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1992年7月吉林大学博士毕业，分配来清华大学工作。近30年来，
一直在思想文化史研究所、历史系任教。所在的历史学专门史学科点，其
中国思想史研究是一门先4个学分、后3个学分的基础理论课。这门课最
早由钱逊、羊涤生、刘鄂培、胡伟希教授担任。钱逊教授退休后，先由我
和董士伟教授担任，最后则由我一人独任。可以说，在我们学科，我是担
任这门课时间最久的老师。但不管与人合开，还是一人独任，我讲的中国
思想史研究，都是先秦部分，都是先秦经典和先秦诸子，从没讲过先秦以
下部分。我是先秦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的是先秦文献与先秦学术，所以不
敢开秦汉以下的课，只敢讲先秦思想史，也就是早期思想史。从这一点而
言，应该是委屈了听我中国思想史研究课的学生。
讲中国思想史研究，到底是讲中国思想史的一般知识，还是讲自己对
中国思想史的特殊研究，这在我们同行中是有过争论的。我认为，如果给
本科生开中国思想史课，应该多讲中国思想史的一般知识；或者说，以讲
中国思想史的一般知识为主，以讲自己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为辅。而给硕士
生、博士生开中国思想史研究课，则应以讲自己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为主，
不应只讲一般知识，而没有自己的独创工作。老实地说，没有充满自己个
性的工作，没有对中国思想史重要典籍、中国思想家系统而独特的研究，
中国思想史研究课完全没有必要开。现在的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中
国学术史的著作汗牛充栋，以我们博士生、硕士生的阅读水平，完全能够
通过自学，掌握中国思想史的一般知识，用不着老师来饶舌。因此，所谓
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课以讲一般知识为主的提法，实质是将研究生课的质量
中国早期思想史与文献研究
II
下降到本科生课的水平。
研究中国思想史，到底是以中国思想史的通史写作、教科书撰写为主，
还是以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具体问题为主，这些年来也存在激烈的争论。这
一问题，在自然科学界并不存在。比如物理学的研究，大家都聚焦在前沿
问题上，没有谁特别关注物理学史的写法问题。不会因为谁的物理学史写
得好，就将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谁。化学、数学、生物学都是如此。而我
们的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学界，却非常奇怪。所谓的大师，往往以撰
写通史、教科书出名。甚至一介新丁，撰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
史之后，就一夜成名，成为大师。风气所及，人们对中国思想史的具体问题，
既缺乏探索的兴趣，也缺乏创造性的工作，却喜欢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
撰写通史、编写教科书。在他们的通史、教科书里，谈孔子，说孔子鼓吹“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搞愚民政策的一套。也不想想，孔子如果鼓吹“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怎么会“有教无类”，教出来弟子三千、贤人
七十？说荀子称人性全恶，那么人的善从何而来？圣人从何而来？岂不是
自相矛盾？只知沿袭王国维之问，全不顾及《荀子·解蔽》篇有“凡以知，
人之性也”说。以“道”为老子的最高范畴，不惜拾人牙慧，篡改《老子》
第25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义，说“道法自然”
即“道就是自然”。诸如此类的一般知识，在通史、教科书著作里比比皆是。
笔者认为，没对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孟子、荀子各家做过精心的研
究，对《周易》《尚书》《礼记》等典籍有一定发明，是不能讲先秦思想史
