译。是他率先提出，若能找到隐藏在世界语言背后的逻辑
结构，机器翻译就可以首先把句子编码成结构，然后解码成当地讲的任何语
言。我曾经提到过，乔姆斯基提出了十分类似的概念，如“自动改写规则”“核
心句”“深层结构”“普遍语法”等，他实验室的同事们会设想这些概念在某
些方面与韦弗有远见的计划有关，进而与他们自己的研究关切有关。
事实上，乔姆斯基对发展一种普遍语言并不感兴趣，因为他怀疑人类已
经拥有一种底层语言。他也没有因韦弗对机器翻译的热爱而进行研究。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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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50 年代很多人分享韦弗的梦想，乔姆斯基的研究似乎成为实现韦弗
梦想的完美途径。如果乔姆斯基告知麻省理工学院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和计算
机科学家二者之间根本没有关系，他们肯定会感到诧异。
但是乔姆斯基仍然持这种观点。当我们通过电子邮件交流时，他告诉我，
普遍语法与韦弗的梦想没有一丝联系。我接受二者的不同。众所周知，麻省
理工学院的机器翻译由韦弗负责，乔姆斯基应聘在他那里工作。所有参与者
都期待乔姆斯基的理论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与机器翻译有关。1957 年，麻省
理工学院的一位主管概括了这种心情。他说，乔姆斯基的新著《句法结构》
（Syntactic Structures）“为机器处理言语信息的所有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
础”。32 在一份被广泛阅读的书评中，罗伯特·利斯（Robert Lees）写到，“乔
姆斯基的语法概念或许被证明在机器翻译领域是最重要的”。33 1958 年，约
书亚·巴尔- 希列尔又声援这种假设，并在麻省理工学院圈内人士间分享。
他认为，乔姆斯基对语言基本理论的研究应“及时地变成机器翻译的新方
法”。34 由此可见，即使乔姆斯基看不见自己和韦弗机器翻译项目之间的联系，
别人也显然看见了。
当韦弗率先窥探到机器翻译的可能性时，其灵感的主要来源是艾伦·图
灵在计算数学方面的最新突破。乔姆斯基在相同的思想文化中寻根时，强调
自己早期的构想非常依赖“20 世纪30—40 年代艾伦·图灵和其他杰出数学
家发展的现代计算理论”。35 探寻共同的渊源，指出存在的关联，并不是要把
乔姆斯基的方法与图灵或韦弗的方法混为一谈。毫无疑问，乔姆斯基的概念
和理论是独特的。然而，对于早年电子实验室的崇拜者来说，乔姆斯基设计
的符号串和自动改写规则显然有助于他们发展计算机语言处理程序。
我自己对这些困扰的解释是，当乔姆斯基被具体问到自己的研究与计
算机程序发展或自动处理有何关系时，他坚称自己只是研究基础理论。我毫
不怀疑乔姆斯基的研究没有运用于军事。尽管如此，有人提醒我注意乔纳
森·金（Jonathan King）的描述。他谈到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是如何描述20
世纪80 年代武器研究的情形：
成百上千的物理和工程专业的研究生从事武器研究。他们从未
说过一个字，一个字都没说过……你去讨论一下他们正从事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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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他们正在研究细长物体高速通过脱流液时的流体力学。“嗨，
这难道不是导弹吗？”“不，我正在研究基本原理，没人研究武器。”36
这就是事情的本质。不论你为军方做什么，总是用“基本原理”来掩盖
实质。
乔姆斯基不仅否认军方对自己的研究感兴趣，而且当他称五角大楼的资
助只是一种管理体制，是让国家资助基础研究时，他又向前迈了一大步。乔
姆斯基和历史学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交谈时是这样说的：
加德纳：“起初你的研究得到资助是因为军方想把你的研究用于翻译
和……，是吗？”
乔姆斯基：“这事实上是一种广泛流传的错觉……很多人相信这一
错觉，但事实上军方根本不在乎你的研究……他们不在乎。军方做
的是提供一种渠道，据此纳税人的钱可以用于创造未来的高科技经
济……这就是美国的工业政策。你发展未来经济的方式由政府决定。
这意味着纳税人资助研究，最终转交到私营企业获利……五角大楼
恰好是资助电子研究和发展的自然方式。”37
这段论述可能包含一些真相。但是，五角大楼自己也称“完全努力”确
保只资助“与军事科技需要直接相关的研究项目”。这项申明被斯坦福大学一
群反军国主义学者详尽核查，证明是确凿的。38
不论我们怎么看待这些相互冲突的论调，我们有信心认为美国军方为
大学研究提供资源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尽管乔姆斯基对我的著作反驳频
频，但他经常说漏嘴。当他评论说“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经常和为五角
大楼研究导弹的科学家们交流”时，他内心深处对这些几乎没有感觉。又如，
1969 年，当学生抗议达到高潮时，麻省理工学院一名学生说：“我设计的东
西可能有一天会杀死几百万人。我不在乎。这不是我的责任。别人给了我一
个有趣的技术问题，我解决了，我快乐。”乔姆斯基批评这名学生，说他可以
列出20 名学校的员工“说同样的话”。39
