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1至2014年，《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以下簡稱《萃編》）由清華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總27卷31册960萬字，收録整理了二十五史中原有的藝文、經籍志及後世的考證、注釋、補撰之作凡84種。《萃編》出版後，在學術界廣受好評，反響强烈。學者們一致認爲，《萃編》對於摸清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的家底意義重大。2016年《萃編》獲山東省第三十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2020年《萃編》獲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充分體現了學界對《萃編》的認可和肯定。目前，《萃編》已成爲文史哲、文獻學、目録學、學術史等領域研究者的案頭必備之書。
在編纂《萃編》時，囿於當時的條件，許多見於記載的史志目録却苦覓不得，最終只能遺憾缺失。在《萃編》的《代前言》中，我們曾將當時未能寓目的史志目録列出，以期在學界同仁的關注和共同努力下，能夠有所發現，將來連同1949年之後問世的史志目録考補之作編纂成《萃編》的續編。誠如所願，學界在肯定《萃編》價值的同時，也對《萃編》的續編工作給予了高度關注。徐有富先生在《集史志目録之大成——讀〈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山東圖書館學刊》，2015年第2期）一文中表達了對《萃編》續編工作的期待； 邱進友先生在《我國古代史志目録集成之作——初見〈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16年第1期）一文中也對《萃編》的續編工作提出了寶貴建議； 臺灣學者郭明芳在《〈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述評》（《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2014年第156期）一文中更是詳細論述了《萃編》補編的可行性和《萃編》續編的可行性，並結合臺灣地區所藏史志目録情況，提出了具體可行的編纂建議。
2017年10月，“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續編”被立爲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重點項目，《萃編》續編的編纂工作正式啓動。2018年，在本書學術顧問、臺灣成功大學張高評教授的建議下，本書最終定名《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續刊》（以下簡稱《萃編續刊》）。
一、 《萃編續刊》的主要内容
2019年至今，《萃編續刊》由清華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總16卷21册，約600萬字，收録整理二十五史藝文志和經籍志的考證、注釋、補撰及研究之作凡55種。《萃編續刊》是《萃編》的内容補充和自然延伸，是史志目録最終的彙編和總括。總體來看，《萃編續刊》包含以下兩大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作爲《萃編》的補編，收録《萃編》失收或限於體例未收之書。
首先，在《萃編》的編纂過程中，一些見於記載的史志目録苦尋未果，今有賴於學界同仁的力量，新發現了一批極具學術價值的史志目録或版本，如： 清佚名《漢書藝文志注》稿本、李笠《漢書藝文志匯注箋評》民國間廈門大學油印本和之江大學油印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瞿潤緡《漢書藝文志疏證》稿本一卷（含《序》和《六藝略》）、温州市圖書館藏清顧櫰三《補後漢書藝文志》何澂抄本二十九卷、國家圖書館藏清杭世駿《金史藝文志補》抄本一卷、日本京都大學藏清黄虞稷《明史藝文志》抄本不分卷、上海圖書館藏清尤侗《明藝文志》清刻《西堂餘集》本五卷、臺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國史館編《大清國史藝文志》清内府朱絲欄寫本五卷和十卷兩種、國家圖書館藏朱師轍《清代藝文略》1935年華西協合大學哈佛燕京學社鉛印本一册，等等。