的。对先秦思想史、宋明理学、明清学术没有独到的认识，短时间赶出来
的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著作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们学术界，对通
史、教科书的“热”，实在应该降降温，实在应该多研究点具体问题，少
谈点宏观叙事。
我有如此感慨，并不是为自己在二十多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课的教学
中没写教材辩护。我上课基本上是讲自己的研究工作，每次上课都有不同，
都有新的论作要谈。所以，教材一直定不下来。现在，退休了，再也不要
上课了，讲授的内容就可以定下来了。归纳起来，大致在七个方面，以下
III
前言
列三十二篇论文做代表。
第一编：有关孔子与《论语》方面的（六篇）
一是《“仁”字探原》，原刊《中国学术》第8辑（商务印书馆，2001
年）。该文认为“仁”的本字当从人从心，作“”。后来“人”与“身”
通用，就写作了“”；“身”形讹为“千”，就写作了“忎”。“”亦作“伈”，
或者从人未变，而“心”却简省为“＝”，则变成了从人从＝。许慎《说文》
将简省符号“＝”误释成“二”，于是从人从＝就变成了从人从二，“（伈）”
就变成了“仁”。“”从人从心，当是会心中有人之意。此“人”当是指
一般性的人，特别是指他人。心中有人，也就是爱人，这就是“（仁）”
之本义。
二是《“六经”次序探源》，原刊《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该文对
“以《诗》为首”和“用《易》居前”的两种“六经”次序这一古老的经
学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以《诗》为首”的“六经”次序，并非出于今
文家；而“用《易》居前”的“六经”次序，虽然出自古文家，但也渊源
有自。《易》居《诗》《书》《礼》《乐》之前或居《诗》《书》《礼》《乐》之后，
这两种“六经”次序的形成，实与孔子晚年前后经学思想的变化密切相关。
陆德明“用《易》居前”本于“著述早晚”，周予同“以《诗》为首”“按《六
经》内容程度的浅深”的论断，文献尚难以坐实。从帛书《要》篇提供的
线索看，孔子晚年以前轻视《周易》，所以殿《易》于《诗》《书》《礼》《乐》
之后；晚年以后重《易》而轻《诗》《书》《礼》《乐》，所以冠《易》于《诗》
《书》《礼》《乐》之前。
三是《〈论语〉“民可使由之”章的再研究——以郭店楚简〈尊德义〉
为参照》，原刊《华学》第9、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该文本
于郭店楚简《尊德义》的“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道也，而不
可强也”说，认为《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由”当读为
“迪”，“迪”，导也。而“知”当读为“折”，义为阻止、挫败、折服。孔
中国早期思想史与文献研究
子是说：民众可以让人引导，而不能用暴力去折服、压服。这是正视民众
力量而得出的民本学说，根本就不是愚民思想。
四是《〈论语〉“父子互隐”章新证》，原刊《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3年第2期，后被译成英文，刊于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Spring 2015。该文认为文献中习见的“隐括”“隐揉”“隐审”“隐实”“隐
核”“隐度”之“隐”都当读为“櫽”。《论语·子路》篇的“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当读为“父为子櫽，子为父櫽”，训为“父亲要替儿子矫正错误，
儿子也要替父亲矫正错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并非血缘至上主义
者，社会公德与父子私情有违时，他们主张的是“不成人之恶”“从义不
从父”。因此，“其父攘羊”，孔子是不会主张子为父隐匿的。
五是《〈论语·乡党〉篇“色斯举矣”章新证——兼释〈学而〉〈为政〉
及帛书〈五行〉篇的“易色”“色难”“色然”》，原刊《四川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后增补了《论语》“易色”“色难”两节，
