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一、相关情况简介 

这部讲义记录了李学勤先生昀后一门公开课，即“金文与西周文献合证”的授课内容。先生于 2008年 9月开始讲授，2011年 6月结束，共历时三年。三年间，除有特殊情况，先生每周都会开课，这部讲义就是在先生讲课录音的基础之上整理而成的。

这门课的开设，与清华简的入藏密切相关， 2008年 7月，清华大学经校友捐赠，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通称清华简。清华简中有众多《尚书》类与历史类的著作，其内容涉及西周历史的众多方面，李先生深感重任在肩。为了更好地开展清华简的相关工作，培养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的人才，先生在担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并主持清华简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同时，于 2008 年 9 月开设了“金文与西周文献合证”这门课程，并持续讲授至 2011 年春季学期。 2011 年暑假期间，李先生出现了眩晕现象，学校担心李先生的身体，遂不让他继续上公开课，这一授课工作也随之告一段落。

由目录可知，先生的“金文与西周文献合证”课程始自商末的二祀

其卣，终于西周中期的霸伯尚盂。始自二祀

其卣与周人的思想有关，众所周知，就王朝更替而言，西周始于“武王克商”，但若虑及周人之思想，西周实应始自“文王受命”，根据《尚书》及相关彝铭的记载，周人言及西周世系时多始自文王，大盂鼎、史墙盘、.盘均可为证，是以西周金文理应从文王讲起。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未发现文王的器物，若想了解文王的器物，则需参考与文王同时期的器物，文王主要活动于商末，二祀

其卣恰为商末金文的典型代表，故而课程肇始于此。霸伯尚盂为西周中期前段器，课程终于此，并非先生的金文只讲到西周中期前段，而是因为霸伯尚盂乃当时新见的材料，所以先生特选编入课。这也是这门课的特点之一，即在讲述常见器物时穿插讲述当时新见的器物，如何簋、京师畯尊、内史亳同以及北赵晋侯墓地所出之鸟形盉。就时序而言，讲义所记录的金文下限应为周宣王二十三年（公元前 805年）的小克鼎和文盨。宣王二十三年之后的器物，先生只提到了.盘，.盘本身并没有明确纪年，但与之同出的杨家村其他器物，如.鼎等，均有明确纪年，或为四十二年（公元前 795年），或为四十三年（公元前 794年），故而.盘的时代亦应为宣王晚年。问题在于先生只是在讲墙盘时，将墙盘与.盘的前段进行了对读，严格来说，先生并未专门讲述.盘，所以.盘并非此部讲义的下限。

先生原本想在 2011年 9月继续开课，但由于身体原因，从当年秋季学期开始，先生就不再上公开课了，但仍在家中继续指导研究生。虽然宣王时期的器物没有讲完，但宣世的其他器物，如毛公鼎、吴虎鼎、四十二年.鼎等，先生在 2005年至 2007年的课上曾专门讲过，所以先生所讲的金文，实际上是从商末一直到西周季年。

二、讲义所见先生的治学特点 

由目录可知，先生讲了当时所见商末西周间的绝大多数重要器物，这是先生金文研究的集中体现，亦可视为探寻先生治学特点的良机。关于讲义所见先生的治学特点，此处拟从“方法论”“重视学术史”以及“书籍使用”三方面进行说明。 

1.方法论

通过整理讲义，我们认为先生研治金文的思路可以归纳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铭文的特点采用相应的研究方法。但在此基础之上，还有一以贯之的准则，即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以及陈梦家先生总结的“系联”。

之所以有“二重证据法”和“系联”两套准则，是因为西周早、中、晚期传世文献的数量各有不同。传世文献所载多为历史大事，西周早期，历史大事甚夥，相应的传世文献也就较多。西周中期，王朝趋于稳定，历史大事锐减，相应的传世文献也就随之减少。西周晚期，王室衰微，历史大事再次增多，相应的传世文献也就逐渐增多。有鉴于此，研究西周早、晚期的彝铭时，先生多用“二重证据法”，即以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对读，使之相互补正。研究西周中期的彝铭时，先生多用“系联”，即对相关铜器进行联系，使原本散见的彝铭有机地结合为整体，借以补正西周中期文献的不足。实际上“二重证据法”和“系联”两套准则的使用，恰为先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体现。

