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我们正处在从工业文明时代向数字文明时代过渡的深刻转型期，其间，充斥着创新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谓的“断裂式发展”和“破坏式创新”。所谓“断裂式发展”，是指按照传统逻辑去画延长线的做法已经难以为继，传统模式的发展已经中断和终结；而新的发展机会只有建立在对传统发展规则、模式和逻辑“破坏”的基础上，才会使真正的创新发展成为可能。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走出传统实践与理论的窠臼所营造的“舒适区”，去直面那些陌生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与变数。
而在所有的变数中，最大的变数就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指基于算法、模型、规则，在没有人为直接参与的情况下生成图文、音视频、代码等内容的技术，包括生成式对抗网络（GAN）、生成式预训练变压器（GPT）、生成扩散模型（GDM）等技术形式。以ChatGPT为例，它是基于语言大模型的生成型、预训练的人工智能，其核心技术特性是“概率计算+标注训练”。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同于以往为人们所熟悉的分布式人工智能，它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大模型和预训练基础上的运用海量数据生成的“文字接龙”；标注训练则是为文本的生成“赋魂”，即以深度学习的方式不断为文本的生成注入“以人为本”的关系与情感要素，进而提升文本表达的人本价值。特别值得指出的是，ChatGPT作为一项划时代的智能互联技术，其突破点在于：以无界的方式全面融入人类实践领域（通用性），具有去边界、场景性、交互性和参与性等显著特征。
有研究表明，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成为未来社会的基础设施。我们可以看到，从GPT-3.5到GPT-4，再到其作为自由插件的普及化，以及Open AI公司开发者大会所做的三件事（升级、降价、拓展生态），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迅速跨越对语义世界的整合与价值输出，成为人类实践全领域、全要素整合的促进者、设计者与运维者，成为深度媒介化社会的“操作系统”。由此，比尔·盖茨认为，未来所有的行业都会被ChatGPT这样的人工智能、大数据模型重塑一遍，这也意味着如果搭不上这班车，一切都会被颠覆。
从本质上说，生成式人工智能完成了对人类智力劳动的一种划类和分工，它剥离了智力劳动中逻辑的、理性的、可被数据描述的、可被算法解析的部分，而把非逻辑的、非理性的、无法用算法解析与表达的那些人的激情偏好和目标性的、画龙点睛式的赋魂之智，交给了人类来执行和主导。这实质上是对人本地位的进一步强调，而不是削弱。应该说，“人类增强”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人的又一次重大的赋能、赋权。从古到今，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精英主导型的。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社会的最大颠覆在于增强了人类的平等性，拉平了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差距，打破了精英和普罗大众之间的壁垒，使作为技术小白和外行的普通人实现了能力的巨大增强（论文、翻译、编程等）。这便令普罗大众能够跨越“能力沟”的障碍，有效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想法来激活和调动外部的海量资源，形成强大、丰富的社会表达和价值创造能力。这是社会又一次在数字化、智能化加持下的重大启蒙（社会活力的重启）。因此，“人类增强”将终结精英治理的历史传承，“新常人政治”将会成为数字文明时代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
具体地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传播价值和社会影响是通过以下两个路径实现的。
1.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智能主体，通过智能“替代”发挥作用。①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人机协同：对个人思维活动的“替代”。一方面，思维将从人类独有的实践活动变成人机共同协作的活动，从前保留在个人大脑内的思考活动和交往活动可能经由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互动性而外化出来；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使用不会受到身体制约，也不存在因身体缺陷而导致的“遗憾”，由此生成的传播关系能更加靠近理想状态下的精神交往。由此，数字生命、机器生命与生物生命（即人体）的对话将得到充分实现，使“跨生命交往”成为可能。②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新内容范式：对内容生产环节的“替代”。例如，内容表达体系从文字转向到图像转向再到视频转向的多模态内容表达体系，内容生产流程从直接内容生产转向数据挖掘与生产组织协调、提示工程生产等，内容价值从功能价值扩容为基于场景要素构建“人—内容—物”的场景、关系价值。
2.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智能工具实现智能“增强”而发挥作用。①生成式人工智能与“能力沟”消弭：对个人认知力的“增强”。当生成式人工智能被用于辅助人类认知时，它可以通过技术赋能推动人类主体朝着创意密集型、想象密集型的智力增强主体进化。②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信息失序：对内容产业噪声的“增强”。例如，由于数据集滞后和数据集错误，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产出更大规模的虚假信息，出现批量制造事实性错误信息的情况。同时，由于算法缺陷，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人工智能幻觉”的次数更多，它更可能“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以一种令人信服但完全编造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制造幻觉性虚假等。但复杂性范式启示我们必须辩证看待这种内容噪声，因为所谓噪声，本质上是人类认知扩容与创新的必要资源。