刊于《儒藏论坛》第9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又被译成英文，
刊于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020, Vol.70, No.4（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该文认为《论语·乡党》篇“色斯举矣”之“色”当读为“疑”。
帛书《五行》篇的六个“色”字当读为“譺”，训为“敬”。《论语·乡党》
篇“色难”之“色”也当读为“譺”，训为“敬”。《学而》篇的“贤贤易色”，
“易”当读为“惕”，训为“爱”“悦”；“色”也当读为“譺”，训为“敬”。《乡
党》篇“翔而后集”之“翔”当读为“祥”，是“色（疑）”的反义词。“子
路共之”之“共”当作“拲”，也就是“执”。“三嗅而作”的主语并非孔
子，而是“山梁雌雉”。所谓“三”者，形容“山梁雌雉”之“嗅”是多次、
不断地进行。
六是《〈论语·宪问〉篇“欲寡其过而未能也”说辨证——兼论“君子
道者三”章“我无能焉”的释读》，原刊《孔子研究》2019年第3期。该
文认为《论语·宪问》篇使者所谓“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既非谦辞，
说蘧伯玉“想减少过错却还没能做到”；也非其对蘧伯玉的非议，言其过
多而无能。而是说蘧伯玉“喜欢舍弃他的过错”，在喜欢改过、勇于改过上，
前言
无人能及，没有谁赶得上。“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亦非谦辞，孔子是
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这三件事“我无能焉”，没有人比
得上我。
关于《论语》的论文我还有一些，大体见于《孔子真精神——〈论语〉
疑难问题解读》（孔学堂书局，2014年）一书，限于篇幅，就以这六篇作
为代表。
第二编：有关《周易》方面的（四篇）
一是《〈周易〉真精神的探求》，原为拙作《〈周易〉真精神——六十四
卦卦爻辞新注新释》（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一书《前言》的一
部分，又刊于《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该文认为《周易》源
于卜筮，文王、周公父子的思想，是借用筮书的外壳来表达的。后人只见
其筮书的外壳，便以其为卜筮之书。读《周易》容易歧途亡羊，主要就是
迷于其卜筮语言。《周易》“旧瓶装新酒”，在古老的卜筮语言里，注入了
文王、周公父子的“德义”。而其“德义”的说解，传世文献不是缺乏，
就是不得其门而入。有了帛书易传的出土，我们才得窥孔子易学的真容，
才有机会超越王弼、孔颖达、程颐等前贤。而传统的易学方法，无论是象
数说，还是爻位说，对于读懂《周易》并没有多大的作用。所以，研究《周
易》的卦爻辞，正确的方法就是利用帛书易传等新材料激活传统文献，从
《周易》卦爻辞语言的特点入手来把握其内在的哲学，也就是透过“旧瓶”
发掘出其“新酒”，寻求蕴含其中的文王、周公之道。
二是《二二相耦，相反为义——〈周易〉卦义新论》，原刊台湾《哲
学与文化》月刊第31卷第4期（2004年）。该文认为《周易》六十四卦不
但是“二二相耦”“非覆即变”，而且是“二二相耦”、相反为义。《周易》
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即变”的结构形式决定了其全部三十二个卦
组间两卦的意义是相反的。《周易》六十四卦不但卦形是以“对”的形式
出现的，其卦义也是以“对”的形式呈现的。“对”是《周易》的基本特点。
中国早期思想史与文献研究
“二二相耦”、相反为义这一意义结构规律的发现，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了
解《周易》六十四卦的本义，也有助于正确认识《杂卦传》和《序卦传》，
有助于易学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三是《〈周易·乾〉卦新释》，原刊《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3期。
该文认为《乾》《坤》两卦卦名的本字当为“健”“顺”，正揭示了《周易》