其次，利用各類文獻數據庫，發現了一批發表在民國期刊上的史志目録考補之作，如： 王蘧常《商代藝文志初稿》發表於《大夏大學七週年紀念刊》（1931年6月）； 王重民《讀漢書藝文志拾遺》發表於《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刊》第3卷第3號（1929年）； 朱保雄《漢志辭賦存目考》發表於《清華中國文學會月刊》第1卷第3期（1931年）； 段淩辰《漢志詩賦略廣疏》發表於《河南大學學報》第1卷第1期（1934年）； 張舜徽《漢書藝文志講記》發表於《文藝校刊》第2期（1935年）； 編委會在與張先生家人協商此文版權時，據張舜徽先生的女兒張屏女士介紹，此前她竟不知張先生還有《漢書藝文志講記》一文，此前《張舜徽集》亦未收録。徐仁甫《漢書藝文志補注補正》發表於《國立成都高等師範國文學會學刊》第1期（1926年）、徐氏另有《漢書藝文志補注補正自序》發表於《志學》第8期（1942年）、《漢書藝文志補注補正（據虚受堂本）》（未完稿）發表於《志學》第25期（1946年），本次皆予以整理收録。《補隋書藝文志》（未完稿）發表於《志學》第22期（1945年）。另有《萃編》限於體例未收之作，如孫德謙《漢書藝文志舉例》、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釋例》。此外，雁晴（即李笠）《漢書藝文志舉例（書評）》發表於《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1930年第1卷第1期，特附於孫書之後。
最後，清代及民國學者的史學研究著作中，往往有考論藝文志、經籍志的部分，而《萃編》限於體例，未能别裁收録，如： 清周壽昌《漢書注校補》中的《漢書藝文志注校補》； 清康有爲《新學僞經考》中的《漢書藝文志辨僞》和《隋書經籍志糾謬》； 佚名《漢書疏證》中的《漢書藝文志疏證》；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中的《漢書藝文志補注》； 楊樹達《漢書補注補正》中的《漢書藝文志補注補正》，《漢書窺管》中的《漢書藝文志窺管》； 清羅士琳等《舊唐書校勘記》中的《舊唐書經籍志校勘記》； 清沈炳震《唐書合鈔》中的《唐書經籍藝文志合鈔》； 明柯維騏《宋史新編》中的《宋史藝文志新編》； 清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中的《宋史藝文志考異》； 清曾廉《元書》中的《元書藝文志》； 清王鴻緒《明史稿》中的《明史稿藝文志》。
第二部分，作爲《萃編》的續編，精選收録1949年至本世紀初海内外學者在史志目録考補研究方面的論著。
《萃編》的收書下限是1949年，《萃編續刊》的收書下限則定爲2000年（臺灣地區稍有例外）。1949至2000年，海内外學者在史志目録考補方面多有創獲，成就斐然，本次予以精選收録，具體如下：
大陸方面的論著有7種，包括劉琳《北朝藝文志簡編》和《隋代藝文志簡編》，張固也《新唐書藝文志補（增訂版）》（該書原版爲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唐圭璋《南唐藝文志》，聶鴻音《補西夏藝文志》，朱子方《新補遼史藝文志》，王巍《遼史藝文志訂補》。
臺灣地區的論著有14種，包括施之勉《漢書藝文志集釋》［連載於臺北《大陸雜誌》第71卷第1期（1985）至74卷第3期（1987），共21輯，後納入臺灣三民書局2003年版《漢書集釋》］，徐文助《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與兵書略通考》，胡楚生《張氏〈漢書藝文志釋例〉商榷》《隋書經籍志述例》《隋書經籍志總序箋證》3種，《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創刊號（1957年）收録的李雲光《補梁書藝文志》、楊壽彭《補陳書藝文志》、賴炎元《補魏書藝文志》、蒙傳銘《補北齊書藝文志》、王忠林《補周書藝文志》5種，劉兆祐《〈宋史·藝文志〉史部著録暨未收宋代著述考》（該書部分内容以《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爲基礎，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4年版），楊家駱《新補金史藝文志》，何佑森《元史藝文志補注》，蔣孝瑀《明史藝文志史部補》。
