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我描述与文泽尔的合作关系之前，请允许我先转述一段他人之事。 “那是1914年3月8日——我走近一张高台，拿过一张纸，开始写，我是站着写的，只要有可能，我总这样写。在一种我无法定义的狂喜状态里，我一下子写出三十多首诗，那一天是我生命里胜利的日子，我再也没这样过。我起了个题目：《守羊人》，接下来，某个人在我体内出现了，后来，他有了个名字：阿尔伯特·卡埃罗。请原谅我说出这么荒唐的话：在我的体内诞生了我的导师……阿尔伯特·卡埃罗就此显形，随后，出于本能与潜意识，我为他找到了一些门徒，就这样，我创造了不存在的同党。” 写下这段话的人叫费尔南多·佩索阿，他在中国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一位葡萄牙诗人，以及那本被作家韩少功译作《惶然录》的“不安之书”，由于译作的匮乏，人们对该书署名作者贝尔纳多·索阿雷斯和肉身作者费尔南多·佩索阿之间有着巨大的混淆，正因如此，在大部分中国读者心目当中，费尔南多·佩索阿有着一副所有文学圣徒当有的模样，贫窭、平庸无闻，死后哀荣备至。可实际上这种固化的卡夫卡式形象完全是一种误读。如同创造了阿尔伯特·卡埃罗这个名字一样，贝尔纳多·索阿雷斯只是他七十二个异名中的一个，更重要的是这些异名所代表的履历，全然都是费尔南多·佩索阿精神本我的分身、镜像与碎片。 在中国，读者们习惯于接受作者使用笔名来发表作品，这种隐匿自我的行为背后更多是一种保护自我的本能，表面上似乎如出一辙的“异名”和“笔名”，然而对于佩索阿而言，却大相径庭。 葡语中的异名（heterónimo）源出希腊语，意为“另一个人”。佩索阿用这个词与笔名区分，笔名仅仅取代了作家的本名，但并没有改变名字所代表的作者人格和理想，而异名则不同，是作家自创的文学上的“我之非我”（ser minhamente alheias），具有与本名迥异的风格、语言与题材。佩索阿自六岁起便开始构筑自己这个庞大的“异名”书写家族，在承担不同职责的七十二个异名中，最为重要的异名有三个，它们分别是：作为所有异名的核心与母体的阿尔伯特·卡埃罗，他关注自然，蔑视任何一种哲学思索，自称是一位反形而上学者；在苏格兰接受教育，曾前往东方闯荡，是未来主义的典型代表的阿尔瓦罗·德·冈波斯；身为医生、保皇党人、异教徒的里卡多·雷耶斯，1919年，因为政治原因离开葡萄牙，流亡巴西，他曾在耶稣会学校接受教育。 而在这一场看似文学游戏的创新诗学运动之中，佩索阿埋藏着自己对于现代西方文明社会的隐忧与救赎。佩索阿认为，现代西方人思维的绝对理性来自于基督教的一神论现状，而这便是社会堕落的根源，要想打破这样的文明病症，首先就需要恢复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多神主义信仰，将单一的“正教”复古为多元的“异教”，所谓的“异教”在这里变演变为了一种精神属性上的多元价值取向，而佩索阿所创造的七十二个异名者则是这些“异教”里的红衣主教。 书归正传，其实从始至终，我所认识的文泽尔，也不过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最早和“文泽尔”这个名字接触是在豆瓣网，彼时我只是个籍籍无名的网友，经常深夜蹲踞在电脑屏幕前看着他以书评为矛，以影评为盾，在我的豆瓣广播里征战杀伐，那时他似乎是在推理小说的领域成神，而在我心中他亦如那些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沉默如谜。仅就公开的资料，只得知他身在德国读研，常年泡在实验室，偶尔暴露一点自己会买PAUL SMITH的生活细节，经年累月地以非常人的速度刷新着自己的我读和我看，其他一无所知。是故，我总觉得他宛如岛田庄司笔下某位时髦摩登的科学怪人，拥有豆瓣网上和实验室中的双重人格，周身散发着一种超然于世的冷漠感，令人不可接近。 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也只是默默看着他的动态，将他划入另一个世界的范畴，如同想象那个与世隔绝的费尔南多·佩索阿一样，想象着他。 直到2012年，我辞去了网易文化频道的工作，在互联网勃兴的浪潮中急流勇退，有点不识时务地找了一份纸质媒体的工作。那时候的我受够了网络大规模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民粹泛滥，以及大型企业中办公室政治下各种同事的丑恶嘴脸，转而以一个资深文艺青年的直觉，转而投诚于这本叫作《新视线》的杂志怀抱，后来证明不仅众多拥有赤子之心的同事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也以我自己的绵薄之力在这份绝无仅有的文化孤本中声张了那么一点点理想私心。 而这一点点的理想的声张大抵也都和文泽尔有关。 犹记得，第一天上班的我对于做杂志一无所知，更何况我面对的又是杂志中最为特殊的一本——《新视线》，一直以来，对于很多从事设计、时尚和艺术行业的人而言，它可谓一本灵感圣经，可在这些绝佳的设计和有趣的内容背后，运行着的却是一套巨细靡遗的工作方法和思维体系，对于每期封面故事都面对全新主题的《新视线》而言，这才是它的核心奥义。因此，我最开始接手的任务只有一份关键词清单，黑帮、禁酒令、装饰艺术、切尔西酒店、STUDIO 54以及托洛茨基和格林尼治村等，现在想来我是如何完成那期关于《癫狂纽约》城市专题中的四张图表的记忆俨然断片，但关于《从格林尼治到东村:波希米亚式革命》一文却记忆犹新。 