作为阴阳哲学的本质；“贞”当训为“定”，“利贞”即利于贞静而不争；“夕
惕”之“惕”，和《讼》卦“有孚窒惕”、《小畜》卦“血去惕出”之“惕”，
都当训为“止息”；“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与卦辞意义是一致的。《乾》
卦有鲜明的主旨，就是主张刚健而不争，刚健而和谐。
四是《从帛书〈二三子〉论〈周易·蹇〉卦六二爻辞的本义》，原刊《文
献》2018年第3期。该文认为帛书《二三子》篇所载孔子对《蹇》卦六二
爻辞的论述，“戒今”可读为“戒申”，即“申戒”，叮咛告诫意也。“非言
独今也”当读作“‘非’言渎信也”，是说爻辞的“非信之故”之“非信”，
意思是“渎信”。“古以状也”当读作“故以状也”，即“故以‘蹇蹇’状之也”。
而帛书《衷》篇“子曰：《蹇》之‘王臣’，反故也”之“反故”，即反对欺
诈之意。《蹇》卦六二爻辞，无论是今本的“躬”，还是帛书《二三子》篇
和楚竹书的“今”皆非本字，本字当作“信”。“蹇蹇”当为本字，义为艰
难。“故”义为缘故，王引之训为“事”不可取。《蹇》卦六二爻辞的逻辑
性、思想性很强，整个爻辞强调的是诚信对于政治的重要。由此可知，《周
易》卦爻辞富于哲理，不能简单地以卜筮之书视之。
研究《周易》经传的专著除《〈周易〉真精神——六十四卦卦爻辞新注
新释》外，我还有《周易研究史》（与康学伟、梁韦弦合作，湖南出版社，1991年）、《帛书易传初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帛书〈周易〉
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齐鲁书社，
2001年）、《周易经传与易学史续论——出土简帛与传世文献的互证》（中
国财富出版社，2012年）、《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等，论文有近百篇。以上四篇论文算是新作的代表。
前言
第三编：有关《尚书》方面的（四篇）
一是《〈尚书〉名义与清华简〈书〉类文献》，原刊台湾《哲学与文化》
第562期（2021年3月号）。该文认为先秦所谓“《书》”，不但包括今文《尚
书》二十九篇，也当包括属于所谓“《书》”“百篇”的逸《书》，还当包括
今本《逸周书》。《书》无定本，亦无定形，不在记言，也不在记事，唯在
于价值。只要是被公认为有资于治的文献，皆可谓之《书》。而《尚书》
之“尚”，并非“上古”之义，而是价值上等，最为重要的意思。《尚书》
当是孔子从“百篇”《书》——前代重要政治文献中选出来用于教学的政
治教材，其价值最高，故谓之《尚书》。由此看，清华简真正属于今文《尚书》
的，只有《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一篇。属于《书》类文献的，
有今本《逸周书》范围内的《皇门》《程寤》《祭公之顾命》和《命训》四
篇。属于逸《书》的，有《傅说之命》《尹诰》《厚父》《摄父》。至于《尹至》
《封许之命》《四告》诸篇，尽管整理者认为它们是“《书》类文献”，但它
们既不在《逸周书》的篇目中，又不见于逸《书》，更不属于今文《尚书》，
只能称为“类《书》文献”。
二是《从郭店简和马王堆帛书论“晚书”的真伪》，原刊《北方论丛》
2001年第1期。该文认为帛书《二三子》篇的“德义无小，失宗无大”更
接近于故书，“晚书”《伊训》篇的“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
坠阙宗”说，袭用了《说苑·复恩》篇的误读。郭店楚简《缁衣》篇引《君牙》
“冬旨沧”，“”《礼记·缁衣》作“资”，而“晚书”《君牙》篇其字作“咨”，
“怨咨”连言，更是望文生义。这些证据告诉我们，从宋人吴棫、朱熹以来，
考定今传《古文尚书》25篇“晚书”非先秦《尚书》之旧，为后人所编造
是正确的，出土材料与传统文献材料所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三是《清华简〈尹诰〉篇研究》，原刊《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
该文认为清华大学藏简《尹诰》篇是失传了的《咸有一德》，但不是“晚
《书》”中的《咸有一德》。从清华简本看，与伊尹对话的其实是汤。孔颖
达以为是“诰大甲”，实是上了“晚《书》”《咸有一德》的大当。这说明，“晚
中国早期思想史与文献研究
《书》”《咸有一德》确属伪书。从思想史的眼光看，《尹诰》篇伊尹提出的
