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研 究 意 义

产业合作作为经济学领域中历久弥新的研究主题，其深度与广度不断拓展，形成了生产链、技术创新、市场营销等多维度的协同效应(Uhlig, 1980; Szumanski, 1989)。在全球化与区域经济整合的大潮中，产业合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货物与服务交换，成为推动国家与企业技术革新、组织优化的基石。学术界对产业合作的关注，集中于国际贸易的动态、产业分工的演变，以及产业集聚的效应，然而，针对中国与东盟之间这种“南南合作”模式的系统性研究尚显不足，尤其是对国际产业合作效益的全面评估，亟待深化。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合作历经波折，从初期受地缘政治与经济条件限制，到近年来的深化互动，尤其是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推动下，双边投资与贸易实现了稳定增长。而自2013年起携手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加大开放力度，促进了多样化产业合作。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了合作的焦点，有效促进了区域内的互联互通与产业升级。韩正.打造更高水平战略伙伴关系 迈向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81015.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东盟关系是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随着2020年RCEP的正式签署，不仅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的诞生，更为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注入了强劲动力。

在当今全球经济衰退与地缘政治处于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关系已超越了传统的伙伴范畴，彰显了区域合作的韧性和潜力。深化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既是应对当前挑战的务实之举，也是实现“双循环”战略目标的关键路径。所以，本书基于系统性分析产业合作的最优策略，通过理论模型构建与实证数据分析，旨在明晰合作目标与实施机制，为政策制定者与市场参与者提供精准参考。

从理论价值来看，以往的文献对北美、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产业合作研究较为深入，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合作研究较为匮乏。与发达国家间“北—北型”相对应，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合作模式是典型的“南—南型”经济合作。研究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合作的模式、机制和效益，是基于经典的产业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架构。从合作的视角出发对相关理论进行新的解读和升华，是对产业组织理论与区域经济理论基本框架的扩展和完善（李一鸣，2018）。因此，本书对于中国—东盟产业合作的研究，在明确界定产业合作相关概念、基本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体系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世界各国之间，特别是中国和东盟国家间产业合作的文献研究进展，同时也为中国和东盟未来在RCEP机制下的产业合作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试图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并对相关理论做出补充与完善。

从实践价值来看，2020年中国与东盟已经发展成为相互之间的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显得愈发重要。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东盟起点，对东盟国家和中国的产业合作研究不仅关系到双方未来的经济发展，也对中国与其他国家未来产业的合作方向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目前，业界对于产业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美间经济依赖性以及东亚各国间的生产网络，对中国和东盟国家间的产业合作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评价。因此，通过对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合作机制、产业间的互补性和竞争关系、产业合作的效果进行分析，有助于对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的背景进行解读。对双方产业合作的模式现状进行总结，对合作效益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对未来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产业合作深化提供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综述

一、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Uhlig(1980)基于Geneva于1973年为欧洲经济委员会撰写的报告，首次提出了产业合作的广义定义，将其视为不同经济背景实体间的商业伙伴关系，不仅局限于商品与服务交换，更涵盖了生产、技术、营销等领域的协同。Leise(1977)则给出了狭义定义，强调专业化共同生产中的调整与协调。Schenk(1976)认为互助平衡常通过实际补偿来实现，这一观点在发展政策中得到广泛应用，以弥补国家间发展差异，高效利用全球资源，尤以产业生产合作为重。

西方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产业生产合作，即“南北关系”UNIDO Expert Group. Industrial subcontracting and partnership agreements in NorthSouth and SouthSouth industrial cooperation programmes［J］.UNIDO Technical Report, 2024, (n.p.): 110.，由市场类型、发展水平及双方利益决定，形式多样，如分包、顾问合作、许可合作及企业合资等。在东盟、安第斯条约安第斯条约，亦称安第斯集团，是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区域国家建立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1969年5月，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5国在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市签署《安第斯区域一体化协议》(通称《安第斯条约》或《卡塔赫纳协议》)，并组成了安第斯条约组织。、阿拉伯共同市场等地区与组织中，区域内的产业合作成为推动共同发展的基石。Filippi(1997)指出，合作前景的共识与公平收益分配至关重要，需具有高度信任、高效利润评估、均衡合作结构与长期策略。Beechler和Ranis(1993)强调来自政策与市场的影响，合作通常由政府发起，受发展成本与全球需求驱动，参与方包括企业、政府及信息收集机构。Szumanski(1989)从另一个角度认为，产业合作兴起源于其显著优势，特别是东方国家通过技术转移缩小科技差距，降低成本，刺激创新，提升产品质量与竞争力。西方企业则受益于低成本生产与新市场开拓。