二、 《萃編續刊》的主要特點
（一） 精心篩選收録書目
《萃編續刊》是《萃編》的内容補充和自然延伸，其收録範圍相對更爲寬泛。在書目的選取上，編委會經過反復討論，及時做出調整，決定以下幾種情況本次暫不收録：
一是不符合收録要求或已有出版計劃的。如清魏源《元史新編》中的《元史藝文志新編》，經比對，發現其内容與錢大昕《元史藝文志》一致，《萃編》已收錢《志》，故不再收録；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陳垣《隋書經籍志講義》民國燕京大學歷史系油印本一册，經核查，發現此書内容即《隋書·經籍志》的大小序，無陳垣所撰内容，故不收録； 明李輔所輯《全遼志》中的《全遼志藝文志》實際上是“文章志”，並非史志目録體裁，故不收録； 朱雋《補〈陳書·藝文志〉》一文發表於《文教資料》1999年第3期，與臺灣楊壽彭《補陳書藝文志》相比，略顯薄弱，權衡之下，暫不收録。
二是别裁後篇幅過小、無法單獨成書者。不足500字者，如清丁子複《唐書合抄補正》中的《唐書經籍志合抄補正》，清沈德潛、葉酉《新唐書考證》中的《新唐書藝文志考證》，清錢大昕《諸史拾遺》中的《唐書藝文志拾遺》和《宋史藝文志拾遺》等； 不足1000字者，如清沈家本《漢書瑣言》中的《漢書藝文志瑣言》，清王峻《漢書正誤》中的《漢書藝文志正誤》，清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中的《漢書藝文志考異》和《舊唐書經籍志考異》等。另還有一些發表在民國期刊上的文章，由於字數過少，也暫不收録，如馬念祖《清史藝文志糾謬》(《講壇月刊》第5期，1937年）、馮淑蘭《讀漢書藝文志隨筆》（《北京女子高等師範文藝會刊》第1卷第2號，1919年）等。
三是成書於2000年以前，但2000年以後再版或重印，較爲常見者。如陳樂素《宋史藝文志考證》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2014年6月再版； 余嘉錫《漢書藝文志索隱》（《序》和《六藝》部分）收録於《中國經學》第二、第三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3月初版，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張舜徽集》再版； 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中華書局1983年版，之後陸續有重印。臺灣學者梁子涵在《中國歷代書目總録》（臺灣“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3年版）中著録的“《新莽藝文志》，饒懿編，梁氏慕真軒藏抄本，一册”，經考查，“饒懿”即饒宗頤先生，《新莽藝文志》1946年發表於廣州《文教》，後以《新莽藝文考》爲名收入《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六·史學），現有臺灣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周叔迦《〈隋書經籍志考證〉補正》見於《周叔迦佛學論著全集》第三册，中華書局 2006年12月版； 陳述《遼史藝文志補注》見於《遼史補注》，中華書局 2018年1月版。
（二） 推出一批不易得見的史志目録或版本
與《萃編》一樣，《萃編續刊》亦推出了一批不易得見的史志目録或版本。新材料、新版本的發現，會給學術界相關領域帶來新的研究視角和思路。比如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民國學者瞿潤緡《漢書藝文志疏證》稿本，是近代《漢志》研究的代表性論著之一，多被各類文獻學或目録學研究論著關注，但無一涉及其具體内容，或以爲該書早已亡佚。與其他《漢志》注釋性論著不同，該書與學術史結合緊密，征引廣博，考證詳明，多有創見。本次整理出版，爲學界提供了便於閲讀和研究的文本。
又如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明史藝文志》，原未著録編者信息，據日本學者及整理者張雲考證，該書爲國内失傳已久的清黄虞稷編《明史藝文志》。《明史藝文志》乃黄氏以其《千頃堂書目》爲基礎所編，而後熊賜履進呈本《明史藝文志》又依據《明史藝文志稿》删改而成。此次整理，底本中的批注均以校勘記形式呈現，並指明其在熊賜履進呈本《明史藝文志》中的相關情況，由此可見二書沿襲的基本脈絡。可以説，此書爲我們考察《明史·藝文志》編纂初期的形態提供了最直接的材料。