利益与民共享，以“赉”民争取民心的思想尤其重要，值得珍视。
四是《〈尚书〉“孺子”考及其他》，原刊《文献》2019年第5期。该
文认为《尚书·金縢》《洛诰》《立政》三篇的“孺子”，从文义来看，完
全应该是“嗣子”。《左传》《国语》《孟子》《公羊传》《纪年》《晏子春秋》
《礼记》等早期传世文献里的许多“孺子”，都是承嗣子，都当作“嗣子”，
与《尚书》里的“孺子”本质相同。清华简《楚居》《系年》《郑武夫人规
孺子》《治邦之道》等篇屡见的“王”或“”，字面上为“孺子王”或“孺
子”，但本质上当是“嗣子王”或“嗣子”。这都是“孺”“嗣”二字形近相
混所致。《尚书·君奭》《无逸》以及《左传》中的“嗣”字，《魏三体石经》
可以写作“”“”，也就是“乳”，而“乳”可以读为“孺”。楚简《周
易》需卦的“需”，释文有作“嗣”的，也有作“乳”的，说明“孺”“嗣”
二字形近易混是不争的事实。
第四编：有关《老子》方面的（三篇）
一是《〈老子〉篇序的新解释》，和硕士研究生李程合作，原刊《历
史研究》2017年第6期，后被译成英文，刊于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Vol.48，No.3。《老子》一书，传世本和典籍记载大多《道经》在
前、《德经》居后，而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两种、北大汉
简《老子》两篇的次序是“《德》上《道》下”。《老子》一书原本篇次到
底如何，大致有三种观点：《道》上《德》下、《德》上《道》下、两种文
本战国期间并存流传。我们认为《老子》一书的原貌，既不是“《德》上《道》
下”，亦非“《道》上《德》下”。《老子》最早并非一部专著，并非一时一
地之作，而是后人编成的一部老子的论文集。《道》《德》二篇——本为老
子在不同的时间所作的两篇独立的文章，分别以单篇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
两篇论文最初彼此之间并没有固定的篇次顺序，即无所谓上下先后之分。
二是《〈老子〉首章新释》，原刊《哲学研究》2011年第9期。该文认
前言
为《老子》首章之主旨是通过“无”“有”的对比，论述“无”之重要。“无”，
“名”彼“万物之始”；“有”，“名”彼“万物之母”。“无”重于“有”。“尚
无”，可“以观其妙”；“尚有”，则只可“以观其所曒”。所以，“尚无”胜
过“尚有”。“无”与“有”虽然“同谓之玄”，但“有”只是“玄”，而“无”
则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以，“无”高于“有”。“无”乃是《老子》
书中哲学的最高范畴、宇宙的本体。
三是《〈老子〉“尚仁”说辨证》，原刊《先秦两汉古籍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帛书本、通行本《老子》
中比较激烈地批评儒家仁义思想的一些话不见于楚简本。研究者由此认为，
早期的儒道关系并不像后来那样对立，甚至提出，“老子不仅没有排斥仁
义、孝慈的意思”，反而“尚仁”，“攘弃仁义”思想当出于“庄子后学”。
论文通过考释《老子》关键性的三段文字，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检讨。“大
道废，有仁义”章郭店楚简本少了“智慧出，有大伪”句。论文考察其用
韵，认为楚简本当是抄漏，帛书甲、乙本，王弼本等有此句，反映了“《老
子》原本”的面貌，绝非衍文。无论从楚简文本的内证，还是从其他的外
证来看，说此章不排斥仁义反而肯定仁义，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残存的郭
店楚简《老子》没有“天地不仁”四句，但不能说《老子》本来就没有这
四句。《古文四声韵》所收之《道德经》和《古老子》写本皆有“天地不
仁”四句的事实，说明以残存的郭店楚简《老子》无“天地不仁”四句来
证明《老子》原本无“不仁”说，很不可信。《古文四声韵》所收《道德经》
的“刍”字作“”，其所从之“又”旁，与甲骨文、金文同。而包山楚简、
古玺以及秦汉文字中，“又”已讹变为“”，显然要晚一些。由此可推知，《古
文四声韵》所收之《道德经》写本，早到战国是很有可能的。从包山楚简
“刍”写作“”看，《古文四声韵》所收之《道德经》写本，也不一定晚
于郭店楚简本。老子“尚仁”说的唯一依据是今本《老子》第八章的所谓
“与善仁”，但此句当依帛书乙本作“与善天”，“仁”“人”都当是后起的
借字。以此来证明老子“尚仁”，“肯定仁”，当属无稽。从上述三章的考
