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趁这个机会，回顾一下我从事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历程。

我念大学时，主修翻译和英语语言学。那时候，翻译课程的主要内容是翻译练习和文学翻译批评；没有专门的理论课，读过的理论，就只有严复、赵元任、奈达等。念硕士时，又读了卡特福德的理论。纽马克的著作是硕士毕业以后才看的。在那个时期，我的兴趣主要在翻译实践，尤其是幽默文学的翻译。念本科时翻译了王尔德（Oscar Wilde）的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张南峰1987a）。念硕士时，我把许多精力放在翻译王尔德的另外三出喜剧，论文（张南峰1987）则得过且过。从事翻译教学之后，又用了五年的业余时间译了《好的，首相》（Yes Prime Minister)（张南峰1993）。

我在翻译时，比较着重译文的艺术性和戏剧性，尤其是为了译出源文双关语的幽默效果，不惜改动上下文，而且在翻译戏剧时用了不少方法来克服文化隔阂（译例见第14章、第18章）。在翻译《好的，首相》后，我提出了一个所谓“艺术等值”的翻译标准，还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译者必须做到三件事：第一，忠于作者；第二，与作者心灵相通；第三，敢于与作者比赛，就是说，你写得好，我要翻译得比你更好（张南峰1993a：574）。但是，我采用的翻译策略，并不符合中国的主流观念，这使我吃了一些苦头：出版社请一位英语教授审核我的《王尔德喜剧选》（张南峰1990），得到的评语是“错漏百出”，差点令我的译文无法出版。

我的翻译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奈达“等效论”影响的，所以我想从奈达那里为我的实践寻找理论根据，于是比较深入地阅读奈达的著作，但结果令我失望。后来，我读到吉迪安·图里的一句话：“如果理论不能解释翻译活动中发生的每一种现象，那么，有缺陷的、必须改正的，是理论而不是‘有问题’的现象。”（Toury 1980: 62）这才猛然醒悟：翻译理论家没有资格规定我应该怎么译，所以局限于制订标准的翻译理论是没有多大用途的，是不一定要理会的。但图里这句话不是说，理论必然有问题，翻译现象必然没有问题，所以也不能用来作为“再创作”或其他一切翻译策略的理论根据（见许渊冲1997：122）。

[]中西译学批评[]前言[]那时候，我所在的学系，教的主要是翻译课程，但名为“应用语言学系”，由语言学家主政。主政者在中国语言学界颇有名气，但没有多少翻译实践的经验，也没怎么做过翻译研究，却主导翻译课程的设计，指导翻译研究的工作；而负责翻译实践和理论课的教师，大都只有实践经验而没有多少研究经验，而且大部分没有博士学位，所以理所当然地受到歧视甚至压迫。于是，我决心要攻读博士，找一个语言学以外的而且没有应用价值的研究题目，以证明翻译学本身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科目。最后，我从西方的文化学派那里找到了理论框架。

当时，香港还没有土产的翻译专业的博士生，也几乎没人知道西方有这么个学派，Gideon，Toury，James S. Holmes，Itamar Even\|Zohar这些名字，更是闻所未闻。所以我步我的一位硕士导师的后尘，1991年开始以兼读的形式在英国的华威大学读博士。

在读博士的头三年，我受到了很大的文化冲击。“value judgement”（价值判断），“unsubstantiated”（缺乏事实根据），“opinion”（意见），“journalistic”（新闻文体）是我常常得到的评语。那时候我才认识到，西方的学术传统和中国有多大的不同。

我有些同事和学生，曾对我不再做文学翻译表示惋惜，但我倒不曾后悔过，因为我觉得，我在批判中国传统译学、引进西方译论方面能做的贡献，似乎比引进西方文学作品方面能做的贡献要大一些。

我在内地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走出死胡同　建立翻译学”（张南峰1995），引起劳陇先生撰文反驳（劳陇1996）。而这两篇文章，据说“引起了轩然大波”（孙会军，张柏然2002：4）。1999至2001年间，又出现了另一场规模更大的辩论。在这两次辩论中，主流观点是翻译学可以建立而且应该建立。

早在1987年，谭载喜（1987）就发出了“必须建立翻译学”的呼声，但是没有引起很大的回响，原因似乎是这种观点在当时来说“超前量”太大了。在十几年间，这种呼声从没人理睬、到招来批评、再到引起共鸣，可见翻译学或翻译研究在中国已有很大的发展。