又如清尤侗《明藝文志》，根據前人著述知有清刻《西堂餘集》本，我們在編纂《萃編》時，查閲了多個圖書館收藏的《西堂餘集》，終無所穫，聯想到1933年李晋華在《明史纂修考》中於此書注曰“缺”，195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明史藝文志補編附編》亦未得見此書，又有目録學研究著作懷疑此書已經亡佚，故在《代前言》中予以説明，以期學界有所發現。《萃編》出版後，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王宣標先生發現上海圖書館藏尤侗《西堂餘集》清刻本中包含《藝文志》五卷，隨即撰文《新見尤侗〈藝文志〉五卷述略》（《圖書館雜志》2014年第2期），該書得以重現。此外，《萃編續刊》第十五卷还收録了清王鴻緒《明史稿藝文志》，從其《明史稿》中别裁而出，所用底本爲清雍正間敬慎堂刻本。王重民先生在《〈千頃堂書目〉考》一文中指出，王鴻緒《明史稿藝文志》是根據黄虞稷《明史藝文志稿》改編而成。實際上，尤侗《明藝文志》同樣是王鴻緒《明史稿藝文志》的重要取材來源。本次將二書合爲一册整理出版，更利於進一步探究二書的關係，也對《明史·藝文志》研究大有裨益。
再如臺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國史館編《大清國史藝文志》五卷本、十卷本兩種。五卷本即清乾隆朝所修“五朝國史”中的《藝文志》，十卷本是嘉慶朝在五卷本基礎上續纂而成。目前所見清代國史目録，另有國家圖書館藏《皇朝藝文志》清光緒間抄本十八卷（《萃編》第二十六卷收録），國家圖書館藏譚宗浚擬稿《大清國史藝文志》民國間抄本十八卷（存十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民國間劉承幹嘉業堂抄本《清國史》中的《藝文志》十卷。本次整理，分别以臺北“故宫博物院”藏五卷本、十卷本爲底本，以國圖藏《皇朝藝文志》及民國本《大清國史藝文志》爲校本，爲清代國史目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本。關於清代國史目録纂修及現存各版本之間的關係問題，我們另撰有《清代國史目録纂修考》一文專門論述。需要特别説明的是，《萃編》第六卷收録了清代學者顧櫰三的《補後漢書藝文志》，所用底本爲《二十五史補編》本，校本爲《金陵叢書》本。在《萃編續刊》編纂訪書過程中，我們在國家圖書館古籍善本部發現一部顧櫰三《補後漢書藝文志》繆氏藝風堂抄本二十九卷（存二十二卷），並有吴翊寅批校。經與《萃編》所收版本（通行刻本）比對，發現此本内容與通行刻本差異較大。經過進一步搜尋，我們發現温州市圖書館另藏有顧氏《補後漢書藝文志》清何澂抄本一部。經考查發現，國圖本乃據温州本轉抄而來。與通行刻本相比，温州本與國圖本不僅能夠補充其内容（如經學師承下、石經、碑碣類、吉金類等内容，通行刻本整體缺失），還能在一定程度上校正其訛誤。而國圖本經吴翊寅批校，進一步提升了該書的品質。由此可見，目前顧《志》存在刻本和抄本兩個不同的版本系統，並且這兩個版本系統内容差異較大，而抄本系統更加接近顧氏原稿。有鑒於此，編委會討論決定，將該書抽换底本重新整理。本次整理以温州本爲底本，以國圖本爲校本，參校山東師範大學藏清抄本、《二十五史補編》本、《金陵叢書》本、《小方壺齋叢書》本。可以説，這是本書迄今爲止最精細的整理了。
（三） 臺灣地區史志目録研究的集中呈現
《萃編續刊》收録了臺灣地區14種史志目録考補研究成果，本次整理全部改用大陸新式標點，這是1949年以來臺灣地區史志目録研究成果的首次集中呈現。
施之勉《漢書藝文志集釋》匯集顔師古、王應麟、姚範、沈欽韓、周壽昌、王先謙、姚振宗、劉光蕡、顧實、姚明煇、楊樹達、陳國慶等十餘家關於《漢志》的注釋，是《漢志》注釋的集大成之作。該書並非材料簡單羅列，而是重視前人論述之間的邏輯性，間加按語，與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相比，材料更爲豐富，論證更加詳實，可作爲《漢志》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
