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引一小孩去河湾的回水沱，钓到了一条鱼。从此，小孩竟就迷上了这个去处，既磨性子，又有趣。以后小孩自己常去，也常有收获。

这个小孩就是本书作者，那个引去钓鱼的人就是迈克尔·侯易博士（Michael Hoey），他是系统功能语言学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学者；那条鱼则是他1991年出版的《篇章中的词汇模型》（Patterns of Lexis in Text）。大约是1992年下半年，在西南师范大学外语系中英合作项目中心的资料室，我无意间翻到这本书，书中有好些图示吸引了我（我有一个坏习惯，没有图例的书，直觉就叫我扔掉，因此，也错过了好些后来才“重新找到”的好书）！我把书借回，搁了一段时间并没有看；一个月期限到了，我准备把这本“词汇”书还掉时，才发现后面有一章是关于改造韩礼德语言理论模式的。我想这儿可能有大鱼。于是去复印了，开始阅读，遂为作者采用的方法、叙述方式、以及书中的内容深深吸引。

但我慢慢发现其中有些观点令人费解，于是开始了自己钓鱼的历史。

1994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为准备翌年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第22届国际系统功能语法大会”，我写出了语体方面的论文“Stylistic description and status of style”，其中有对侯易模式的阐释。但当时的探索仍然局限在语篇仅仅是一个“意义单位”的框架内。1996年6月在西南师范大学召开第四届全国话语分析学术研讨会，我提交了“试论修辞学的学科地位”，那篇论文的基本思想就是本书的雏形。1997年7月在重庆大学召开第五届全国系统功能语法学术研讨会，提交了“语篇主题概论”。1998年以后开始系统撰写计划中的其他部分，然后进行修改，直至近日。

一个观点的形成，从朦胧到清晰，其间多有反复；各章先后以论文形式独立写成，每一部分可单独阅读；最后将各个部分连缀在一起，又做了大量变动。

本书第一、二章是沿革；第三章是在多年琢磨的过程中形成的总模式；第四至二十二章是有关具体论证，其中第四至八章是有关语篇的概念功能及其相关范畴的，第九至十三章是有关人际功能及相关范畴的，第十四至二十章是有关信息功能及相关范畴的，随后两章是有关语言的隐喻化和美学化的个案研究；第二十三至二十四章是应用性的理论探讨；第二十五章探讨文化的本质；最后一章是本书的基本思想小结。由于笔者曾一度试图直接考察汉语，所以本书在语料选择上前后不一致，但由于本书的基本议题是普通语言学意义上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语言的普遍现象，因此关系不大。阅读时，可以先看这里的“前言”和最后一章“结束语”。

进入正题前，有一些基本概念需要说明。

第一，本书的基本模式中有两个概念，一是“维度”（Dimension），二是“过程”（Process）。据笔者的理解，语言有三个维度：首先，语言结构中有语义、语法和语音三个层次，构成一种横向关系（Transverse）；其次，以上各层次又有并列的纵深范畴（Longitudinal），包括并列的“概念”（Ideational）、“人际”（Interpersonal）和“信息”（Informational）意义及其相应的句法和音系层次等；再次，还有从语素到语篇的竖向组织关系（Vertical）。三者构成一个立体模式，协同完成交际过程中的相关语用功能。就过程而言，它指从系统中进行选择从而走向结构的过程，是语言维度形成的前提条件；“系统”仍从韩礼德的基本思想：对系统的选择就是语言的结构化过程，选择是在系统中进行的。于是，（相对）静态的系统和动态的选择连成一体。笔者把系统和过程分开来处理，以强调语言使用的动态特征；韩礼德是把过程看做系统本身的特点（Halliday, 1973；1996)。此外，如果没有明确说明，“功能”指语言的意义，包括概念、人际和信息范畴（见本书第三章）；而意义所体现的是语言的语用功能，包括“情景”（Situation）三要素，即“语场”（Field of discourse）、“语旨”（Tenor of discourse）和“语式”（Mode of discourse）。因此，本书作者认为，情景是意义的根源，也就是韩礼德说的“意义潜势”；而社会的“制度”(Institutions)和“文化”(Culture)（见本书第三章和第二十五章）则为语言提供潜在的框架，姑且称为“结构潜势”（Structural potential），包括韩礼德（Halliday, 1973）说的“语类结构”（Generic structure）和郎格克尔（Longacre, 1976）总结的“话语视角”（Discourse perspective），笔者称为“视角框架”（Perspective framework）。语言成分所包含的信息通过选择成为结构化的单位，包括词组，短语，小句和复句；小句和复句以上的篇章，其组织则需要结构潜势的引导。从情景到语义、语法和语音的横向过程与竖向的结构化（句法结构和语篇框架）过程，就是笔者所说的“语言的过程”，也就是本书所说的“体现”（Realization）的内涵。

