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者前言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一部鲜活的文献，它现在的价值， 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过它在 1859 年初版时的价值。《物种起源》 既是一门主要科学学科的奠基之作，又是一部鼓吹新世界观的 哲学论证，更是一部科学著述的杰作。仔细阅读这本书，可以 打开一扇窗户，让我们观察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界；可以让 我们探究这些思想发酵、争论的文化背景。这一窗口，还展示 了 19 世纪人们对科学的追求——当时，专业性科学正处于幼年 时代，学者们开始优化“以科学作为方法，认识自然世界”这 种思想。而作为一部科学杰作的《物种起源》，我们则要感谢著 名博物学家、物竞天择原理的共同发现者——阿尔弗雷德·拉 塞 尔· 华 莱 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 —— 他 打 断了达尔文撰写“论述这一课题的鸿篇巨制”的计划，改而向 我们贡献了伟大著作《论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达尔文抱 歉地称《物种起源》是一部“摘要”，而勇敢面对这一 490 页大 部头的学生、学者，得知这是一部“摘要”则总是会低声轻笑。 不过，这的确是达尔文所设想之论著的一部“简写版”，与达尔 文所设想之巨著相比，这部“摘要”缺少应有的文献来源注释， 也缺少达尔文汇集的支持其论证的大量范例、样本。其结果是：
《物种起源》的行文风格平易近人，优于计划要写的那部“物种 大书”。《物种起源》行文紧凑，但也不乏韵律、文采。书中的 论证得到了案例研究、数据和各种现象的支持；但是，它们都 以一种叙事文体呈现出来，这在当时严肃的科学著作中堪称是 一种不同寻常的做法，而且效果良好：扩大了这本书的受众群 体，嘉惠了更多的读者。
《物种起源》在整个社会激起回响、波浪，就这一方面而言， 它超过其他任何一部“分水岭式的科学文献”；它的影响涉及 文学、哲学、政治学和艺术；这本书是随后到来的“现代世纪” 的助产士。不过，虽然它的初始影响非常巨大，但现代读者只
是把它看作“表达了达尔文的进化和自然选择思想”；事实上， 大众对这本书更多的是误解，而不是理解。即使生物科学领域 的人，也已很少有人再翻阅这本书；完整阅读这本书的人就更 少了。造成这种忽视有几个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来自“科 学探索的性质”。现在，科学研究的领域和步伐，都是前所未有 的，单单是新知识的数量，就已经如此地庞大；生物学科强调 最新的尖端发现，因此课程中留给“阅读旧文献”的时间寥寥 无几。另一个问题是：达尔文时代和我们的时代相隔遥远。《物 种起源》中的所探讨的人物、地点和颇多思想，对现代读者来 说，意义不大；达尔文的维多利亚式文笔，本身也造成了一定 的阅读障碍。
献给读者的这部注释本，旨在改进上述状况。达尔文把《物 种起源》称为“一部长篇论辩”，我希望通过照亮这一路途中 的诸多“路标”，通过生动描画（现代视角已难觉察的）人物信 息、所观察的自然史，以及所作论证的意义和意图，我能够带 领读者，穿越到达尔文的时代——这样，新一代的学生和学者， 将受到启发而阅读达尔文。这本书也可以被看作一部“怎样写 成《物种起源》”的指南；它通过达尔文的通信、笔记、日记及 其同代人的论述，揭示了巨著幕后的发酵过程。我的最终目的， 是向读者展示达尔文方法的惊人解释力，并希望更多的教育工 作者能够投入更多的时间，在学校课程中讲述生物进化，当然， 也不仅限于学校课程。事实上，我希望“必须在法庭上保卫生 物进化及其教学”这种事情能够成为历史陈迹，成为只属于 20
世纪和 21 世纪早期的历史怪事！让不懂科学所导致的这种特殊 病症，从当代美国消失。