徐文助《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與兵書略通考》（臺北廣東出版社1976年版）對《漢志》中的《諸子略》和《兵書略》做了詳細考證。所謂“通考”，正如徐氏在《例言》中所言，就是要“尋典籍本源，通其流變，考其真僞，明其體制，綜其思想，詳其傳紀，訂其謬誤”。徐氏將《諸子》《兵書》二略並列，是因爲“兩部脈絡相尋，體例一貫，舍一則無由觀其會通也”。對於兩略所載，徐氏皆先標明存佚，再做考證，引據可信，考證詳明，對於研究《漢志》的《諸子略》和《兵書略》有深化之功。
胡楚生《張氏〈漢書藝文志釋例〉商榷》《隋書經籍志述例》《隋書經籍志總序箋證》皆選自《中國目録學研究》（臺灣華政書局1980年版），在總結《漢志》和《隋志》義例方面多有創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創刊號（1957年）所收5種補南北朝藝文志，包括李雲光《補梁書藝文志》、楊壽彭《補陳書藝文志》、賴炎元《補魏書藝文志》、蒙傳銘《補北齊書藝文志》、王忠林《補周書藝文志》，其中又以李雲光《補梁書藝文志》材料最爲豐富，可爲南北朝時期典籍與文化研究提供參考。
劉兆祐《〈宋史·藝文志〉史部著録暨未收宋代著述考》全4册，120多萬字，是宋史和古典目録學研究的重要收穫。該書部分内容以《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为基礎增訂而成，而絶大部分内容爲劉先生幾十年宋代文獻及目録學研究的精髓及最新成果。從考證範圍來看，與《佚籍考》不同，《佚籍考》的範圍是《宋志》史部所著録而今已亡佚之書，未涉及今日尚存者； 《著述考》則以《宋志》史部所著録宋人史籍爲基礎，補録《宋志》未收的宋代史籍，不論存佚，詳爲通考。《著述考》所載史籍，皆先著書名卷數，次著撰者，再記存佚情況，提要則仿《四庫全書總目》之例，材料詳實，考證細密。書末附《本書所載各書存佚及〈宋志〉著録與否一覽表》，便於讀者總覽和檢尋。
楊家駱《新補金史藝文志》原爲臺北“國防研究院”出版部1970年版，後收入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類編》之《新校本金史並附編七種》（本次采用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三版爲底本）。《金史》本無藝文志，清黄虞稷、倪燦、金門詔、錢大昕、龔顯曾、孫德謙等人皆有補志或補志中涉及金人著作。該書以孫德謙《金史藝文略》爲藍本，集前人補志之大成，共著録金源一代著述1351種，附石刻文字659種，楊家駱先生《自序》言該書附石刻文字661種，而實際著録數量應爲659種。並編有《書名索引》和《著者索引》，是目前金代藝文補志中最爲詳實的。
何佑森《元史藝文志補注》原刊於《新亞學報》2卷2期（1957年）和3卷2期（1958年），後收入《儒學與思想——何佑森先生學術論文集（上册）》（臺大出版社2009年版），對錢大昕《元史藝文志》經、史兩部進行補注。該書充分利用《元史》本傳、《千頃堂書目》《補遼金元藝文志》《補三史藝文志》《經義考》等文獻，先指明錢《志》所載各書的存佚情況，再補注著者字號、時代、地名及成書年月，注出錢《志》的著録來源，並對錢《志》條目進行補充，對於研究錢《志》及元代著述有重要參考價值。
蔣孝瑀《明史藝文志史部補》（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69年版）綜合黄虞稷《千頃堂書目》、《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謝國楨《晚明史籍考》、姚覲元《清代禁毀書目》、吴玉年《明代倭寇史籍書目》、朱士嘉《明代四裔書目》等19種公私藏書目録，对《明史·藝文志》史部進行增補，數量多達四千五六百種，其中又以地理類增補最多，是《明史·藝文志》史部的重要補充性著作。
上述成果在大陸首次整理出版，必將給多個學術研究領域提供新的視角，注入新的活力，對於促進兩岸學術文化的深層次交流必將發揮重要作用。
（四） 注重舊書新版的增訂工作
《萃編續刊》所收現代著述中，有幾種書的增訂版需要特别關注。除了上述劉兆祐先生《著述考》部分内容以《佚籍考》爲基礎增訂之外。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聶鴻音先生的《補西夏藝文志》，原文發表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0年第6期。本次修訂，聶先生根據中外撰述及其親驗補出的西夏文著作，在原文基礎上重新編寫《補西夏藝文志》，共著録除佛經之外的西夏著作54种，全部文獻均爲黑水城遺址出土，爲西夏藝文補志的最新研究成果。