关于彝铭与传世文献的关系，先生认为西周金文本身并没有补充多少历史大事，真正能补充的不过是周厉王灭鄂之事，此种现象恰恰说明古人留给我们的传世文献足够用。正因如此，先生在课上一直强调唐兰先生的观点，即“古文字的功夫不在古文字本身，而在传世文献”。先生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古文字的功夫之所以在传世文献，是因为传世文献经过了后世学者的千锤百炼，我们现在对于出土文献的解释，大多也是在移用传世文献的说法，这也是传世文献的重要性所在。先生随堂引用的传世文献很多，如《尚书》《逸周书》《诗经》《左传》《周礼》《吕氏春秋》

《史记》等；诸多传世文献中，先生昀为推崇《史记》，《史记》融古今于一炉，先生的研究对象也和《史记》大体相当，从先秦一直到汉武帝之时。

研治金文，《尚书》不可或缺，对于《尚书》注本的选择，先生特别提到了杨筠如的《尚书覈诂》。杨先生是王国维先生的弟子，杨氏《尚书覈诂》为遵循“二重证据法”而作，书中列举了当时所见的甲骨文、金文材料，并以之与《尚书》对读。正因杨书有此特点，先生建议大家研读《尚书》可以《覈诂》为注本。

除《尚书》之外，先生还特别提到研究金文要参考《周礼》。对于《周礼》的评价，先生赞同《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即《周礼》昀初确由周公所创，但后来多有增益，且书中的内容不可能完全实行。先生说：

不能认为《周礼》的内容完全符合于某一个时代的具体事实。但是对于周王朝的结构和具体运作，《周礼》还是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特别是西周中晚期的材料更接近于《周礼》，这或许是因为《周礼》的基本结构依据的还是西周中晚期的情况，至于说是否如此，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即使是最怀疑《周礼》的人，在他的研究中，也不能不用《周礼》，因为客观事实就是如此。 

先生讲授

匜、文盨等器时，均用到了《周礼》，并据彝铭论证了《周礼》的可靠性。文盨提到宣王殷见南邦君诸侯，此事具体负责者为“士曶父”，此“士曶父”即

匜之“吏曶”，“吏曶”在厉王时乃是司寇一系的属官，至宣王时已升任司寇一系的长官。殷见之事由大行人负责，就文盨而言，“士曶父”应职司大行人，司寇主管法律，与职司殷见的大行人似不相关，但在《周礼》中，大行人却明属司寇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周礼》的可信性。也正是由于《周礼》在金文研究中的不可替代性，先生建议大家通读《周礼》。

《尚书》《周礼》等传世文献对研究西周早、晚期的史事大有裨益，但西周中期的传世文献较少，使得“二重证据法”的运用多有不便，因此对于西周中期彝铭的研究，先生多采用陈梦家先生所主张的“系联”，即根据同作器者、同时人、同父祖关系、同族名、同官名、同事、同地名以及同时的原则，将相关的器物系联在一起，使之成为史料。

在论述“系联”时，先生特别提到两点注意事项：其一为不同时期的人会有相同的称谓；其二为根据同一个人进行系联，若处理不当，可能会造成青铜器时代的凝缩。对于这两点，先生有详论。

不同时期的人会有相同的称谓，如马坡令器中的“周公”。先生认为不能一看到“周公”就认为是“周公旦”，因为“周公”这个名称一直流传下来，直到战国前期才断，至周显王时又封了“东周公”和“西周公”，实际上东、西周公的灭亡还要在周赧王死后，所以“周公”流传的时间比周朝还长。

根据同一个人进行系联，若处理不当，可能会造成青铜器时代的凝缩。先生认为历史上往往有一种现象，即某人的政治生命较长，但君主在位的时间较短，所以同一个人的生活时间或可跨越数个王世，此种情况在西周中期尤为明显，特别是懿、孝、夷三王，他们在位的时间都不长，因此不能认为载有同一个人名的器物就一定属于同一个王世。如果简单地以同一个人物为线索，系联相关的人物，就可能造成误解，对此先生以自身为例进行说明。先生说：

现在我跟大家在一起，所以我跟大家是同时人，这是没问题的。当年我在清华读书，我的老师是金岳霖先生，金先生在“文革”之后才过世，在世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我跟金先生也是同时的人，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在座的大家可能没有一个人见过金岳霖先生，更重要的是金先生是见过梁启超先生的，他们还在一起教过书，当时金先生比较年轻，梁启超先生也不过就是六十岁左右，如果这样算，我就和梁启超先生是同时的人了，甚至在座诸位也可以与梁启超先生算作同时的人，这样得出的结论就非常荒谬。 