我没有参与第二次辩论，主要原因是觉得这场辩论只是起因于一些人的概念混淆和无知。所谓概念混淆，就是把翻译活动与对翻译活动的研究混为一谈，把学科与科学混为一谈，把应用翻译学视为翻译学的全部而无视纯翻译学的存在。所谓无知，就是对西方翻译研究的认识似乎止于奈达和纽马克，却推断西方没有建立起翻译学，例如下面这段话：国外译界是否认为“翻译学”已建立？笔者资料甚缺，但仍可以作个推测。如果国外有许多肯定“翻译学”已建立的文章，且令人信服，或至少在部分人看来可取，现在我国专攻翻译理论研究的大有人在，恐怕不会不译介。（张经浩1999：45）关于概念的问题和西方翻译学的发展，我早已说过（见第1、2、6章），这里只想补充一点：西方没有权力机构硬是把翻译学划为三级学科，没有“博士点”之类的关卡来限制博士生的研究范围，例如，英国有的大学会颁授“翻译学哲学博士”学位；有的大学虽然颁授的是“应用语言学哲学博士”学位，但论文的讨论范围可以是没有应用价值的纯翻译研究。也没有人公然否认翻译学的存在或质疑其学科地位；这个问题在西方根本不是问题，或者说是个“non\|issue”。所以，一些翻译学者虽然也曾宣布翻译学已经建立（见第1章），却不觉得有必要详细论证。他们只需让事实说话，透过出论著、办刊物、招收研究生、组织研讨会等实际的工作，让翻译学自动建立起来。

许钧（1996：3）曾得出“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认识上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的结论，我当时也十分赞同（见第3章）。但是，近几年来，这个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了。例如，踏入21世纪之后，《中国翻译》及其他刊物所刊登的纯理论研究论文越来越多，而且这些论文反映出作者对西方最新的理论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中国学者近几年来在国际期刊上也发表了不少论文。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近两年读过的几篇大陆的博士论文，看来已经达到国际水平，毫不逊色于翻译研究比较活跃的一些西方大学的博士论文。

本书第一篇的6章，除第3章曾在香港发表之外，其余都是在大陆发表过的，这次作了一些修订。这些文章，主要目的是要指出中国传统译论的局限性，并且引起争论；言辞也许有过激之处，但读者知道我的个人经历之后，也许能理解我的用心。另外，正如马会娟,管兴忠（2000）所指出的，我对大陆译论界的某些看法，例如主流支流的划分，可能失之偏颇，这是对大陆情况了解不够之故。但是，我相信，由于我处在两个文化交汇的地方，所以能够较清楚地看到中西译论在整体上的差异和差距。

第二篇的3章，批评奈达、纽马克的理论以及目的论。挑选这三种理论，是因为它们在西方的应用理论当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前两者还在中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第7章根据我在Babel发表的一篇论文（Chang 1996）改写而成，其后两章则是新写的。第9章总结了我对应用理论的看法，就是所谓翻译标准，并非永恒的真理，而是一些有文化特殊性的规范，会随时空而改变，而试图制订标准的理论，甚至不一定能反映这种规范；应用理论的出路，在于增强描述性，减低规范性。

在这里，我想再强调一下应用理论和纯理论的分别。应用理论的目的是指导翻译，纯理论的目的是指导对翻译现象（包括译文、译者、委托人以及一切影响翻译的因素或受翻译影响的现象）的描述研究，包括对应用理论的描述研究。当然，两种理论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启发，例如，许渊冲（2003：54）问：“好的译文如果不符合理论提出的标准，应该修改的是理论还是译文？”这个一针见血的问题，灵感就来自上面引述的图里的那句话（参见许渊冲1997：121\|122）。有些理论可能兼有两种功能，例如德拉巴斯替塔（Dirk Delabastita)和艾克西拉(Javier Franco Aixelá)的理论（见第13、14章），但两种理论的基本取向是不同的。纯理论并非“从理论到理论”（许渊冲2003：54），而是从学术研究的实践到理论，再回到实践（参见Toury 1995: 266）。

我无意贬低（我认为好的）应用理论的社会价值。如果允许我暂时脱下学术研究者的帽子，戴上翻译工作者的帽子说话，我十分欣赏许渊冲的“竞赛论”。我个人的翻译观，似乎与许渊冲十分相似，这一点各位读者也能从本书所举的一些译例看出来；而且，上文提到的“三件事”，第三件就是“敢于与作者比赛”，跟许渊冲的论点可谓不谋而合。当时我已拜读过许先生的译作，也十分佩服，但没有拜读过他的译论。但是，戴着学术研究者的帽子，就只能“描述”说，“竞赛论”增强了中国应用译论的多样性，但有两个局限：第一，由于它是反传统的，所以并非人人可用，而只有地位较高的译者才能用（我译王尔德作品，用了类似的策略，就差点儿出版不了）；第二，文学翻译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目的，与源文竞赛不是唯一的。学术研究者既然只会判断译文是否达到了预期目的而不会评判译文好不好，所以通常也不会评判某种规范性的应用理论是否会比其他理论导致较好的译文。如果许先生认为“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是全世界最高的翻译理论”（许渊冲2003：54），要“走向世界”（许渊冲1999：9），那最好就是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接受国际（应用）译论界的检阅。