就像许多作者一样，我一决定出书就发现了之前期望能找到的大量资源。
我仅选出一本未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个人知识，公众紧张：战后美国语
解码乔姆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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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ding Chomsky
言学的理论承诺》（Private Knowledge, Public Tensions: Theory Commitment in
Post-War American Linguistics）。这本论文由琼妮特·尼尔森（Janet Nielsen）
于2010 年提交给多伦多大学。从我的视角看，这项突破性研究的价值在于其
研究方式，论文采用从未有过的学术严谨性描述了具体政策。通过这些政策，
五角大楼资助的重要项目影响了麻省理工学院流行的思想文化。尼尔森的发
现相当于把拼图的最后一块放进去了。
最有趣的是研究“个人知识”的章节。尼尔森生动细致地描述了乔姆斯
基及其同事们早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在学术上党同伐异的大量事例。这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早年依赖内部报告的传统。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在实验室内验证
军事装备的设计，因此既没有必要也缺乏动力去国际刊物上发表成果。最重
要的是，把项目定为最高密级就严格限制了依赖同行评价的发表机会。出于
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当时流行的是通过私人交流报告、复印手稿、未公开发
表的信件、自引用等形式，而不是通过同行评审的期刊论文接受所有人的检
查与评价。
公平地讲，需指出的是当时即使研究基本理论的学者也很少有机会在期
刊发表论文。即使有一份合适的期刊，乔姆斯基和同事们也觉得发展很快，
很难指望他们等待下去，而素不相识的编辑还要将这些振奋人心的新成果积
压好几个月。但尼尔森关注的是，这种文化产生了综合效应，鼓励乔姆斯基
及其追随者可以合理地逃避正常的学术规范。她描述了他们如何依赖个人知
识为自己营造了封闭的圈子，他们的排外感、优越感让局外人觉得他们是故
意地崇拜秘密。尼尔森解释道：
十多年来，这种隐秘的研究文化是转换语法的特征。这种特征
快速崛起于20 世纪50 年代后期，一直持续到60 年代末。这样的文
化似乎与20 世纪中期到末期倡导的学术自由与开放的价值观不相
容。在其他领域，如从生物学到物理学，在主流刊物上发表、公开
交流知识是常识。除其他优点外，为了维护知识产权，公开发表也
被认为是必要的。40
诚然，战后美国物理学家常常交流提交给主流刊物或被主流刊物接受的
未发表论文。但是，不像转换语法那样，这些预印本并不是个人知识，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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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立即给全世界物理界带来振奋人心的研究成果的方式。尼尔森写道：“相
反，转换语法学家骑在他们所看见的语言学前沿刀刃上，回避主流期刊和出
版体系。”任何外部批评家们评价麻省理工学院发展的方式都被拒之门外，他
们感到厌恶或绝望就趋于放弃了。他们从工作坊和会议上不友好地撤出只能
在追随者中强化一种信念：麻省理工学院的局外人不能理解这些新成果，因
此他们没资格接近这些研究。
受尼尔森的启发，我能更好地理解乔姆斯基及其追随者为何排挤掉所有
反对者，同时对其他研究范式嗤之以鼻。他们享受大量的军方资助，身处著
名的军方实验室，觉得没必要与其他背景的语言学家平等争论。乔姆斯基的
理论每次革新后寿命都较短，但这无所谓；最终也没有多大意义，这也无所
谓。转换语法是组织机构喜欢的研究范式，没有其他范式希望与之竞争。除
此之外，乔姆斯基善于判断政治形势，谴责美国军方（自己的单位却从这里
获得资助和支持），我们这个时代拥有影响如此巨大的学者。
对于任何站在我的立场、永生不渝的活动分子，说些容易被人误解的话
就会感到风险重重。尽管乔姆斯基的一些主张不符合历史事实，然而从当时
的情境看，这些主张是对真实困境的理性回应，是合理的。无论是乔姆斯基
在20 世纪60 年代组织抗议人士还是近几十年在全世界发表鼓舞人心的演讲，
我的评论中没有一点内容诋毁他作为一名孜孜不倦的反军国主义先锋的行
动，也没有否认他一直忍受着来自学校的压力——他一定在那里受到了压力。
如果1967 年他因反感而辞职，他当时确实这么想过，那么他可能永远不会得
到能到处发表异见的平台。总有一些时刻需要我们妥协，只不过有些人付出
的更多。我曾讲过，在乔姆斯基身上，是他的语言研究而非政治活动首当其
冲遭受了巨大的压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尽管如此，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乔
姆斯基依然激励着所有人。若政治家们多些诚实，政府多披露些真相，我们
就可能不需要这样一位人物了。但是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我们需要他。若
没有乔姆斯基，我们将不得不创造一个乔姆斯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