先生认为解决“凝缩”的方法之一，就是以考古类型学的标准作为基础，类型分得准确，凝缩的概率就会随之降低。“系联”注意事项的提出是先生思辨力的体现，这与先生在甲骨断代中所提出的“同一王世不见得只有一类卜辞，同一类卜辞也不见得属于一个王世”有异曲同工之妙。 ①

对于文字考释，先生秉持“道不远人”的原则。先生认为文字的考释不能绕太多的弯，应该让读者觉得简明易懂，因为前人所作的铭文不会太复杂，不会是让人想了半天也想不明白的东西。 

①  李学勤：《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载《李学勤早期文集》，第 52-68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8年。

如果一种说法绕了九曲十八弯才出来，那么这种说法很可能是不对的。 

2.重视学术史

先生在讲课时常常提到要重视学科历史，并以数学为例进行说明，先生说：

任何一门学科都可以有其学问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本身也可以成为一门学科。比如有数学，就会有数学史，而数学史的研究，会给数学的研究提供很多的经验教训和线索，所以对于数学的研究而言，数学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必不可少的。有些学者，包括学问上不是很深入的年轻朋友，每每看不清楚学术史的价值，他们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有能力的人都去做前沿的、本体的研究去了，只有那些本事不大、没有能力的人才去做学术史的研究，这种看法要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都是为人切齿痛恨的，可是这个看法相当普遍。实际上以数学史而言，数学史的研究会给数学研究的发展带来很多有意义的东西，就好像文学史的研究也会给文学带来很多有意义的东西，而且文学史和数学史本身，也都会成为一个相当独立的学科。但是现在的文学史系做得太大了，把文学系变成了文学史系，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文学系，这样就不太好了，因为文学系所教授学生的更多是文学创作，而不是专门的文学史研究。可是一个学科的历史，会给该学科的研究带来很大的好处，这是没什么问题的，历史学科也是如此，有些学术史的文章，会给历史学科带来很多好处。前些年裘锡圭先生就写了一篇文章①，论述了晚清学者发现金文中“前文人”的例子，说《大诰》中的“宁王”就是“文王”，这个发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不仅仅是认识了一个字，而是提供了一种研究方法。 

与先生私下交流时，先生曾言及对某些结论的看法，先生认为我们在研究时不仅要了解结论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要去探究作者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而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结论，也要了解分歧在何处，并探究分歧产生的原因。实际上寻找分歧并了解分歧产生的原因，就是在梳理该问题的学术史，很多的背景、方法和解决问题的线索也大多可在学术史中寻得端倪。

讲义中由学术史得出相关经验的例子很多，此处以马坡令器为例进行说明。

马坡令器的时代有两说，一为成王，一为昭王，主成王说者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主昭王说者以罗振玉、唐兰二位先生为代表。其中的主要分歧就是对令方彝中“周公子明保”的理解，郭沫若将其与鲁侯尊的“王命明公遣三族伐东夷”系联，认为令方彝的“明保”即鲁侯尊的“明公”，也就是指“伯禽”，遂定令方彝为成王时器。唐兰先生则认为令方彝中有“康宫”，“康宫”是康王之庙，所以令方彝的时代不会早到成王，而应定为昭王。仅从铭文上考虑，两种说法各有道理，所以马坡令器的时代一直悬而未决。1976年庄白一号窖藏的出土使解决该问题有了转机，先 

① 裘锡圭：《谈谈清末学者利用金文校勘〈尚书〉的一个重要发现》，载《裘锡圭学术文集·语言文字与古文献卷》，第 412-42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生根据令方彝与庄白所出析方彝形制相近，判断出令方彝与析方彝时代相当，析方彝的器主“析”所对应的时代为昭王，所以令方彝的时代也应为昭王①，至此马坡令器的时代方有定论。对此，先生认为，用庄白一号的铜器来确定马坡令器的时代，换做其他人写，结论也是一样，因为这是科学。对马坡令器时代的研究，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即研究铜器时，要以考古类型学作为断代的首要标准。 

