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前波让后波

——对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回顾和瞩望

传播学的研究与教学，在我国已有近20年的历史。其间虽然经历了一些风风雨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飞速发展，立足当代、面向未来的传播学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传播学列入研究生培养科目，使之成为新闻传播学这个一级学科下属的两个二级学科之一，更为传播学的腾飞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机。此书的问世，从大的背景上看也应归功于此。

这部教材的出版恰逢世纪之交。巧的是，另外两部全国性传播学教材也在此时先后面世，这就是教育部“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系列中的《传播学教程》

（郭庆光著）和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系列中的《传播学概论》（吴文虎主编）。此时此刻，回顾传播学在我国的风雨历程，就有了别样的历史意味和蕴涵。

迄今为止，我国的传播学研究经历了三代人的辛勤耕耘，每一代人都为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尽了自己的心力，在孜孜矻矻的探求之中，留下许多颇堪回味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成果。

第一代的开山人物，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资深教授张隆栋先生和

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郑北渭教授为代表。

曾任教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张隆栋先生，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系刊《国际新闻界》

时，就开始追踪新起的传播学研究。80年代初，

他又在复刊后的《国际新闻界》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详尽介绍和评析传播学的长文。这组文章内容广博，材料翔实，脉络清晰，新人耳目，可谓第一代研究者给人印象最深的力作。与此同时，郑北渭先生也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上接连撰文，评述传播学，俨然与张隆栋先生形成一种南北

呼应之势。

此外，曾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的苑子熙教授、曾任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副所长的李启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主任的张黎研究员和陈崇山研究员等，均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第一代传播学研究者，为我国传播学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首屈一指的贡献。如李启教授参与翻译施拉姆的代表作《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今天看来译文虽然不无值得推敲之处，但作为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传播学权威译著，其影响还是无与伦比的。

在第一代传播学人开天辟地诸般努力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当数1982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组织发起（

由此形成了以后历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均由该所主办的传统），

会期3天据《国际新闻界》1982年第4期刊发的《西方传播学研究座谈会综述》（徐耀魁、黄林）一文，会期是23~25日。而据《新闻战线》

编辑部1982年12月5日编发的内部材料《报纸动态》

［82］第34期上的《怎样认识和研究西方传播学——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供稿）一文，会期则是23~26日。，

参加会议的代表30余人，分别来自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广播学院、新华社和《新闻战线》杂志社等新闻教学、研究

和实践部门，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一大成果，

就是明确了我们对传播学的基本态度，即后来广为流传的

16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世界新闻研究室： 《怎样认识和研究西方传播学——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在京举行》，刊《报纸动态》［82］第34期，4页，北京，《新闻战线》编辑部1982.12.5。

同时，会上还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翻译介绍几本有权威性、代表性和比较科学的传播学著作，以便对西方传播学的全貌能有比较全面的准确的了解； 可在我国有关报刊上发表一些有分析性的文章； 有关院校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可开设传播学的选修课。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世界新闻研究室： 《怎样认识和研究西方传播学——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在京举行》，刊《报纸动态》［82］第34期，4页，北京，《新闻战线》编辑部1982.12.5。

可以说，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传播学正式引入中国。此后，传播学的研究与教学便开始逐步展开，与此同时第二代传播学者也脱颖而出。

第二代多属第一代的学生，其中佼佼者包括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范东升、曾执教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陈韵昭（后定居香港）和居延安（后赴美留学）、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的徐耀魁和现任该所传播研究室主任的明安香、曾任暨南大学新闻系主任的吴文虎以及兰州大学的戴元光和浙江大学的邵培仁等。

与第一代的“重点进攻”相比，第二代的研究更像是“全面进攻”。也就是说，他们更加注重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不再满足于草创阶段的“零打碎敲”。他们或著书立说，或登台授课，显示了指点江山议论风生的思想锐气。在这场向传播学领域发起的全面进攻中，有一些硕果至今令人难忘，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现已改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传播学（简介）》一书。这部1983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传播学书籍，其中的10篇文章和3篇附录在传播学刚刚引入中国之际，对人们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与此同时，陈韵昭先生

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开设的传播学选修课，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和普遍反响，

她的讲稿深入浅出，活泼有趣，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系刊《新闻大学》连载后颇受欢迎。另外，由她翻译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福建人民

出版社1985年版），是一部为不少美国大学所采用的教材，内容通俗

，讲解清楚，其作者之一坦卡德就是施拉姆培养的博士。这部较之《传播学概论》更加浅显实用的译著，出版后也广受好评，对普及传播学知识、

推动传播学研究产生了显著功效。最近，我国第一位新闻学女博士、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研究员郭镇之又组织翻译了该书的第4版，名为《传播理论： 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除了纯粹的传播学理论研究之外，第二代里一些受传播学影响的相关研究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里，我们只提三部各有千秋的著作。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开明出版社1993年版），

此书以精深的研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思想做了详尽的阐述，为我们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把握传播及传播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

； 二是北京大学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系龚文庠教授的《说服学》（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从说服的角度探讨了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方面的许多问题，观点新颖，资料翔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创新之著； 三是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的孙旭培研究员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这部书从传播学的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重新进行审视和梳理，提炼了一系列植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规律，是传播学本土化的一次尝试。

如果说第一代的里程碑是1982年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那么第二代的形成标志就是1986年的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这是第一次名副其实的全国性传播学会议，不仅代表广泛，人数众多，而且议题丰富，讨论热烈，从中折射出当时

