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清华校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无论数量、质量，都已颇为可观了。但是，清华校史这座宝藏是永远窥探不尽的。由于清华独特的历史地位， 她与科学、管理、人文这人类文明的三大领域结缘之深，地位之高，决定了她所留下的足迹，所绽放的精神，就像耀眼的宝石，折射出绚烂的光辉。

    清华走过的路程，和她取得的成就，与出洋留学紧密相连。留学既是她出发的起点，也是她标志性的特点，更是她育才成功的要点之一。欲研究清华校史，不能不研究清华之留学；欲了解清华办学成功之道， 更必须探讨清华怎样对待留学之方。

    中国自清乾隆中后期开始，科学、管理、人文三大文化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准相比，均已逐渐丧失话语权，可悲的是，由于自大、自负、自闭，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大势杳无所知。西方强国从理论到实践，优势日益显露。鸦片战争之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微弱之声，向国人指明了未来的去向。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怎样去师夷长技，师什么样的长技，师了长技又怎样才能制夷？这些问题，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个人层面，认知和态度都相差甚远。要找到一条顺应世界潮流的、利国利民的、经济高效的“师夷”之道，决非一蹴而就，失败和曲折往往相伴而行。

清华选派留学生之可记可颂之处，或许正在其主持者、管理者、为师者、从学者，大多是自觉，或比较自觉，在努力追求一条光明正大的留学之路，那就是为中华民族摆脱落后的困境，尽快赶上人类现代文明的步伐，对接国家建设之急需，而选派留学、管理留学、发展留学。在此大前提之下，遵循教育的本质属性和人才成长的内在要求，以牺牲和忍耐的高尚情操，摒弃慕名逐利的卑隘心态，来尽可能地做好留学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特别是尊重人才的个性发展，公开透明，平等公正，缜密布置，严格标准，悉心指导，因材施教，体贴关怀，尽职尽责。上上下下、校内校外，形成一个网络，形成一种风气，一种荣耀和自豪， 那就是为国选优材，为国育大材，希望出奇材。

    清华留学管理的这条光明正大之路，本书将其阐发得真可谓是淋漓尽致。它全面系统、层次分明，尽可能地以史实说话，既高屋建瓴，又细致入微；既简略扼要，又数据周密。看得出，著者是以多年之功，平心静气，踏踏实实，来完成这项工作的。他将系统的档案与零散的资料结合得天衣无缝。报刊文献、个人文集、回忆录、日记、书信、研究论文和著作，不论是整理成书的，还是埋藏在文、理、工各种杂志或学位论文之中的，只要与该论述主题相切合的材料，几乎一网打尽，并使其相互印证，迸发光彩。为了说明一个事实，常常是四面包围，为使历史重构尽可能逼近真相，显出精神，著者有意节省自己的语言，而使史料完整呈现。给我印象极深的是：郑天挺先生在日记中详细论述他为留美生阅卷的严谨态度。这样一种表述风格，使全书从正文到注脚，充盈着一种凝重的力度和精度，给人一种平实、真实、扎实、切实的可靠感和诚朴感。

    我与著者金富军相识、相交、相知逾二十年。他本科考取的是清华物理系，毕业后却有志研究历史，便考入当时新复建不久的清华历史学系。先后获得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他进历史学系时，我任历史学系副主任。那时学生少，师生感情深、交往多。我最喜欢他那典型的清华小伙行胜于言的实干精神，同时也希望他能在文、理结合的优势上，做出新的成绩。当时我有一种想法，清华的史学，应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那就是利用清华雄厚的理工科资源，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和运用史，特别是大工程建设史，进而汇通新生产力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的关系史。出于专业的考虑，在金富军博士毕业时，我鼓励他留校研究清华校史。我俩的共识是：清华的校史，象征着近代以来中国由衰转盛的命运。

    这些年来，金富军除了完成校史研究室副主任比较繁重的行政工作之外，一直埋头于清华校史的研究。他不跟风，不图虚名，亦不刻意追求什么新的范式，就凭他的踏实作风和文理相通的基础，认认真真看档案，读清华校刊、《清华周刊》《清华校友通讯》，及各种与清华校史相关的资料。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找准问题，锲而不舍。他为清华校史研究做出的成绩都是有案可查的。就说近年他编订的《周诒春文集》和《周诒春图传》，如果没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神，这样的成果恐怕也是难以获得的。

    这部《清华大学留学管理研究》主题抓得准，抓得好。如果不是对清华校史有深切透骨的了解，这样的题目是提不出来的。该书的表述方式也颇有特色，著者将人物、事件、制度、理念，既贯穿于一条主线之中，又相互包含、相得益彰。书中所说的管理，绝不只是制度条文在历史进程中的排列替换，而是活生生的中国高贵灵魂展现的舞台。我一字一句读下来，不仅对清华数十载留学管理的来龙去脉了然于心，而且心中充满了对清华前辈爱国敬业精神的景仰之情。我为金富军在校史研究中所取得的这一新进展由衷地高兴，更为有这样一部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著作的问世而庆贺！是为序。 

蔡乐苏 

2020 年6 月2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