产业组织理论超越了完全竞争市场的传统假设，战略管理中的产业组织经济观基于此发展，分为“旧”与“新”两个阶段。在产业组织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SCP框架，强调市场结构对企业行为及绩效的影响。此外战略研究的核心是Porter(1981,1987)的五力模型与多元化企业战略，其构建体现了SCP框架的应用与反思，重点关注企业自身多元化因素与战略行为的市场结构反馈效应。实证研究表明，产业结构与企业自身因素对盈利能力的影响各有侧重。Schmalensee(1985)发现产业效应显著影响企业业绩，而Rumelt(1991)则认为企业单元效应更重要。Powell(1996)分析表明，产业结构仅解释了部分业绩差异，企业自身因素更为关键。Demsetz(1973)、Cave和Porter(1977)探讨了市场集中度、进入壁垒对利润的影响，强调产业结构对行业流动性及利润的系统性影响。

西方的产业组织理论对中国产业分析具有重要价值，尽管存在批评，如过分强调市场结构而忽视企业内在因素，但它在寡头竞争、反垄断政策等领域提供了有益视角。SCP范式在中国电影、鞋业、白酒、房地产等行业分析中得到应用，证明了市场结构变迁与垄断形成的关系，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产业组织理论为市场资源配置政策制定及反垄断立法提供了依据，有助于减少社会损失的机会成本，实现经济发展目标。

二、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合作的宏观态势与策略进行了深入探讨。吕余生（2014）强调，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需依托自贸区优惠政策，实现优势互补，提升合作层次，通过跨国产业链和经济园区推动合作创新。廖淑萍（2017）指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占比高，集中于基础设施，但面临地缘政治复杂、营商环境不稳定等问题。李东晋（2019）主张，中国应主动规划全球产能合作与产业梯度转移，以适应经济内在需求。战伟（2018）提倡以自贸区为基础，深化贸易、基建、产业、技术园、服务业合作。杨宏恩、孟庆强（2016）提出，应增强政策对接、建立互补产业链、构建多元化分工体系，实现产业双向嵌入与整体依赖。徐颖（2017）分析了全面合作领域，建议政府与企业各司其职。

在合作机制方面，胡晓珊（2004）、蔡洁和宋英杰（2007）探讨了中国与东盟合作中的博弈机制，认为应采取轮流讨价还价的博弈模式，以实现互利共赢。吴崇伯（2016）、陈慧（2017）聚焦产能合作，强调在基础设施、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合作深化，提出完善政策支持、建设跨境合作区、扩展“轻资本”合作、规划合作领域、建立评测体系。赵静（2017）主张，中国应将东盟作为产能合作重点区域，利用政策优势推动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过剩产能转化领域的合作。严佳佳（2018）通过分析贸易互补性和出口相似性，发现中国与东盟在钢铁、水泥等产业存在显著互补性，具有较大产能合作潜力。

在具体产业部门合作方面，张鑫（2017）研究了中国与东盟农业合作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出了升级途径。翁鸣（2015）建议以国家项目带动农业投资，加强培训，深化经济合作机制。俞国祥和胡麦秀（2018）量化分析了中国与东盟水产品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强化合作体制与提升国际竞争力。王勤（2016）、骆永昆（2018）、张越和陈秀莲（2018）、李娅（2016）、何勇（2016）分别探讨了海洋经济、高新技术、文化、旅游、养生、环保产业的合作现状、问题与策略。王勤（2019）主张对接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产业互补与智慧城市合作。郑一省和陈思慧（2008）提出加强与东盟的电子商务、网络安全、科技合作园区与人才培养的合作。

此外，吕政宝和吴晓霞（2018）及张江驰和谢朝武（2020）分别聚焦于文化与旅游产业，前者主张多维度推动中国与东盟文化创意产业融合； 后者建议构建旅游产业合作体系，探索合作路径，促进区域旅游繁荣。刘泽英和许立（2019）及高杰（2019）着眼于特色产业，前者提出依托国家支持、品质、需求、创新和资源，与东盟开发在油茶产业的新技术合作；后者强调养生产业合作研发对中国与东盟经济、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赵锋、马奔和陈增贤（2020）则专注于环保产业，分析了合作现状，建议通过建设合作网络、推动产业园区及示范基地、创新绿色金融工具，深化中国与东盟在环保领域的合作。