第二，本书作者的语义观。按照韩礼德的见解（Halliday, 1973, 1978; Halliday & Matthensen, 1999），语言的意义是指储存在大脑里的经验知识（Experience）。而本书认为，经验知识不应该归入语言系统，因为经验知识属于社会符号系统的范围；语言的意义是在系统选择的过程中结构化了的层次，用韩礼德自己的话说，就是语法的“语义范畴”（Semantic categories）；韩礼德是把语言的语义和形式范畴一起看做“词汇—语法”（Lexicogrammar）的，具体表现为语言的“语素”（Morpheme）、“词”（Word）、“词组”（Word group）、“短语”（Phrase）、“小句”（Clause）和“复句”（Clause complex）这样的“级阶”（Rank）。笔者认为，语言级阶的上限不是小句或复句，而是“语篇”（Text），是由小句或复句的语义、语法和语音范畴组织起来的。这就是本书要讨论的基本议题。因此，这个意义上的语篇与韩礼德（Halliday, 1978）的“语篇”——即“语篇是一个社交语义单位”（Text as a sociosemiotic unit）的看法是迥然不同的。

韩礼德与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 1933）的看法一致，认为语言的意义是无法彻底弄清楚的；在笔者看来，这是他们认识上的必然结果，因为他们将社会符号系统（即人类的经验知识）看做是语言系统的一部分，而忽略了选择过程中语用策略的参与带给真正的语义的影响。比如，仅看On the fifth day they arrived at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第五天他们抵达山顶）一句，还看不出什么问题，但如果将上一句的意思换一种方式，说成The fifth day saw them at the top of the mountain（直译：第五天见他们到了山顶），人为因素就很明显了。也就是说，语言系统——包括成分和由成分最终表征的结构——应该和经验知识系统区分开来处理。这样不仅可以为不同学科划分相对明确的界限，各司其职，还有利于更好地研究相关领域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认识语言，弄清楚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前言〖〗〖〗[]Ⅴ〖〗第三，还有一种语义观，即意义仅仅是话语指向的一种意向（Intention）。持这一种观点的有斯巴布尔等人（Sperber & Wilson, 1986）。这显然是套用纯粹现象学“意向论”的观点。这样，研究意义就是纯粹研究说话人的意向，语言符号本身没有意义层次，也就不可能有其结构之说了。笔者认为，这种硬套现象学意向论的做法不妥。打个比方，如果把意向比做风，把湖水比做经验知识，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与湖面泛起的波纹有关的那一层湖水比做意义。又比如，一团毛线与毛衣是两样东西，但当毛线被织成衣服以后，毛线便成了服饰的一部分，编织毛衣的双手和编织方式才相当于意向；而别的毛线可看做等待成为别的毛衣的“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同理，意向一旦进入“能指—所指”关系，自身便掩藏在语言之中。所以，我们不能说意向就是语言使用过程中的意义、或者“言外之意”。我们应该把意向本身和由意向支配而产生的、结构化了的意义区别开来。语言系统的意义是解读说话人交际意向的依据，两者常常不一致（如正话反说）就说明两者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当然，这并不排斥说话人意向的多重性：除了由语义结构直接体现的意向外，可能同时有多个别的相关意向。总之，笔者主张将“意向”和“意义”区分开来，看做两个层次：前者是认知情景的，后者是语言的；从“意向”到“意义”有一个中间调节过程，这就是语用策略的运用，后者也是语言的隐喻性和美学性产生的基础。

