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Foreword

中国传播学，面向未来再出发

对于中国的传播学来说，2022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不仅体现在历时性意义上，也体现在共时性意义上。特别是当我们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迎来后疫情时代、后全球化时代的同时，也需要开启中国传播学再出发的新时代。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就曾介绍和翻译过海外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新思潮、新研究，但当时的活动多是自发的、零星的，而中国新闻学界跟西方传播学者进行的第一次正式交流和直接对话是在1982年4月至5月。在这期间，美国传播学代表人物之一威尔伯·施拉姆在他学生的陪同下访问中国，并在人民日报社主楼顶层的大礼堂做了一次与传播学相关的学术报告，参加报告会的主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时称新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部分高校教师，还有媒体从业人员等数百人。报告结束后，施拉姆等学者与现场听众进行了交流与讨论。这次西方传播学者的正式报告和交流被认为是中国新闻学界第一次正式而直接地与西方传播学者进行学术对话。

198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西方传播学座谈会，这次会议后来被学界称为“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与会者讨论并确立了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十六字方针”，即“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既体现出中国传播学建设所亟须具备的改革开放、兼容并包的胸怀，更表现出中国传播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学科本土化的强烈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主。198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组织研究人员撰写了13篇研究文章并结集出版《传播学简介》一书，这是第一本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比较正式的传播学著作。1984年，施拉姆与波特合著的《传播学概论》由新华出版社出版。随后，一批由我国学者撰写的传播学著作相继出现，传播学研究团队逐渐形成，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与国际传播学界的交往也逐步增强，这一系列的学术制度化建设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建立成形。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颁布）中将新闻传播学列为一级学科，将新闻学、传播学列为下设的二级学科。

回望4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传播学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不忘本来。中国学者在吸收、引介海外传播学成果的同时，也对中国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传统中的传播问题、传播现象、传播规律、传播实践等内容给予密切关注，并做了大量研究。其次是吸收外来。在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建设中，我们没有闭门造车，也没有自话自说和自娱自乐。40年来，中国传播学者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从一种内向的或是自在的研究范式，转向外向的或是开放性的研究范式，中国学者成为参与传播学国际学术平台交流的主力军之一。最后是面向未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新闻传播界取得了巨大成绩，如此丰富而具有开拓性的实践，为中国新闻传播学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滋养。

面向未来，如何构建中国特色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必将成为传播学界面临的紧迫任务。当下，中国传播学处在转型、升级、迭代时期，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量：

一个是历史考量，即历史范式在转型。我们习以为常的工业化带来的全球化体系，以及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工业社会全球化框架之内的理论、法则、定律都正在被改变着。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对于中国的传播学来说，更亟须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传播学三大体系，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需要坚持的思路。

另一个是历史背后的逻辑考量，即理论与实践范式转型。透过上面说的历史范式在转型，可以清晰地看到支撑这种历史重构的逻辑、理念、方式、方法以及制度安排与操作，都已经或者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支撑这个历史范式转型的必然。随着互联网3.0时代的到来，网络与平台社会的去中心化与中心化，或者再中心化是并存的；扁平化与再层级化也可能是共生的；共同体与族群或者圈层分化也是同在的。与诸多力量关系、价值逻辑变化相伴随的是政治秩序、经济模式、社会建构与文化形态的重塑与重建。因此，理论和实践范式的转型也必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发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在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方面，指出要看到“西强我弱”中“东升西降”。这种认识放在中国传播学发展中也是适用的。上述理论和实践范式的转型升级原因就在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从底层逻辑来讲已经不是工业时代，亟须学界将我们丰富的新闻传播现象、经验与实践进行概念化、范畴化，然后把它架构化，最终普遍化，这样传播学可能就既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全球普遍性。虽然西强我弱的大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当前的概念体系、范畴体系和研究方法，包括表述的方式仍然不少是“西强我弱”的，但是要看到东升西降趋势非常明显，学术界、业界都要避免自话自说、自娱自乐。

基于过去40年的引进、吸收、消化以及自主研究的开发、深入与拓展，我们的传播学研究需要突破模仿的、复制的、对已有理论的中国实践的重新证明，以及自发的、零散的、表象的、经验的、先验的研究，需要立足我们的实践，放在全球传播生态的格局变化中，基于迭代升级的基础逻辑转化，进行我们的研究。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植根中国实践，中国传播学也需要关注真现象、研究真问题、解释真原理、发现真规律、提出真方案、厘清真方向、构建真格局、创新真体系。目的是构建中国特色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学术贡献。

党的二十大已经胜利闭幕，如何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尽快推动中国传播学的高质量发展，历经40年发展的中国传播学在新时代肩负重要职责和使命。在此背景下，清华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这套“新文科·传播学创新教材”，选题定位着眼于当前传播学学科的建设重点和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内容设计兼顾了系统性与前沿性的平衡、全球视野与中国特色结合，作者团队集合了全国范围内长期从事传播学教学科研工作的优秀学者和教师力量。由衷敬佩海鸿老师团队为中国传播学发展思虑之深远、用心之良苦。

历经40年发展的中国传播学在新时代肩负重要职责使命，基于学界对未来的期待，需要提出中国传播学发展的新“十六字方针”—“守正创新、融通中外、根植实践、引领时代”。期待新“十六字方针”成为面向未来的中国传播学发展指向，或者是一种价值取向。期待中国传播学面向下一个40年再出发，以中国传播学的创新发展迎接全新面貌和全新时代。

胡正荣?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2022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