胡楚生《張氏〈漢書藝文志釋例〉商榷》，原題爲《張氏〈漢書藝文志釋例〉糾繆》，本次修訂，作者不僅將篇名“糾繆”改作“商榷”，也訂正了正文中的訛誤或不恰當之處。在排版方面，《萃编续刊》將此文與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釋例》、孫德謙《漢書藝文志舉例》、雁晴《漢書藝文志舉例（書評）》等論述《漢志》體例之作合爲一册出版，便於讀者對讀研究。
另外需要特别關注的是張固也先生的《新唐書藝文志補（增訂版）》，此書原版爲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本次增訂，將原版中“誤收之書悉數删除，漏收之書儘量補録，歸類序次未安者移正，條目考釋不當者改作”（《增訂版自序》）， 補録之書逾2000種，新增18萬餘言，其中又以經、史二部增補尤詳。本次增訂出版，距原版已有27年之久。誠如張先生所言，27年間，隨著唐代墓誌、敦煌遺書、域外漢籍、單科專書的不斷整理與研究，可資利用的唐代文獻資料日益豐富，因而有必要對原版進行增訂。多年來，張先生留心此業，孜孜不倦，累積材料多達數百萬言，最終條理成此編。可以説，該書是張先生二十餘年來唐代著述研究成果的集中呈現，是唐代典籍及目録學研究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
三、 《萃編》及《萃編續刊》的學術意義
自清代開始，就陸續有學者將歷代史志目録進行彙編，出現了如《八史經籍志》《歷代經籍志》《十史藝文經籍志》《歷代史志書目叢刊》等代表性成果。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萃編》及《萃編續刊》力争後來居上，不僅收書最全，而且首次進行標點校勘，爲學界提供準確、便捷的讀本。史志目録是學術史研究的重要載體，周予同、來新夏、喬好勤等先生曾經都指出過彙編史志目録的意義。實際上，作爲《萃編》和《萃編續刊》的主編，王承略萌生編纂史志目録的設想，也可以追溯至20世紀90年代初。在當時發表的《從正史藝文志談補志的得失》（《圖書館工作》，1990年第3、第4期合刊）、《正史藝文志及補志淺論》（《煙臺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3期）等文章中，就提出了彙編史志目録的想法。如今，隨著《萃編續刊》的出版，這一學術規劃，終於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我們認爲，《萃編》及《萃編續刊》的編纂出版，有以下學術意義：
第一，《萃編》及《萃編續刊》的編纂，實現了史志目録迄今爲止最大限度的彙編與整理。從規模上來看，《萃編》收書84種，27卷31册，960萬字； 《萃編續刊》收書55種，16卷21册，600萬字。如此大規模的彙編整理，當然不是一蹴而就的。從正式立項到全部出版完成，《萃編》歷時9年，《萃編續刊》歷時6年，實際醖釀过程則時間更長。《萃編》及《萃編續刊》内容主要涵盖： 二十五史中原有的7部正史目録； 宋代國史目録輯本及明、清兩代的國史目録； 自宋代至本世紀初關於正史目録的考證、注釋與補遺之作； 自清代至本世紀初産生的歷代補正史目録； 部分關於正史目録體例研究之作。與以往史志目録彙編叢書不同，《萃編》及《萃編續刊》對於每一種書，都擇選精善完備的版本作底本，標點校勘，統一體例，力求準確、便覽。作爲最全面的史志目録彙編整理叢書，《萃編》及《萃編續刊》在相關領域學術研究中發揮的作用正逐步彰顯。這一點，從《萃編》出版後在學術界引起的反響足以證明。直觀來看，通過中国引文数据库（CNKI）檢索顯示，截至目前《萃編》已被直接引用492次。《萃編續刊》完成出版後，二者將發揮整體效用，進一步爲學界所參考利用。
第二，《萃編》及《萃編續刊》的編纂，使一些難以尋覓的目録和版本資料爲學界所利用。《萃編》及《萃編續刊》推出了一批不易得見的史志目録及版本。如《萃編》收録的王仁俊《補宋書藝文志》《補梁書藝文志》底本均爲國家圖書館藏《籀鄦誃雜著》稿本，李正奮《補魏書藝文志》《隋代藝文志輯證》底本均爲作者手稿本，鄭文焯《金史補藝文志》底本爲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孫德謙《金史藝文略》則將上海圖書館藏殘稿本、國家圖書館藏初稿本二者兼收； 又如《萃編續刊》收録的瞿潤緡《漢書藝文志疏證》底本爲臺北“國家圖書館”藏稿本，顧櫰三《補後漢書藝文志》底本爲温州市圖書館藏清何澂抄本（校本有國家圖書館藏繆荃孫藝風堂抄本、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等），清國史館編兩種《大清國史藝文志》底本均爲臺北“故宫博物院”藏抄本。