至此，我们就有三种意义观。一是指语言编码以前的、非结构性的经验，即知识系统；这一观点反映在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1943，1954）、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1933）、弗思（Finth,1957）、韩礼德（Halliday,1973, 1978, 1985/1994; Halliday & Matthensen, 1999）的论著中，尤其是韩礼德有系统论述。二是指当今语用学派所说的“言外意义”或者“话段意义”（Utterance meaning）（如Austen, 1962; Searle, 1969; Dik, 1997等）。三是韩礼德等人说的“语义范畴”，即笔者在本书里集中阐述的言内意义。此前，这三种意义观混在一起，而其根源是在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那里，因为他们把经验知识和概念等混为一谈，比如“主语”（Subject），既是事物，又是谈论对象，还是有关名词性成分。

第四，有人认为语言的语音系统就是物理的声波流程，因而音系学（Phonology）就成了语言学的边缘学科（见本书第一章）；与此一脉相承的是关于书写（Writing）在语言学中的地位问题，即书写文字与物理的语音声波一样，都起着体现语言形式和意义的作用，或者说，言说（Speaking）和书写（Writing）两个符号系统分别是语言的听觉和视觉能指（Sampson, 1985；Thibault，1996）。事实上，这一误解可以追溯到普通语言学之父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那里。他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一书中有专门论述；这或许与当时心理学的发展水平有关；现代普通语言学之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此基础上才有了新的认识；而索绪尔的观点与近几十年来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在当代，马歇尔·麦克卢汉（Mcluhan, 1964）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媒介即讯息”。其实，在他的代表作《理解媒介》一书中，这一命题的真正意思是：媒介对讯息具有直接的制约作用；他本人也对“媒介”和“媒介内容”做了明确的区分。如果认为语言的音系层就是言说或书写过程这样的物理行为本身，笔者有两点不赞同的理由。一是从音系的最小单位“音位”（Phoneme）的特征看，可以看出语音系统的非物理性；直言之，音位是以物理语音流程为基础的一种认知抽象单位。其二，如果坚持系统的物理声波和书写文字系统是语言的一部分，就混淆了人的代码化认知操作和由此支配而产生的言语行为。具体而言，我们不能因为日语也使用大量汉字便认为日语和汉语是同一种语言；其实，日语和汉语连亲缘关系都没有！然而，从语言的语音系统和言语的物理声音的相互关系来看，语音学和音系学的研究是彼此参照的，无法彻底分开，这也是目前有人主张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的根本原因。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语音学的研究对象是言语过程中的物理声音，包括其产生的方式和部位；而音系学的研究对象是由此对应的认知体，是由意义统摄的心理意象。这样也保证了语言的同一性。

第五，“话语”（Discourse）和“篇章”（Text）两个概念的同与异。侯易等伯明翰学派做出这样的区分，是为了把语言使用过程中涉及的非语言因素和纯粹的语言因素区别开来，这当然是可以的（见本书第一章）；韩礼德把两者看做同一概念，只有交流媒介（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所产生的结果的不同，而不是过程背后的交际角色关系问题。因此，彼此并无矛盾之处。只是“话语”的外延有差别：韩礼德的话语或篇章相当于侯易的狭义的话语；广义的话语还包括交际过程中的非语言因素。本书第一章在介绍侯易的相关概念时有具体说明。

最后是主题、信息两个语义范畴和概念意义的关系。这个问题早就有学者做过明确论述。如阿戴莫克（Adamec, 1966）指出，信息应该分为两种，一是物质性信息（Material Information），指向现实中的事态（State of Affairs）；二是实际信息（Actual Information），即说话人在具体情景中将物质性信息，以新闻价值的方式传递给听话人的信息（见Dahl, 1969: 7—8）。实际上，这是对马泰休斯“实际切分理论”的进一步阐述。从系统功能语法三元理论的角度看，物质性信息相当于语言的概念意义，而实际信息则为我们说的信息意义。