由于《新视线》每期封面故事专题的视角妙奇，而又讲求缜密的思维谱系的梳理，加诸对于“冷知识”在文章可读性中的追求，因此，历来几乎都没有什么外约作者可以在为数不多的写作时间中交出合格的稿件。所以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编辑们自己动笔，而这一次例外是因为被四个图表搞得七荤八素的我，虽然已经理出了文章的所有材料和脉络，却无暇成文，在截稿前的几天，夜夜在办公室里惆怅得欲仙欲死。见此状，我在同事中的第一位文学之友陆茵茵给我出了主意，让我去找一个叫文泽尔的人试试，还给了我他的邮箱。听到这个名字，虽然素未谋面却让我这个办公室的初来乍到者，有了一丝熟悉的暖意，因为我早就认识这个文泽尔了。 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心理错觉，即使在经历了四年与文泽尔不计其数的约稿之后，我依旧觉得这篇文章是我们合作的黄金年代。 那一次，我没有使用电子邮箱，而是透过豆瓣站内信，与文泽尔达成了约稿，发去了提纲也没有太多的反复，就等来了一篇纵横捭阖的奇文。所谓奇文，应该是我被这篇文章与豆瓣网上所发表的文章之殊异，所诧异而带来的惊奇吧。从托洛茨基到艾伦金斯堡，从石墙酒吧运动到地下气象员爆炸，从巴利的《异想天开》到苏珊桑塔格的《在土星标志下》，跨越时空和学科的樊篱，在无序的历史中找出隐秘的关系，以亦真亦幻的春秋笔法描摹出一份波西米亚图景，准确地还原了东村前世今生的灵魂气质。虽然，一直以来，我对于《新视线》所主张的思维与方法有着一种天生的懂得，但是文泽尔的这篇文章却落实了我这份暧昧的直觉，也自此伊始，我开始了见证他异名的分裂之旅。 在我所历任的四十余期杂志之中，文泽尔这个署名的出现频率之高，让所有的同事和主编甚至在我离职后都认为文泽尔就是我本人，起初，我还惧怕别人说我尸位素餐，所以在被问及此事时总是神秘地笑而不语。总觉得下一篇，我就要开始自己写，反正他人也不会在质量上有所察觉，直到碰见一期主题为“经典设计”，需要一篇主文来阐明经典设计在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经纬中的来去。一开始，我们按部就班地梳理提纲、执行写作，寻找配图，顺利完成到截稿日，可成文在最后一关主编审核处却被打了回来，认为行文不够有趣，虽然我明白，一篇简明设计史，很难逃脱罗列史料的命运，然而也硬着头皮和文泽尔商量对策，由于时间紧迫，必须当晚就有新改动，焦急中文泽尔却安慰我，当晚便拿到了一篇以推理小说的文体所写就的设计简史，想象一场凶杀案过程中所需要涉及的诸般物品之设计历史，新颖到令人咋舌。或许是太过于新奇，打破了杂志一贯的文风，又复被打了回来，彻底绝望的我只得再次求助，结果三易其稿的文泽尔终于临了交出了一篇合格的文章名为《谦卑的日常设计》。至此，当再被人问及文泽尔是不是我的时候，我必然斩钉截铁地说不是我，因为我完全没有能力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以那么多的异名之力来同时完成多个维度的书写。 后来由于杂志体量的扩大，文泽尔有时候都不得不写两篇甚至三篇文章在同一期杂志里，是故，他的异名也就一一浮现，从文泽尔到燕子卿再到钟欢，继而还有过一个德语的名字（据说是他导师的名字），每个异名所面对的题材、思维和风格都大异其趣，从少数派童话到盔甲流变，从博物收藏到讽刺漫画，从大卫·鲍伊的电影路到《花花公子》的实业帝国，文泽尔用每个分裂出来的异名，潜入崭新的领域，研磨、观察并书写。 《论语述而》中言：“子不语怪力乱神”，在中国尊崇某种知识的正统性，或许便是现今亟待破除的根深蒂固的“一神教”，而这本书所收录的诸篇便是文泽尔以各个异名在我担任《新视线》编辑期间所组建的“异教”，与佩索阿的精神救赎不同，文泽尔集结的是一座知识的巴别塔，他用匠人一般的执着缩短着与神的距离，与原始的距离，与真理的距离。有时我总会有一种臆想，那便是所谓的“文泽尔”是一个庞大的智者团体，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某个神秘角落，或许是隐僻的僧侣，或许是狂野的脱衣舞娘，又或许是无声无形的朝阳区群众，它们拥有关于这个世界的全部知识，每当我需要指点迷津，它们便派出这个领域的专家，以文泽尔的异名出现，陪我一程。 即便这四年间，我几乎每个月都有上万字以各种形式与文泽尔关于文章的互通有无，我也从来没在现实生活中亲睹过他的真容，即便我步步紧逼地要到了他的QQ、微信乃至电话，可是也只有他在暗处窥看我的生活琐碎，而我只能透过文字与他交流，且我们往往昼夜颠倒，时常都是留言模式对话，渐渐地我不仅接受了这样的模式，甚至接受了他作为异名者的现实，即便他在武汉开了图书馆，即便他和我聊过做电影和网站，又即便我们约好了要在北京一起喝酒吃饭。或许正如我们唯一在杂志的日本城市专题上联合署名的那篇万字长文的标题一样——《幻觉东京》，我们彼此都是以幻觉的方式进入各自人生的异名者，而随着未来的绵延，一定还会有更多的异名出现，在未知的领域，在未知的未来。 《新视线》前专题副总监 刘.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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