正如已故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在其随笔集《魔鬼出没的世 界》一书中所指出的：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矛盾的时代。在国 产科学家和移民科学家的支撑下，美国社会经济繁荣、集体智
慧无与伦比，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科学创新、科学进步的“动力 工厂”。但与此同时，这个社会中仍有很大一部分人，拥抱神 秘主义和超自然思想，对科学表现出严重的无知（如见 gross， 2006）。如果无知、恐惧、迷信和宗教狂热，侵蚀了人们对科学 的理解和科学带来的创新，那么上面所说的全国性的认知矛盾， 必将导致灾难性后果。当然，科学知识本身并不是万灵药。但是， 我们仍然要不遗余力地强调：充分考虑和探讨“科学研究”的 含义以及从中衍生的技术创新，其意义十分重大。自从弗朗西 斯·培根时代以来，科学作为一种有力的认知手段，就一直在 帮助我们理解自身和我们寓居的世界。本书克尽绵薄，希望帮 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从而更好地理解“科 学研究”这种深入认知自然世界的高度有效的方式。
不过，在分析《物种起源》本身之前，我们必须理解—— 这本书从何而来？通过聚焦于达尔文本人的“智识长旅”，以及 这一智识长旅如何被整合进《物种起源》的结构本身，我们为 自己开展达尔文之“长篇论辩”的长途旅行搭建了舞台。
通向《物种起源》之路
华莱士洞明世事。唯他一人，与达尔文并肩站立，凝视生 物多样性的滚滚洪流，并理解到其中的意义；这位杰出的博物 学家知道，《物种起源》一出版，世界万物都再也不一样了。他 主张“达尔文先生，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一门新科学，依我的意 见，达尔文将超越古今的任何一位哲学家。钦佩之感，无以复 加！！！”（Berry，2002）。1860 年早期，华莱士就收到了达尔 文赠送给他的《物种起源》。当时，华莱士远在东南亚，他还要 在马来群岛再停留两年，才能结束为期八年的探险，回到英国。 所以，他的溢美之词，几乎可以肯定是《物种起源》面世所造 成的最偏远的回响共鸣。现在——150 年后，我们仍在阅读《物 种起源》，回响共鸣仍然余音绕梁，绵延不断。
革命家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实在不像是一位革命家。 青年时代，达尔文是一名普通学生、医学院的退学生，还做过 神学学生。这个年轻人性情温和、举止轻柔，只想骑马、打猎、
亲近大自然。用达尔文自己的话来说，他拥有和平常孩子一样 的爱好——收藏贝壳、硬币、岩石与矿石；就是这种热情的爱 好“引导这个人成为了一个分类的博物学家、大师和‘守财奴’”
（见达尔文的自传）。他从来没有从这种爱好中脱身；他只是发现 了新的收藏品！对于达尔文和他的许多剑桥同学们来说，收集 甲虫这种活动，几乎已融入他们的血液；而在跟随亨斯洛（John stevens Henslow）教授发现了植物学的乐趣之后，他让自己热情 地投身于研习剑桥郡的植物。
达尔文在学习神学之初，虽然有过疑虑，但是后来他已完 全准备好在剑桥完成学业之后，从事圣职。不过，在此之前， 还要尝试一些历险：达尔文和他的同侪博物学家，计划了一次 到加那利群岛的特内里费（Tenerife）的游历。据达尔文说，为 了预演和准备这次“加那利群岛计划”，他于 1831 年 8 月，陪 伴剑桥大学的另一位先生亚当·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赴 威尔士进行了一次为期三周的地质考察。但是，加那利群岛之 旅却未能成行。达尔文从陪伴塞奇威克的田野考察归来，发现 一封信在等待他，信中邀请他参加一次，规模远远超过拟议之 “加纳利群岛计划”的伟大旅行——正是一次为期多年的环球游 历！他不禁兴奋难耐。