学术研究者当然不能完全避免价值判断，但他们的价值判断是基于学术理由的。在他们看来，一种理论值不值得研究，很大程度上要看这种理论有没有学术性，或者说复杂性，即是否升华到很高的理论层次。奈达、纽马克的理论以及目的论值得研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达到了较高的理论层次，尤其是奈达的理论。图里就说过，奈达和卡特福德的理论虽然不能提供一种工具，用来描述已发生的现象而不带价值判断，但这些理论证明了翻译研究可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给了他很大的启发（Toury 2000: 278\|279）。起码来说，这些理论，每一种都有几本书详细论述。对比之下，严复的所谓理论，短短千余言，本身没有多少研究价值，研究者感兴趣的，通常只是它的社会影响。这类三字经式的理论，如果用学术标准来衡量，似乎有点简单化的倾向。如果笔者愿意，也可以弄一个“忠通赛”理论出来。

第三篇批评西方一些普通的和针对特殊问题的纯翻译理论。前三章主要批评我目前比较关注的多元系统论以及操纵学派另外两位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和特奥·赫曼斯（Theo Hermans）的理论，并对多元系统论提出了比较详细的修改、扩充建议。这三章主要根据我在Perspectives和Target发表的两篇文章（Chang 2000, 2001）改写而成。我以前的中文论文，很少批评西方理论，因为我觉得论文应该针对读者，批评谁就在谁那儿发表。第一篇文章先投到Target编辑之一的乔塞·朗贝尔（José Lambert）那里，但石沉大海无消息，才改投Perspectives。后来我向图里询问，他说，朗贝尔没有复信的习惯，于是我把第二篇文章投给他。也许里头有些批评很激烈，所以图里有点生气，但毕竟没有影响他的学术判断。经过一些争论后，我作了一些双方都能接受的修改，就刊登了。第13、14章介绍分别针对双关语和文化专有项两种特殊翻译问题的理论。我认为，这些理论比中国的同类理论先进，并且适用于对中国翻译现象的研究，但也提出了一些技术性的修改建议。这两章曾在大陆发表，但也作了修订。

第四篇的五个案例研究，对象包括别人和自己的译本。这些研究，大部分相当简略，但相信可以证明，文化语境中的翻译研究是个广阔的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以前也做过比较传统的文学语境中的翻译批评，但后来觉得纯文学的视角太狭窄了，不能全面解释翻译的一切决定因素。第15、16章，取材自一些发表过的论文，然后重新整理或翻译，并加上了一些新观点；第17章原是Target论文（Chang 2001）的一部分，旨在演示如何应用我的多元系统论精细版。第18章译自Chang 1998b，但按照中国的国情作了些增删改动。这篇文章原本在The Translator的一个专号发表，特约编辑是劳伦斯·文努提（Lawrence Venuti），所以也顺带批评了一下他的异化理论。

本书各章所据论文，大部分均在国际或港台刊物发表。因此，相信本书对大陆翻译学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中四篇（张南峰2001；Chang 1998, 1998b, 2001）曾获得“宋淇翻译研究论文纪念奖”。

总括而言，我写这本书，主要是想向读者传达这样的信息：

中国传统的翻译研究，是以忠实于原文为最高目标的应用翻译学，目的在于寻求一种指导翻译实践的统一的、绝对的翻译标准，其结晶是“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而且，这种研究大体上是印象式的，无系统的，因此也是缺乏学术价值甚至实用价值的。奈达、纽马克等西方学者，把语言学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提高了这门学科的理论性和学术性，但他们未能摆脱应用导向，并且忽略翻译与权力、意识形态等等语言之外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成就有限。使翻译学成为独立学科并走向中心的，是近三十年来西方流行的文化语境中的翻译研究。西方的各种新理论虽然并非完美，而且各有其局限性和文化特殊性，但只要加以修改，就适用于研究中国的翻译现象。

最后，感谢岭南大学研究及高等学位委员会支援并拨款资助本书的撰写。

张南峰

中西译学批评总序

序言

第一篇中国传统译学批评

第1章走出死胡同建立翻译学3

第2章对翻译学科的东张与西望11

第3章中国译论传统剖析23

第4章从奈达等效原则的接受看中国译论研究中的价值判断33

第5章中国翻译学与翻译学的关系43

第6章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看中国翻译研究的过去与未来53

第二篇西方应用译论批评

第7章奈达译论批评71

第8章纽马克译论批评93

第9章目的论批评111

第三篇西方纯译论批评

第10章多元系统论批评137

第11章两种文化转向147

第12章多元系统翻译研究的前景159

第13章德拉巴斯替塔的双关语翻译理论在英汉翻译中的应用169

第14章艾克西拉的文化专有项翻译理论与中国理论的比较187

第15章幽默传统和意识形态对《傲慢与偏见》两个译本的影响207

第16章《红楼梦》两种英译背后的规范215

第17章决定《小世界》译本面貌的多元系统229

第18章《好的，首相》的翻译目的与翻译策略的关系235

参考文献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