還有一些原以爲已經亡佚的目録，經過搜尋整理，重新出現在學人視野之中。如《萃編續刊》收録的日本京都大學藏清黄虞稷《明史藝文志》抄本，上海圖書館藏清尤侗《明藝文志》清刻《西堂餘集》本，清金門詔《明史經籍志》（類叙部分）清乾隆間刻《金東山文集》本，清佚名《漢書藝文志注》稿本，李笠《漢書藝文志匯注箋評》民國間廈門大學油印本和之江大學油印本等。另《萃編續刊》推出的1949年以來臺灣地區14種史志目録考補研究之作，皆是在大陸首次出版。將上述難以尋覓的史志目録及其考補之作彙編整理出版，使之爲學界所用，免去讀者搜尋之勞，充分發揮其學術價值。此外，在《萃編續刊》編纂過程中發現的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姚振宗謄清稿本《師石山房叢書》，亦有重要的校勘價值。
第三，《萃編》及《萃編續刊》的編纂，完全可以造就出中國古代著述總目。我們知道，史志目録是查考古籍文獻、了解歷代著述情況的主要依據，與學術發展史緊密相關。《萃編》及《萃編續刊》的編纂，基本摸清了我國古代學術文化典籍的家底，在此基礎上，去其重複，重新編排，完全可以造就出中國先秦至清代三千年的著述總目。這一總目，也就是來新夏先生所説的“我國自古以來一部比較完整而正規的圖書總目”（《古典目録學淺説》，中華書局1981年版）、“我中華增一通古貫今之文獻總目”（《地方志·书目文献丛刊》序言，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版）。再以總目爲基礎，建設“中國古代著述總目數據庫”，實現準確而便捷的檢索功能。如此一來，中國古代到底有多少典籍，典籍的存佚流傳情況如何，從中都能得到較爲確切的答案。對於我們國家和民族來説，建立起“中國古代著述總目數據庫”，直觀地展示出中國古代每一部學術典籍的産生、流傳、研究及亡佚的過程，有助於梳理中國歷代學術思想發展的源流，有助於推動文史哲、科技史等傳統文化研究領域的繁榮，意義之大，自不待言。
第四，《萃編》及《萃編續刊》的編纂，對於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有重大意義。典籍作爲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其内容構成傳統文化特别是思想史研究的主體，其流變構成學術史特别是學術思潮研究的核心。史志目録系統地記録了我國數千年來的典籍和學術，是考察古代典籍類别與存亡、梳理古代思想淵源與流變的重要依據，也一直承擔著“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歷史重任，因而歷來爲學者所重視。張爾田在爲孫德謙《漢書藝文志舉例》作的序中指出，官家、藏家、史家三類目録中，“惟史家目録其體最尊”，原因是“蓋所重在學術”； 楊家駱先生在《新補金史藝文志序》中亦指出： “故以爲最客觀完整之學術史，唯詳盡之書目可以當之。”這裡的“書目”即指“史志目録”。筆者亦曾多次强調史志目録的學術史價值。《萃編》及《萃編續刊》的編纂整理，就是對史志目録做出系統、徹底的回顧與總結，並反映出最新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對歷代學術進行考辨，從而發現一些新的研究問題，開拓一些新的研究領域，提煉一些新的精義，讓傳統目録學與古典文獻學爲當代文化建設服務。我们知道，挖掘與整理中國古代歷史文化典籍，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與發展的重要内容。借助《萃編》及《萃編續刊》，可以進一步了解中國古代典籍的撰述、流傳、存佚等總體面貌，從而爲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做出貢獻。
四、 其他需要説明的問題
