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是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与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形成历史性交汇的是，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进入加速期，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方式成为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主要力量。本书以推进中国出口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工智能重塑贸易新竞争优势为目标，沿着理论框架—应用原因—多种维度—总体判断—配套支撑—政策建议的思路进行研究与写作。

其一，本书建立总体分析框架，以期从理论上厘清三个问题：一是人工智能促进出口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和力量载体在于出口企业，出口企业采用人工智能的根本原因何在，尤其是联系中国国情，重点从劳动力市场和产业政策视角讨论企业加快应用人工智能的现实原因；二是出口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含义非常宽泛的概念，具体到中国出口企业而言，出口高质量发展可以体现在哪些具体维度；三是人工智能促进出口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对这三个问题的分析，为研究人工智能应用对出口高质量发展不同维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其二，本书选择从劳动力市场的最低工资制度入手，讨论出口企业加快应用人工智能的原因。研究结果发现，最低工资政策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加强了政策遵从力度，显著促进了工业机器人在中国企业的应用，为人工智能促进出口高质量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现实基础。同时，大规模企业和平均工资较低的企业，自动化程度高和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以及南方城市和超大特大城市更容易成为工业机器人应用的主战场，是人工智能推动出口高质量发展的良好观测样本。

其三，本书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重点考察了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对中国出口高质量发展各个维度和综合指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在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出口规模增长方面，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出口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在外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显著；工业机器人应用可以通过提高生产率和降低可变成本实现企业出口规模的增长。

在出口高质量发展的直接体现—出口产品质量方面，观察行业质量阶梯，可以发现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通过增加中间品使用、提高生产率和改变资本密集度等渠道，缩短了行业质量阶梯，提升了行业产品质量。但是，侵蚀性竞争在工业机器人影响行业质量阶梯的过程中发挥了负向的调节作用，即随着侵蚀性竞争的加剧，工业机器人的提质效应不断减弱。观察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可以发现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且这一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降低边际成本的途径来实现的。在此基础上，基于动态视角的拓展研究进一步发现，工业机器人的使用还会带来贸易拓展效应、产品竞争效应和先发优势效应。

在出口高质量发展的资源配置—出口产品范围方面，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促进了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扩大，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企业、资源集中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尤为突出；与已有文献不同，本书还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出口产品范围的调整，不仅通过生产率提高效应和成本节约效应实现了效率提升，而且通过绿色减排效应和产品质量效应实现了质量提升，后者在长质量阶梯企业中十分明显；工业机器人应用的新增产品范围既来自旧产品，也来自同行业的新产品，面对如此激烈的同业竞争，工业机器人应用企业更加偏好质量竞争策略，进一步推动了出口产品范围的扩大。

在出口高质量发展的贸易利得—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方面，首先，从国家层面看，人工智能有利于各国各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攀升，既存在“独善其身”的促进效应，也存在“兼济天下”的溢出效应，为人工智能提高出口贸易利得奠定了基础。其次，从行业层面看，在工业机器人应用初期，得益于生产率提高效应，人工智能显著扩大了出口增加值规模，但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无益；随着工业机器人的普及，其成本降低效应和质量提升效应逐渐显现，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不断提高。同时，上游行业的工业机器人投入还对下游行业的出口增加值产生了“涟漪效应”，但这种正向作用在现阶段仍依赖于成本降低型竞争，而非质量提升型竞争。最后，从企业层面看，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降低进口中间品占比和提高成本加成，提升了中国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对非加工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而言，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尽管同行业内其他企业使用工业机器人会产生同业竞争效应，给部分低竞争力企业带来明显的个体负面效应，但是放眼整个行业，工业机器人应用可以通过集约边际效应和再配置效应提升整个行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在出口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性—出口企业绿色减排方面，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提高企业研发创新、提升治污能力和降低污染产品范围等渠道，显著降低了出口企业以二氧化硫为代表的污染物排放数量与排放密度，有利于出口可持续发展。值得强调的是，尽管工业机器人应用初期，囿于其高昂的进口价格与购置成本，出口企业利润出现了下降的情形，但是随着工业机器人的成本分摊和优势显现，从长期看企业利润将由负转正，并获得长期的持续性增加。

其四，本书以上述五个维度为一级指标，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中国企业出口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并据此进行检验，得出了人工智能能够促进中国出口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判断。在此基础上，强调人工智能对出口高质量发展的助力，需要一系列配套保障。在软件配套方面，出口企业所在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进口的数字技术产品越多，可供给的技能性员工越多，人工智能对中国企业出口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彰显出人工智能技术不能“单打独斗”、亟须软件配套的重要性。在硬件配套方面，人工智能在生产中的运用主要是通过工业机器人实现的，故中国企业要有能力自主提供价格适宜、功能强大的国产工业机器人，这一点对于中小出口企业而言尤为重要。

其五，围绕上述主要结论，本书提出各级应注重政策设计，强调“早应用，早受益”、“注调控，保溢出”和“重配套，重协同”；出口企业应准确定位，根据自身的规模实力、技术水平、市场势力和行业特征，制订适宜的智能推广计划；工业机器人生产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着力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难题，力争完成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生产转变，从硬件上充分助力人工智能对出口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