3. 书籍使用

（1）拓本的选用

先生习惯在课前发拓本，课程中的大部分拓本选自《殷周金文集成》，若涉及新出的铜器，先生则会选择发表在刊物上的拓本。此处试举两例，以说明先生对拓本的态度。

其一为京师畯尊，先生在讲京师畯尊时，曾提到过一个标准，就是如果拓本的清晰度欠佳，一般不建议发表。但也有例外，京师畯尊就是如此。当时先生手中的京师畯尊铭拓质量甚差，多处漫漶不清，但先生还是发表了这个拓本，因为这篇铭文的内容极为重要。尊铭首句即言“王涉汉伐楚”，涉及昭王南征的史事，因其是在渡过汉水之后伐楚，所以可以由此判断楚国初封时楚都的位置。后来吴镇烽先生在鉴定藏品时见到了这件尊，拍摄了照片，并重新对铭文进行了释读，纠正了先生将“克”释为“以”的错误。实际上根据更为清晰的铭文照片，很容易判断出此字为“克”，但当时先生手中的拓本不甚清晰，所以才会有释读之误，这也正是先生强调如果拓本的清晰度较差，一般不建议发表的原因。 

①  参看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载《新出青铜器研究》，第 83-9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其二为宜侯夨簋，先生在讲金文时往往会选择同一器物的不同拓本进行对照，宜侯夨簋就是如此。宜侯夨簋是修复器，由于黏合物的影响，宜侯夨簋的拓本不甚清晰，先生在课上就介绍了吴镇烽先生《西周金文撷英》的拓本，《撷英》中宜侯夨簋的拓本确实要清晰很多。

由上述两例可知，研究铭文首要之务即寻求质量昀好的拓本，这是彝铭研究的基础。正因如此，笔者在与先生商讨拓本的拣选原则时，先生建议把能找到的拓本都附在书中，以便互相参照。

（2）各家说法的查找及选择

先生在课上问及如何查找各家说法，得到的回答大多是《金文诂林》，但先生认为孙稚雏先生的《金文著录简目》更便于查检。相关的青铜器论文也可使用孙稚雏先生的《青铜器论文索引》，但是孙氏的《索引》截止到 1983年，1983年之后的论文，可以参考张懋镕先生的《青铜器论文索引 1983—2001》。

对于各家说法的拣选原则，一般是昀早、昀权威以及昀原始，先生在讲课的过程中也遵循这一原则。如述及“赤.巿”之时，先生认同“.”释为“予”，读为“苎”的讲法，陈梦家先生就用过此说法，但据先生所知，昀先提出该说法的应是李旦丘，先生在课上特别指出了这一点。

（3）关于虚词的解释

先生主张对于虚词不必解释得过细，就金文释读而言，杨树达的《词诠》和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基本够用。对此先生在课上有专门说明，先生说：

从高邮王氏以来，很多学者对中国古文的文法、修辞做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指出了商周古文里面有很多虚字，汉晋以来的注疏总是要把这些虚词讲成实词，可是讲成实词读起来就不通，高邮王氏集前人之大成，指出来很多句首、句中、句尾的虚词。在这方面后来又有很多学者做了补充，杨树达先生的《词诠》是集大成之作，后来有很多学者补充了《词诠》，发展了杨说。关于虚词方面的书，我们常用的有好几种，其中就有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裴先生的书在内容上比杨树达先生的书更为充实，举的例子也多，但裴先生所举的例子有些地方实在是比较牵强，所以失之过宽，后来很多的语言学家对此都是这种看法。后来还有很多学者也做了很多相关的研究，但我认为关于虚词的研究到杨树达先生那里已经渐趋完善。 

先生在课上对《古书虚字集释》和《词诠》做了评介，杨树达先生的《词诠》是虚词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裴学海先生的《古书虚字集释》比杨书例证更多，论述更为翔实，但裴书失之过宽。先生言外之意应为，二书当互相参看，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说法。先生为文也是如此，涉及具体虚词的解释，或取杨说，或取裴说，并无一定之规，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讲义的价值和意义 

这部讲义的价值，我们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西周金文框架性背景知识的建立、西周金文研究范式的提供以及西周金文研究方向的指明。

1.西周金文框架性背景知识的建立

所谓“西周金文框架性背景知识的建立”，就是这部讲义为金文研究建立了一个系统的知识网，提供了金文研究所需的诸多背景知识。

在和先生探讨整理讲义的细节时，先生曾谈及研究铜器的方法，先生认为铜器的研究并不复杂，或按时代做，或按内容做，这部讲义就是按时代做的范例。从目录可知，先生讲授金文，从商末一直讲到宣王晚年，横跨整个西周时期，其中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将所讲的金文按照时代排序，并尽可能地与传世文献结合。因此，这部讲义既可视为《西周铜器断代》和《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的延续，又可视为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金文历谱》的补正，还可视为《史记·周本纪》的出土文献注本。先生的课程以时代为纲，同时兼及铜器的其他知识，对形制、月相、康宫、明保等问题均有涉及，由此也可将讲义视作一部金文学史。