在《萃編續刊》編纂過程中，臺灣地區所藏文獻的獲取以及現代著作的版權問題，工作推進遇到一定困難。2018年，臺灣成功大學教授張高評先生來山東大學講學。在座談過程中，張先生得知我們正在編纂《萃編續刊》，並且其中擬收録一批臺灣地區學者的著作，他對此深表讚賞，並樂意費心盡力。經過協商，編委會聘請張先生爲學術顧問，並由張先生負責臺灣地區所藏文獻的複製以及現代著作的版權洽談事宜。在張先生的努力下，最終完成了相關文獻的複製及相關著作的版權獲取。期間，完成了臺北“故宫博物院”藏兩種《大清國史藝文志》的抄録； 完成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瞿潤緡《漢書藝文志疏證》稿本、姚振宗謄清稿本《後漢藝文志》《三國藝文志》《漢書藝文志拾補》《漢書藝文志條理》等的複製； 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漢書藝文志條理》《後漢藝文志》《三國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考證》5種，《萃編》已收，取得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進行覆校，能夠改進現有整理本的質量，校勘成果見於《姚振宗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完成了楊家駱、何佑森、賴炎元、劉兆祐、胡楚生、徐文助等先生，以及香港地區李雲光、蒙傳銘先生著作的版權洽談。需要特别説明的是，張先生聯絡過程中，有些作者遠居美國，一時聯繫不上，如王忠林先生； 有些作者已經往生，很難找到後人，如施之勉、蔣孝瑀先生。但張先生克服重重困難，想盡一切辦法，除個别人外，最終都得到了很好的解決。張先生聯絡過程中，發生了一個又一個感人的故事，將來定能傳爲學林嘉話。此外，在臺灣地區相關資料獲取及編纂整理過程中，顧力仁先生、張曉生先生、郭明芳先生、魏令芳先生、陳雲英先生均給予了大力幫助，在此一併致謝。
隨著全國古籍普查工作的深入開展和各類文獻數據庫的廣泛應用，一些不爲人知的史志目録重新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之中。然而，依然有一批見於典籍記載的史志目録下落不明，我们曾在《萃編》前言中列出了當時未曾得見的書目，在此再度列出搜尋未得的書目，希望借助學界同仁的力量，能有所發現：
梁啓超在《圖書大辭典薄録之部》中提到的清李賡芸《漢書藝文志考誤》一卷（又見於國家圖書館藏清朱記榮輯録《國朝未刊遺書志略》）、厲鶚《補後漢藝文志》、洪飴孫《補後漢書藝文志》一卷、潘令華《隋代經籍志現存書目》一卷、清朱文藻《宋史藝文志》等； 劉紀澤在《目録學概論》中提到的勞熲《補後漢書藝文志》、褚德懿《補梁書經籍志》、楊守敬《隋書經籍志補證》、王榮蘭《宋史藝文志補遺》、徐鼒《明史藝文志補遺》等； 范希曾在《書目答問補正》中提到的杭世駿《補歷代藝文志》、湯洽《補梁書藝文志》和《補陳書藝文志》、汪士鐸《南北史補志》、柳逢良《隋書經籍志考證》等； 臺灣地區學者梁子涵在《中國歷代書目總録》中著録的段淩辰《漢書藝文志匯注箋釋》、清王仁俊《隋書經籍志補校》（又見於國家圖書館藏《吴縣王扞鄭所著書》）、羅振玉《新唐書藝文志考證》等； 姚明達在《中國目録學史》中提到的劉紀澤《宋志匡謬》； 其他如傅雲龍《補晋書藝文志》、清洪飴孫《隋書經籍志考證》等； 《中國經學》第二、三輯收録的余嘉錫《漢書藝文志索隱》僅有《序》和《六藝》部分，其餘部分尚未得見。今後若能有所發現並成一定規模，再編纂成《萃編》與《萃編續刊》的拾遺。
《萃編續刊》於2017年10月被列爲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重點項目。在編纂過程中，又陸續被列爲山東省委宣傳部2017年“宣傳文化發展專項”資助項目、山東大學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心資助項目、山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後期資助項目、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資助項目，並作爲“漢籍合璧特輯”出版。在編纂和出版過程中，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臺北“故宫博物院”、臺北“國家圖書館”等藏書機構大力支持，山東大學邢占軍、王學典、李平生、鄭傑文、方輝、杜澤遜、李尚信、王新春、王震等先生關心鼓勵，清華大學出版社特别是責任編輯馬慶洲先生通力合作，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獻研究所2015級至2020級碩士、博士研究生鼎力相助，對此，我們表示由衷的感謝。由於見聞和水平所限，收書或有遺漏，體例或有不當，標點校勘或有失誤，懇請讀者批評指正。
王承略 李兵
2023年7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