证看，说老子不“排斥仁义”，“尚仁”“肯定仁”，只能是无视文献、曲解
中国早期思想史与文献研究
老子精神的“一厢情愿”，绝非先秦的历史事实。
第五编：有关大、小戴《礼记》方面的（五篇）
一是《〈大学〉篇四考》，原刊《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该文认为
《大学》篇“大学”的含义应是“善学”，“大学之道”就是高明的为学之道。
“皆自明也”的“自”，当训为“用”。“无所不用其极”可读为“无所不用
于革”。“革”与“新”是同义词，因此，可以换读。“无所不用于革”，也
就是没有不用“新”的。换言之，也就是处处用“新”。“自欺”当训为“自
误”。“自谦”当读为“自廉”，也就是自己要有分辨、要有原则。只有扫
除这些文字上的障碍，才能真正地读懂《大学》。
二是《〈大学〉篇“汤之盘铭”新释》，原刊《国学学刊》2015年第2
期。该文认为《礼记·大学》篇“汤之盘铭”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当读作“苟（敬）：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是说“勤而不懈”，绝不能停
止、松懈：“第一天洗垢自新，第二天也要洗垢自新，每天都要洗垢自新。”
所谓“苟（敬）”概括的就是“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道理，而“日
新，又日新，日日新”则是“苟（敬）”——“勤而不懈”之理的具体表现。
它们是同一关系，是说明与被说明的关系。只不过一是形上、一是形下，
一是理、一是事而已。
三是《“慎独”本义新证》，原刊《学术月刊》2004年第8期。该文
认为郑玄以来解“慎独”为“谨慎独处”说是错误的，王念孙以及今人据
简帛《五行》篇解“慎独”之“慎”为“诚”，也不可信。传世文献也好，
出土简帛也好，“慎独”之“慎”只能以本义“珍重”为解。所谓“慎独”，
就是要珍视心，重视心君的理性作用。
四是《〈缁衣〉作者问题新论》，原载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编：《儒家思想思孟学派论集》（齐鲁书社，2008年
12月）。该文认为刘和沈约的《缁衣》篇作者说，表面上互相矛盾，实
质上并无冲突。《缁衣》在儒家内部，不专属哪一弟子或哪一门派，是一
前言
种公共资源。后世礼家用之，故收入《大戴礼记》；孔子家族保存之，故
收入《孔子家语》。其为孔子语录，公孙尼子将其整理出来，故其后学可
以将其收入《公孙尼子》一书，所以就有了刘的《缁衣》“公孙尼子所作”
说。子思用其祖父之书，实质是通过公孙尼子一辈孔子弟子的笔记接受孔
子之教，视为“家学”，后学将其纳入《子思子》一书，于是就有了沈约
的《缁衣》“取《子思子》”说。因此，后世流传的《公孙尼子》一书和《子
思子》一书，都有《缁衣》篇，一点也不奇怪。刘和沈约，是各见其一端，
各执一词，表面上互相矛盾，实质上并无冲突。研究思孟学派时，不能将
其视为研究思孟学派的直接材料，而只能作为间接材料。与《缁衣》篇性
质相同的《表记》《坊记》诸篇，也当作如是观。
五是《楚竹书〈内礼〉、〈曾子立孝〉首章的对比研究》，原刊《出土文
献研究方法论文集初集》（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9月）。该文通过对
楚竹书《内礼》、《曾子立孝》首章的对比研究，指出了《曾子立孝》篇断
句、校勘上的一些问题，对《内礼》篇和《曾子立孝》篇的主旨进行了辨证，
认为不管从《曾子立孝》篇本文的逻辑看，还是从竹书《内礼》篇的记载看，
今本《曾子立孝》篇失载“为人君”“为人父”“为人兄”三句，是君主专
制思想所致。一定是《曾子立孝》篇改写了竹书《内礼》篇，而不是竹书《内
礼》篇改写了《曾子立孝》篇。
第六编：有关《孟子》方面的（四篇）
一是《〈孟子·公孙丑上〉“善为说辞”段考实》，原刊《孔子研究》
2019年第1期。该文认为《孟子·公孙丑上》篇“善为说辞”段之“善言
德行”当读为“善焉德行”，不是说冉牛、闵子、颜渊三子“善于阐述道
德”，而是说冉牛、闵子、颜渊三子在“德行”操守上非常突出。“善为说
辞”亦应为“善焉说辞”。“辞命”不是指“言语”“辞令”，当读为“司命”，
指主管政务，也就是执政。“不能”当读作“不耐”“无奈”，是“无可奈”，
没有人能奈何、无人能及的意思。此段文字，在定义孔子及其杰出弟子的
中国早期思想史与文献研究
地位和成就上有不可埋没的意义。