在考察贸易便利化对双方产业合作的影响方面，李波（2017）构建了双重差分非线性关联实验模型，发现贸易便利化合作显著促进区域产业发展，特别有利于对东盟贸易依赖度高的产业。对于产业合作的效果影响，胡国良、王继源和龙少波（2017）使用全球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对双方GDP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

在次区域产业合作方面，熊彬、李洋和刘亚静（2018）评估了“澜湄合作”国家的产业竞争力，提出制造业是合作重点，可实现双方产业优势互补。对于中国地方与东盟的产业合作，刘家凯（2019）研究了广西与东盟产业合作的机制优化、行业拓展与问题，提出了合作创新策略。周均旭等人（2018）分析了越南劳动密集型产业合作的挑战。宁龙堂（2018）探讨了广西与东盟服务业合作的潜力。唐奇展和杨凤英（2018）分析了广西文化产业与东盟合作的路径。姜文辉、杨扬和黄钰宁（2018）提出福建应深化与东盟的产业合作，以提升竞争力。饶志明（2017）建议福建通过市场调研、资源利用、产能转化战略，选择与东盟直接投资合作方式。陈岚（2016）主张闽西与东盟应加强政府引领，深化三次产业合作。李逸群（2014）分析了贵州与东盟在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合作，提出分工优化、中介服务体系建设与企业自主性提升策略。

研究内容与创新

一、 主要研究问题

本书从定性研究、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的角度，主要探讨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中国与东盟国家、世界其他国家经济体之间产业合作模式的机制、模式是什么，效益如何； 中国—东盟与其他国家间、其他区域经济体间产业合作的比较，存在哪些共性和差异。

第二，在第三方大国（美国）影响下，中国和东盟国家产业合作的最优策略是什么。

第三，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贸易的互补性和竞争性如何，由此是如何影响两者之间贸易的依存度和因果关系的。

第四，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产业合作中，中国的优势产业部门有哪些，产业合作在不同国家和部门间的异同。

第五，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合作的效益如何进行测算和评价。

二、 研究内容

本书围绕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合作的深化研究，构建了系统性分析框架。前言部分概述了研究意义，明确了创新点与主要内容。第一章梳理了国际区域经济产业合作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通过博弈论、计量经济学与投入产出分析，奠定研究的理论根基。第二章从历史视角审视全球主要区域的产业合作实践，提炼共性与特性，为后续分析提供参照。第三章追溯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的历史脉络，剖析合作模式、机制与特征。第四章构建中国、东盟与美国间的博弈论模型，探讨最优策略选择，揭示合作博弈的机制、策略与挑战。第五章采用全球投入产出数据，结合贸易结合度指数与贸易竞争指数，量化分析了双边贸易的互补性与竞争性，揭示贸易结构的内在逻辑与演变趋势。第六章采用实证分析与效益评估方法，评估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的经济效益，量化贸易竞争力与合作效益，为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第七章综合分析研究成果，提出政策建议，同时指出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本书旨在为深化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提供经济学视角的深入洞察与实证依据。

三、 创新之处

本书围绕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合作，采用文献回顾、理论分析、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展现如下四项主要创新。

观点创新： 本书构建了包含美国在内的中国、东盟国家三方博弈模型，深入分析了大国影响下的最优策略选择，同时评估出了中国在与东盟国家产业合作中的优势产业部门，为合作策略制定提供了新视角。

数据资料创新： 本书构建了涵盖中国及东盟10国的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库，基于OECD投入产出数据库，特别区分了各国各行业进出口的中间投入和最终消费，实现了对东盟国家产业合作的精细化分析。

模型构建创新： 本书提出了以最终产品为外生变量的、基于国家间投入产出表的冲击模型，改进了传统模型中对总产出和最终产出的处理方法，使模型更贴近实际经济运行，提升了分析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评估方法创新： 采用极限假设法与综合评价模型，量化了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合作对各国GDP的拉动效应区间，以及合作的经济效益，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证依据与决策支持。

编者202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