传播学研究如火如荼遍地开花的盛况。这次会议有两点突出之处： 

其一是围绕吴文虎教授提出的一个传播学框架体系而展开的深入探讨，由此显示了大家对系统理论的共同追求； 

其二是开始关注欧洲批判学派的研究，当时还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的王志兴（后来赴英留学），在会上提交了一篇关于批判学派的论文，引起了与会者的浓厚兴趣。

当然，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真正意义，还在于全面推进了我国传播学的研究。这次会议之后，传播学才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其主要表现一是各大学纷纷开设传播学课程； 二是一批高水平的传播学译著接连问世。如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祝建华（后赴美留学获传播学博士学位）等翻译的《大众传播模式论》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博士颜建军等翻译的《大众传播通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复旦大学新闻系博士张国良翻译的《大众

传播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黄煜（后来赴英留学获传播学博士学位）

等翻译的批判学派的《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等，就属其中著译

俱佳的上乘之作，时至今日仍是人们研习传播学的经典。

不言而喻，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国内风起云涌的政治风波，也给学术界带来波涌浪翻的激荡，传播学的研究同样如此。尘埃落定之后，学术界开始进行冷静的反思和积极的调整，整个学风由此发生了显而易见的转变； 喧嚣浮躁让位于冷静沉潜，思想启蒙让位于学术建设。如果说80年代的学风是“热风吹雨洒江天”，那么90年代的学风则是“冷眼向洋看世界”。

就在这意义重大而悄然发生的转变过程中，传播学的第三代学人逐渐崭露头角。第三代与第二代的差异主要不在于年龄，真正隔开这两代的分水岭是知识

结构与研究姿态。第三代基本都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进入大学的，经过比较

系统的专业学术训练，大都获得博士学位，有的还在国外留过学或做过访问学者，比较熟悉当代国际学术界的状况和趋势，具有较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较为系统的知识结构。

尤其是他们更倾向于“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姿态，在研究取向上

更倾向于纯粹的学术探讨。或者说，

他们首先关注学术自身的价值，以及中国学术与国际学术的关系，其次才考虑应用层面的问题。从积极的方面看，这种姿态固然有利于传播学学科的正规建设，进而启动我国传播学研究走向世界的步伐； 

而从消极的方面看，有时也难免落入“象牙塔”中而与生动活泼日新月异的

传播实践相隔膜。无论如何，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第三代研究者已历史性地肩负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使命。

如果说第一代传播学人的贡献在于“线”上——开启一道门缝，第二代传播学人的成就在于“面”上——使传播学研究全面铺开，

那么第三代传播学人的作为就在于“点”上——针对不同的侧重点深钻细研。举其

要者，可以列出如下一些代表：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喻国明，在实证研究

方法以及舆论调查领域建树颇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在青少年与媒介的研究方面声誉卓著； 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研究员郭镇之，专攻议程设置理论；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系教授张咏华，在大众传播社会学上取得了国内领先的研究成果； 浙江大学新闻传播系系主任黄旦博士，对新闻传播学做了精深的思考； 清华大学传播系留日博士崔保国，在信息与信息

社会的研究上独树一帜； 暨南大学新闻系留法博士陈卫星，对欧洲传播学的

研究多有创获，他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上的长文《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被《新华文摘》

所收录，成为该刊创办20年来刊登的第一篇传播学文章……有鉴于此，

1998年，以出版新闻传播学书籍而知名的新华出版社，甚至策划了一套“新闻

传播学博士文库”，其中已经收录或将要收录的选题，有的就属于这类在“点”上有突破的成果。

除了“点”上的突破之外，第三代在一般传播理论的研究上也向纵深推进。如李彬的《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

段京肃与罗锐的《基础传播学》（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胡正荣的《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版）、张国良的《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和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版）等，都各具特色，广为流传，几乎成为当今传播学基础理论方面通用的教科书或参考书。尤其是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在迄今已有的众多同类书籍中，堪称体系完备、内容丰富、材料翔实、论述精当。

如果说，作为第一代贡献的标志是1982年的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作为第二代成就的象征是1986年的全国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那么作为第三代崛起的契机就是1993年的全国第三次传播学研讨会。称之为契机，有两个原因。

一是这次会议与上次会议相隔了7年，当全国的传播学研究者再次汇聚一堂时，人们发现第二代的大多数已风飘云散，硕果仅存者寥寥无几，而且大多也都处在“交班”的状态； 二是自这次会议之后，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就固定为两年一次，每召开一次新人就多出一批，等1999年全国第六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召开时，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成为第三代的一统天下了。

站在世纪之初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传播学的第四代是不是已如地火奔突、蓄势待发呢？作为受到第一代和第二代栽培滋养的第三代，我们在感念前辈的同时，怎能不热切期望新人的出现，期望他们把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按照历史的辩证法，我们深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为，每个人的一生能够做成一件富于创造性的事情已属不易。虽说与时俱进历久弥新的大家代为不绝，但一般人的创造力毕竟有限。当一个人的才情才华才智才思挥洒殆尽时，为更年轻的一代让路就属明智之举了。

长江后浪推前浪，流水前波让后波。在这部传播学教材的前面写下这篇不似前言的“代前言”，既是对前人的感念，也是对自己的反思，更是对来者的瞩望。

李彬2000年6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