二是《〈孟子〉三考》，原刊《孔子研究》2017年第4期。该文认为《孟
子·告子下》篇“人恒过，然后能改”之“恒”当读为“极”，是说人困于过，
为过所困，才能改正错误。《离娄上》篇的“思诚者，人之道也”之“思”
当读为“使”，是“做到”的意思，而不应该训为思想或追求。《礼记·中庸》
篇的“诚之者”不误而《孟子·离娄上》的“思诚者”是“使诚者”之误。
《尽心下》篇“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当作“仁也者，人也；义
也者，路也：合而言之，道也”，“人也”下脱去“义也者，路也”5字。
三是《〈孟子〉与出土文献两则》，原刊《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5期。该文认为《孟子·离娄下》“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之
“行”通“道”，当训为“言”“说”。此句意为“要依仁义行事，不能只说
说而已”。孟子反对的不是“勉强施行仁义”，而是只说不做的“假仁假义”。
清华简《厚父》第五简“古天降下民……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与《梁惠
王下》引《书》相似，此之“乱（治）下民”即彼之“宠之”，“宠”读为“用”，
训为“治”。故赵岐以“宠之”断句，“四方”归下读正确；孙奭、朱熹“宠
之四方”断句不能成立。
四是《郭店简〈鲁穆公〉篇“极称”说及其思想史意义》，原刊《中
华文史论丛》总122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6月）；后又加以增
补，译为英文，收入陈慧（Shirley Chan）主编的Dao Companion to the
Excavated Guodian Bamboo Manuscripts（New York: Springer, 2019）一书。
该文认为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篇屡见之“恒”“亘”当读为“亟（极）”，
“极（亟）称”即“极言”。《吕氏春秋·先识》篇高诱注：“极，尽。”可见
“极言”就是“尽言”，就是规劝诤谏，毫无保留。子思“极称其君之恶”
的内容很可能就是“从道不从君”的思想。过去，讲反绝对君权、反君主
专制思想，我们只关注孟子的贡献。现在有了郭店简《鲁穆公问子思》篇，
就可以将这种思想上溯至子思。
前言
第七编：有关《荀子》方面的（六篇）
一是《〈荀子·天论〉篇“大天而思之”章新诠》，原刊《邯郸学院学报》
2012年第4期。该文认为荀子固然反对“大天而思之”，反对“从天而颂之”，
反对“望时而待之”，反对“因物而多之”，反对“思物而物之”，反对“错
人而思天”；但他并不主张“勘天”，并不主张“征服自然”，并不主张“人
定胜天”。他所主张的是“物畜而材之”“应时而使之”“骋能而化之”“理
物而勿失之”。荀子所主张的是“有物之所以成”，无望于天而有专于人。
其所谓“制天命”，就是要将“天生之物”按照人类的需要制造出来，生
产出来。实质就是“人成天生”。这是荀子天人关系论的核心思想。
二是《由〈荀子〉书“伪”“綦”两字的特殊用法论〈荀子·性恶〉篇
的真伪》，原载梁秉赋、李晨阳主编：《比较视野下的先秦儒学国际学术研
讨会论文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2016年5月）；后刊《邯郸
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该文认为《荀子·性恶》篇之“伪”字皆具理
性人为义，《荀子·性恶》篇“綦”字又为“极”之假借，这两种现象是
其他先秦秦汉文献所没有的，而仅见于《荀子》一书，当为荀子作品的区
别性特征。由《荀子》书“伪”“綦”两字的这种特殊用法看，否定《性恶》
篇为荀子之作是没有理由的，《性恶》篇当为荀子的代表作。
三是《荀子非子思孟轲案再鞫》，原刊《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2期。该文认为由《荀子》书“案（安、按）”的虚词用法看，《非
十二子》篇论子思、孟轲一段为先秦文法无疑，属于荀子特有的语言风格；
从《荀子·非十二子》篇与《韩诗外传》相应段落文义内容的比较来看，《荀
子·非十二子》篇是原创，而《韩诗外传》则是杂凑抄录。将《荀子·非
十二子》篇对子思、孟轲的批评说成荀子后学所为，否定其为荀子之作，