顺便提一笔，本书毕竟是一种理论尝试，部分读者阅读起来可能有一定困难。为此，笔者已以本书阐述的语言模式为基本出发点，编写了一部有关三维语言模式的入门性教材《语言导论新编》，即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读者可将两书结合起来阅读。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胡壮麟教授。他常常不惜花去大量时间，不厌其烦地为我讲解疑难；每当看法不一致时，他会长长地舒一口气，换一个角度重新陈述他的看法。他还以他特有的方式启发我思考、锻炼我的眼力。其耳提面命之情难于尽表！他教导我说，要发展系统功能语言学，必须跳出去，从其他学派那里获取有价值的东西；他又以实际行动告诫我，仅仅局限于语言学本身的成果，也难有长足的发展。虽然这本导论性的小书只是一个尝试，其中必有不成熟甚至谬误之处，但从其他学派（包括生成语法和迪克的功能语法）或其他学科（如中国文化）那里吸取的营养，明眼的读者是不难看出的。他毫无保留地给我拿出长期以来他从国外搜集到的相关资料。成稿后，我把书稿交给他，是想他老人家给做个序，因为其中好些章节是在他直接指导下写成的，应该没有多大问题。没想到，2000年暑期大热的天，他又审读了全书，进一步指出了其中的诸多疏漏。为此，每当想起他那1600度近视眼镜后面一对突出的眼球时，我除了感激，更多的是愧疚！无论是学业还是生活，先生和师母陈文琦女士对我都是关爱有加！先生那容而有大、虚怀若谷的操行，“学到老、活到老”的品性，“有教无类”、求而必应的师风，可蔽之一言：攀千仞眼观云天外，育春风脚在泥土中。本书出版之际，将是先生70华诞之时，谨此祝愿先生健康长寿，祝愿他大半生积极奉献的中国外语教育事业更加繁荣昌盛。

多年来，在我思想的形成、本书成稿以及生活学业诸方面给予了指点、帮助和鼓励的还有无数师友，如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荣休教授韩礼德（Halliday）博士，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格里夫斯（Greaves）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卫志强教授和沈家煊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所刘润清教授、姚小平教授、王克非教授、韩宝成博士以及陈章云先生，大连外国语学院汪榕培教授，《外语与外语教学》主编张后尘教授，台湾清华大学曹逢甫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戚雨村教授和黄任教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王彤福教授，对外贸易大学杨潮光教授，复旦大学朱永生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钱冠连教授，《现代外语》诸位编辑，上海辞书出版社陆嘉琪编审和徐祖友编审，南京师范大学程琪龙教授，中山大学黄国文教授，青岛海洋大学张德禄教授，厦门大学杨信彰教授，四川教育出版社连真然编审，南开大学刘叔新教授和马庆株教授，国际关系学院杨慎生教授、北京大学王逢鑫教授、胡家峦教授、申丹教授、高一虹教授、姜望琦教授、钱军博士，清华大学方琰教授、刘世生教授、杨永林教授、封宗信博士、范文芳博士、崔刚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田贵森教授、王蔷教授，四川外语学院龙日金教授，西南师范大学江家骏教授、陈治安教授、刘家荣教授、李力教授、罗益民教授，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李战子教授，重庆大学韩其顺教授，以及中国高校功能语法教学研究会、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辞典专业委员会内外其他诸位师友！

在我心性成长的关键时期，我的舅父杨震老人对我产生了直接影响：他并没有因为大半生的不幸和孤独而蓄怨，更没有因此而降低他那高贵的人格。其深厚的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功底、刚正淳朴的秉性、字字珠玉的谈吐风格、俭朴的生活方式，是我学业和生活无穷的力量源泉！

本书能够面世，还得感谢好友封宗信博士和崔刚博士穿针引线，鼎力说项；吴锦女士、覃学岚先生和周维老师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而在校样面前，我十足一个小学生，一页一页看老师在作业本上批注的圈圈点点；清华大学出版社高瞻远瞩，令人感激和钦佩。当然，本书还可能存在的疏漏或谬误，其责任应在作者本人；乞望大家不吝指教，笔者将继续努力，不断修正。

有人说：要批评别人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本书中存在不少与前人有别的观点，这似乎表明，我站在前辈巨人的肩上说他们不如我高。其实，无论如何，前人都或多或少为我们后学提供了成长的养料，对于他们建构的认知大厦，我们或者重新摆弄其中的家具，或者给它涂上新的颜色，或者在周围增添辅助设施，如是而已！

在此，我谨将这本导论性的小书，献给那些在我成长过程中抚育、栽培和帮助过我的父母师长和亲友家人，祝愿他们健康、愉快、平安！

彭宣维2001年1月于北大48楼2035室

再改于2002年3月北师大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