此即西周金文框架性背景知识的作用，也是先生用心设计课程的体现。 

2.西周金文研究范式的提供

在讲义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先生研究金文的范式。先生在讲授某件铜器时，并不是一开始就讲解铭文，而是先介绍该铜器的背景知识，如出土情况、流传著录情况以及出土地的相关情况等，这些信息往往可以和铭文的内容相印证。比如宜侯夨簋出自江苏丹徒烟墩山，该簋铭文中的“厥川三百”所反映的恰恰就是苏南的地貌。

铜器是铭文的载体，所以研究铭文首先要看铜器的器形，因为器形可以提供铜器的相对年代，即该铜器属于西周早期、中期，还是晚期，以及是该期的前段还是后段。明确此点之后，再对铭文进行研究，昀后根据铭文所提供的信息，确定该件铜器所属的确切王世。在断代的基础之上，先生将彝铭与传世文献结合，运用“二重证据法”和“系联”，对铜器的史料价值进行申论。

要之，先生研究金文的步骤大体如下：先搜集铜器的背景信息，再根据器形确定相对年代，然后对铭文进行释读，并结合铭文内容确定所属王世，昀后与传世文献以及相关铜器结合，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讨论。总之，先生的金文研究是考古类型学、“二重证据法”以及“系联”的有机结合。 

3. 西周金文研究方向的指明

郭沫若先生在《卜辞通纂》的序言中言及“阙疑” ①，郭氏说：

然所谓阙疑者，乃谓疑之而思之，而苦思之，苦思之不得，始无可奈何而阙之，以待能者，非谓疑而置之不问也。 

先生的“阙疑”精神恰如郭老所言，是苦思不得而阙之，此点从讲义中可见一斑，正是由于先生孜孜以求，才会有讲义中所记录的未能解决的问题和有进一步讨论余地的问题，这些可以为今后的研究指明方向，而这也是讲义的精髓之一，现举数例以明之。 

① 郭沫若：《卜辞通纂》，载《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二卷，第 17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

未能解者，如小盂鼎之“甲申”。小盂鼎第一行的“甲申”二字，陈梦家的摹本上有，但是由于小盂鼎已丢失，从现存的拓本中很难看出，但吴式芬《捃古录金文》的摹本中确有“甲申”二字，至于作《捃古录金文》摹本的人是否看过原器，就不得而知了。可这两个字确实存在，而且与后文的“翌日乙酉”相合，问题在于小盂鼎的铭文太长，中间是否有日子相隔还不清楚，所以并不能确定就是“甲申”。

又如《度邑》的“厥征天民名三百六十夫”，“征”有“聚合”之义，“名”训为“数”，此句可理解为“聚合了三百六十个天选之人”，这是成汤建立商朝的一种说法，具体是什么情况，还是不清楚。

有进一步讨论余地者，如康王时期大盂鼎和恭王时期史墙盘的铭文均为分范制作，盖为西周早中期用一块范制作铭文，在技术上仍有困难。宣王时期的.盘铭文就是由一整块范制成，但同为宣王时期的毛公鼎和.鼎，铭文却是分范制成，这应是毛公鼎和.鼎的器壁弯曲所致，由于器壁弯曲，导致制作难度大，故而毛公鼎、.鼎依旧体现了分范的特点，由此可探寻当时制范技术的变化。

又如可以孙稚雏先生的《天亡簋铭文汇释》为基础，对天亡簋的考释写一本书，只需再补充一些新的文章，看一下各家如何取舍，特别是各家考释是如何受到文献、文字以及相关思想的影响，这对我们有特别的教育意义。

再如“共和”所指为何？是周召二公共同行政，抑或实有“共伯和干王位”之事？铭文中的“师龢父”“伯龢父”究竟是不是“共伯和”? 

以上数例为先生在课上所提出的有待解决的问题，先生在开课伊始就指出这门课的重点是提出问题，而不是一定要得出答案。先生认为西周离我们太过遥远，当时的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铭文中的很多问题我们也不懂，所以很难给出确切答案，实际上科学研究的昀终目的往往是寻找昀优解，这也是先生“阙疑”精神的体现。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