达尔文的父亲认为此行十分荒唐，不拟放行。达尔文在舅 舅乔赛亚（Josiah）的支持下，说服了自己的父亲，获准开展这 次旅行——达尔文保证游历归来之后，安定下来做一位受人尊 敬的乡村牧师。此外，达尔文发誓会改掉自己在剑桥大学养成 的大手大脚、随意花钱的习惯，因为在一艘往返世界诸洋的小 船上，必然有钱也无处可花。达尔文热切地说：“在小猎犬号① 上，我会极其聪明地控制住自己，不超支。”达尔文的父亲则狡 黠地回答：“不过别人都告诉我，你是很聪明。”
1831 年 12 月，达尔文作为船长罗伯特·费兹罗伊 (robert Fitzroy) 的伴行博物学家，从英国起航出发，慨然去见识大世 界。当时达尔文具有正统宗教观，为人绅士，在博物学的几个 领域都受过良好的训练，他和蔼可亲，为人真诚，充满好奇，
① 英国海军舰船 HMs Beagle，又译为比格尔号、贝格尔号等。
但是在大部分时间，他都饱受晕船之苦。五年之后，达尔文游 历归来，他的父亲感叹：“怎么，脑袋形状都颇有改变。”这估计 是达尔文发际线后退所致。其实他头脑内部的变化更加深刻—— 但还没有达到后来大众认为他当时所达到的那种程度。的确， 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达尔文在小猎犬号之旅期间，经历了某 种启示——一种突然降临的顿悟，使他立即抛弃了自己所持的 “物种不变”的旧信念。但事实上，达尔文在游历中，并没有“尤 里卡”① 时刻。这位年轻的博物学家，不久之前还在热切地援 引威廉·佩利的《基督教的证据》（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一 书，在物种不变性和《圣经》无误性问题上笃信正统，他是怎 么转而认可了异端性的“物种变化”的呢？了解达尔文的智识 长旅，在以下几个层面非常有教益：它表达了“科学探索”的 本质，强调了达尔文及其同代人的“凡人性”。达尔文是怎样窥 见了“变化”这一现实，并且在 20 多年间不辞辛苦地追寻这一 思想？——理解了这两点，我们才能理解华莱士的预言性评价。 达尔文的智识长旅，还使我们能够深入认识《物种起源》本身。 达尔文把这本书描述为“一部长篇论辩”，但是首先要回答的问 题是：这部论辩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达尔文观察自然世界，目光十分敏锐。他对“物种”和“创 造中心”这类哲学大问题的思考，可能最早见于他 1836 年 1 月 的日记——当时已接近其环球航行的终点。达尔文在澳大利亚 的新南威尔士记录下了这些想法：
我曾经躺在一个河岸边沐浴阳光，思考这一国度中动物 的奇怪特征，把它们和世界别处的动物相对比。一个除了自 己的理性什么都不相信的人，一定会惊叹：“曾开展工作的，
① 尤里卡：Eureke 是希腊语“我发现了！”“我想出来了！”的意思。 传说古希腊大科学家阿基米德曾受命于叙拉古国王，对其新定制之金王 冠作“无损之检测”，以定其纯度。阿基米德累日苦思无解。一日洗澡， 见澡盆之水溢出，顿悟要领，起身跃出澡盆，大呼“尤里卡”，意为“找 到了”“发现了”。——译者注
肯定是两位不同的造物主；不过他们的目标是相同的，当然 也都完成了最终的结果。”——我这样思考着，同时观察一 只狮蚁（Lion-Ant）所设的漏斗形陷阱——一只苍蝇掉进来， 立即消失了；然后来了一只粗心的大蚂蚁；它拼命地想要挣 扎逃脱，柯比（Kirby）所描述的喷沙（jets of sand）立即射向了 它。不过，它的命运好过刚才那只可怜的苍蝇。无疑，这种 昆虫和欧洲的同类昆虫属于同一个属，但是不同种。那么， 上面所说的那位除了自己的理性什么都不信的人士，会对此 说什么呢？有可能是两位不同的工匠，都碰巧作出了这么美 丽、简单且技术性强的发明吗？肯定不能这么想。——贯穿 寰宇，行创造之事的，肯定是同一双手。（Keynes，2001, 第 402—403 页）
在这里，我们看到：年轻的达尔文，小心翼翼地试水，然 后又退缩回来。这些思想在孕育、发酵，并且随着他（为了理解 自己的收藏与观察）作回顾性的思想斗争而继续孕育、发酵。返 回英国之后，他引用的构成其后来进化思想之基础的那些数据， 都汇聚到他的脑海——包括南美洲灭绝物种和现存物种的关系、 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奇怪的生物、这些岛屿间物种的关系，以及 它们与大陆物种之间的关系（见 sulloway，1982a,b; 1984）。在 小猎犬号回程的时候，达尔文似乎在寻找线索、思量考虑，他 在笔记中写道：