对于传播领域的实践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下的传播变局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①“换轨道”：社会的微粒化促成分布式社会的崛起。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个人的赋能、赋权，个人成为社会运作的基本单位。这种“元点迁移”下微粒化社会运作模式的改造、平民政治下社会沟通机制的重构（非理性、非逻辑要素成为社会沟通的前提和基础）、权力重心及指向都将发生革命性的改变。②“换场景”：体验时代到来。XR（扩展现实）技术的普及与3D全息场景的普遍化，引发传播逻辑中第一人称认知范式的转换，这便是传播场景的转换。③“换引擎”：构造传播和社会运作的核心逻辑进一步“算法化”。在算力、算法和大数据可以覆盖的绝大多数社会和传播的构造中，人们对于专业经验的倚重和信赖将让位于更加实时、更加精准匹配、更加全面、更加可靠和更加结构化的智能算法，并透过传播所有层面和要素的整合，成为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引擎。④“换平台”：游戏将一扫传统概念中被污名化的样貌，成为全功能、全要素的未来主流媒体平台。研究表明：游戏作为一种虚实相融的混合媒体，将是承担未来传播的“升维媒介”，也是未来社会实践的主平台。特别是我国在全世界的游戏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已经超过80%，这将是一个“中国传播”走向世界的、极具创新想象力的巨大舞台，相信我国的传媒工作者在这个舞台上能够赢得荣光。
《新媒体导论》作为一本以全新视角对新媒体领域知识体系及架构进行系统梳理的图书，以全新的逻辑框架、较为透彻的概念梳理、详尽的要点论述以及贴合实践的知识归纳，试图成为人们理解新媒体和把握传播发展的经典读本。马克思在一百多年以前给出如下论断：“历史的逻辑从哪里开始，理论的逻辑就应该从哪里开始。”①这句话告诉我们，历史（实践）逻辑是学科建构逻辑最重要的对标物，社会科学的一切学术都应以实践的检验作为最高标准，理论不应是“卡拉OK”、自说自话的产物，高校的教材建设尤其如此。换言之，面对飞速发展的媒介与传播技术和大幅度扩展的实践边界，传播学科需要“回到原点”“回到现场”，即新的传播现实需要我们用全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范式与之匹配。对传播学科的发展而言，我们需要重新定位学科的基础，重新确定学科的边界、要素、结构和相应的作用机制。这对于我们把握传播领域的现实发展和未来可能非常重要。《新媒体导论》这本教材恰恰是从“原点”和“现场”出发来构建网络新媒体理论逻辑体系的。
互联网信息技术是人类历史上继金属活字印刷术、蒸汽机、电力、计算机之后带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重大变革的科技发明。它引发了社会组织与结构之变，指向广阔的、有关社会政治/经济/知识/话语等权力主体、权力来源、权力行使方式与分布格局的变革。不可避免地，互联网也深刻改变了新闻传播的生态与格局，“中断或终结了新闻传播业传统发展方式与运作逻辑”。倘若要真正理解与把握互联网所开启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在新的格局下重新审视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权力的关系，寻求新时期社会传播的基本规律、运作机理与发展趋势，葆有新闻传播业的影响力，以及确立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安身立命之本，的确需要托马斯·库恩所言的一场科学思想的范式变革。具体地说，在传媒行业中，各要素都在经历深刻而快速的迭代。传统新闻学、传播学理论的现实解释力正在遭遇空前的挑战，《新媒体导论》正是这样一本尝试跳出传统理论范式与知识体系，致力于以“互联网的逻辑”梳理、整合、重构“网络与新媒体”这一前沿学科知识框架、思维体系与基本面向的创新性教材。
本书分为8章，包括基本概念的辨析、系统结构的搭建，以及传播技术、传媒用户、传播场景的变革和政治、经济领域的现象和治理。第1章从对媒体演进的社会逻辑、技术逻辑及媒介化社会的探讨入手，强调了以人为尺度的媒介演进方向；第2章从宏观社会信息系统与个人信息系统、复杂视角下的新媒体系统两个方面来分析新媒体系统；第3章从“作为个体与群体的用户”“用户有限理性的本质”“用户的赋权与确权”“用户研究与大数据”及“用户洞察与行为流”五个方面分析了把握新媒体用户的方方面面；第4章探讨了新媒体产业生态，从新媒体生产、消费与产业样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第5章阐述了新媒体的文化属性；第6章聚焦于新媒体与公共领域，分析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基本概念、新媒体与公共舆论、智能传播时代公共领域与信息安全，以及智能传播时代公共领域与公共健康；第7章描述了网络新媒体下的社会变迁与治理，如新闻生产与后真相危机、平台媒体与流量经济危机、虚拟现实与技术伦理危机等，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媒介化社会治理的机遇，以及科技伦理与人机关系的重构；第8章对于未来新媒体与传播模式重构等前沿研究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如作为媒介化社会未来生态图景的元宇宙、去中心化技术推动下的DAO媒体问题、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下的智能传播和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转型等。全书架构尽可能实现知识体系呈现的“丝滑”，即使是传播学和传媒经济学门外的“小白”也能零障碍地掌握主旨。
本书的编写者虽然署的是我和曲慧副教授的名字，但其中不少内容是我们学术团队的集体智慧结晶。我们要感谢给予我们宝贵支持与帮助的同事和朋友，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鼎力支持，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积极努力。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给予正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大变局中探索和努力前行的人、那些身怀远大传播理想的学子某种学术上的帮扶和助力！
喻国明
于京师大厦“传播创新与未来媒体实验平台”
2024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