经不起先秦秦汉文献的检验，只能说是无稽之谈。
四是《“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本义考——兼论〈大禹谟〉“虞廷十六
字”的真伪》，原刊《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该文认为《荀子·解蔽》
篇所引《道经》“人心之危，道心之微”的本义，是说一般人的思想要自
中国早期思想史与文献研究
我端正，要严格要求；而掌握了道的“至人”的思想则“无为”，不需要道
德的约束、纪律的束缚。其主旨是强调君主“无为而治”，反对其陷于事
务主义。此与《论语·卫灵公》篇所载孔子“无为”说、《周易·系辞传》
“垂衣裳而天下治”说等精神完全一致，《荀子》书中也很常见，属于典型
的儒家的“无为而治”论。因此，《荀子·解蔽》篇所引《道经》绝不可
能是“道家之言”、道家的经典。
五是《〈荀子·解蔽〉篇“空石之中”章释读及其意义》，原刊《中国
史研究》2020年第4期。论文在杨倞、郭嵩焘、郝懿行、马叙伦工作的基
础上，厘清了《荀子·解蔽》篇“空石之中”章的逻辑思路，调整了其语序，
排除了其衍文。认为“空石”可读为“孔户”，犹如“孔门”。“危”，端正，
指有严格的道德要求、纪律约束；而“微”则是与“自危”“自强”“自忍”
相对的“无为”，是对道德要求、纪律约束的超越。“思仁若是”“仁者之
思也恭”“圣人之思也乐”三句的“思”当读为“事”，“恭”当读为“拱”。
“未及思也”句的“思”为“恭（拱）”字之讹。由此提出，懂得《荀子》
此章是对孔伋、有子、孟子的批评，《荀子·非十二子》篇批思、孟的问
题就难以否认。而子思为曾子嫡传的旧说，恐怕也得重新考虑。
六是《〈荀子·解蔽〉篇“周而成”章新释》，原刊《东岳论丛》2018
年第7期。该文认为《荀子·解蔽》篇最后一段的“周而成，泄而败”当
训为“周之成，泄之败”，指的是赞成堵塞言路，反对开通言路；“宣而成，
隐而败”当释为“宣之成，堰之败”，指的是赞成开通言路，反对堵塞言路。
逸《诗》“狐狸而苍”之“苍”当读为“跄”，是起舞的样子。说《荀子·解
蔽》篇最后一段为《君道》篇或《正论》篇的错简都不可信。
在《荀子》研究方面，我有专著《荀子新探》（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是在我1992年通过的博士学位
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近年又为“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作了“解读”
本的《荀子（节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还编有《荀子二十讲》
（华夏出版社，2009年）。专题论文前后撰有近三十篇。以上六篇是近年来
的新作，也可算是我荀子研究的代表作。
前言
以上七个方面，是我二十多年来教授中国思想史研究课的主要内容。
以上的三十二篇论文，我都在课堂里与研究生们详尽做过讨论。既可以说
是我上中国思想史研究课的教材，也可以说是我中国思想史研究课教学的
产物。
我的研究方法我在课堂上经常讲。归纳起来就是两点：一是通过思辨
发现问题。凡是不合逻辑的，在事理上有矛盾的论述，不管出自何方神圣，
都不能盲从，都要问个为什么，以此作为考究的对象。由此常常发现重大
的问题，可供研究的题目不断涌现。二是以实证解决问题。我在中国思想
史的实证上，多用文献考辨，常从小学突破，这就是张之洞所谓“以小学
入经学”之法。虽然被人视为老生常谈，我却屡试不爽，上述三十二篇论
文都可以说是运用此法得出的成果。
在通过思辨发现问题上，我主要得之于我的博士生导师金景芳教授。
在文献、小学的研究上，受我的硕士生导师周大璞、宗福邦教授影响至深。
人到老年，容易怀旧，想念老师的时候就多了。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唯愿
自己的学生比自己走得更好。《庄子·养生主》称：“指穷于为薪，火传也，
不知其尽也。”我们的研究，应该也会薪火相传的。
本文集的文字整理、编辑联系，博士研究生李佳喜、王晨、张帆、谭
梅等出力不少。其中李佳喜博士专司负责，在我和出版社、系里之间穿针
引线，往来奔波，费力尤多。特此致谢！孔子云：“有事，弟子服其劳。”（《论
语·为政》）古风犹存，不亦乐乎！
2022年8月30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