当 我看 到 这 些可 以 互 相望 见 的 岛 屿（加 拉 帕 戈斯 群 岛）——它们只有很稀疏的动物种群，栖息的鸟类在结构上 有微小的差别，占据着自然界中的同等位置——我不得不猜 想它们是变种。我能意识到的唯一一项与此相似的事实，就 是人们不断主张的东、西福克兰岛的（狼一样的）狐狸之间 的差别。——如果这种意见有一丝根据的话，该群岛的动物 学就很值得加以仔细研究：因为这些事实会削弱物种稳定性。
（Barlow，1963）
削弱“物种稳定性”，沉重地打击了“创世思想”的核心。 这些评论写于 1836 年 7 月中旬到 8 月的某一时刻（sulloway，
1982b），包括了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嘲鸫（Nesomimus），这是一 个表现为 3 个物种的鸟类类群，每一种都位于群岛最南端的各
自的岛屿上，还要加上另一个物种——现在被认为是 6 个亚种 的复杂集合——每一个亚种也都局限在一个或几个主要岛屿上。 达尔文看来已经看到了这些鸟儿所具有的意义，不过，他还没 有意识到，这些热带岛屿上的雀类，意义更加重大！而龟类也 讲述了一个相近的故事。无论如何，当伦敦和剑桥的专门家们 告诉达尔文，他在南美洲和加拉帕戈斯群岛所收集的标本性质 十分奇妙时，这些关键数据涌入达尔文的脑海，几乎对他造成 了一种非凡的启示。
1837 年冬季和春季，是达尔文思想历程的一个分水岭。
1836 年 10 月 2 日小猎犬号返回英国之后，达尔文没有浪费时 间，立即探望了家人和朋友们，并且安排分发了他采集的生物 样品，以供各位专家研究。12 月中旬，他入住剑桥菲茨威廉街
（Fitzwilliam street），在那里待到 3 月结束。期间，他两次长途 跋涉回到伦敦，参加科学会议，和朋友、同行们商谈。在这风 头正劲的几个月，许多事情大有进展——特别是关于他在南美 发现的化石和加拉帕戈斯的鸟类。
12 月下旬或次年 1 月上旬，达尔文把自己收集的哺乳类化 石标本送给理查德·欧文进行研究；一个月之内，这位大解剖 学家就发现，这些标本极不寻常。1 月 23 日，欧文在给查尔 斯·莱伊尔的一封信中表明，达尔文发现了不下五种现存南美 洲哺乳类的已灭绝的近缘种，并且这些灭绝的物种是巨大型的： 一种巨大的犰狳，一种大树懒，一种大水箱一样身覆甲片的树 懒近缘种，一种头骨长过 2 英尺① 的啮齿类——令一切现存啮齿 类相形见绌，以及一种非常巨大的美洲驼（llama），以至于达尔 文初步把它的骨头标定为了乳齿象！欧文觉察到，这其中必有 大文章。达尔文的发现证实了“演替律”——它描述了所谓的 近缘但不同的类型经历地质时代而发生演替。莱伊尔被欧文的 结论所打动，以至于他利用自己对地质学会做主席发言的机会，
① 1 英尺＝ 0.3048 米。——译者注
论述了这一主题。他特意邀请了达尔文来听取自己 1837 年 2 月
17 日的发言：“这些化石……确立了这样一个事实：某些具有目 前南美洲哺乳动物群特征的生物类型，曾经长期在这块大陆上 发展。”达尔文大受触动，不过，他还不是一位“变化论者”。
在莱伊尔对南美化石大表热情、达尔文大表惊奇的时候， 可敬的鸟类学家——动物学会的约翰·古尔德正在仔细审查达 尔文收集的鸟类标本。1837 年 1 月 4 日，古尔德收到鸟类标本 之后不久，就开始分析它们。他在动物学会连续的几次会议中 报告了他的研究结果：1 月 10 日报告了令人好奇的加拉帕戈斯 雀（在 3 个亚属中发现了地雀属的十余个不同物种）；1 月 24 日 报告了猛禽——包括引人注目的加拉帕戈斯鹰，他引以为一个 “ 属和大陆的卡拉卡拉鹰（Polyborus 属）中间的连环”；2 月 28 日报告了独特的德加拉帕戈斯嘲鸫（三个岛屿特有物种，但 是非常像大陆上的同类物种）；3 月 14 日报告了南美美洲鸵， 包括一个大型物种和一个较小的近缘种。古尔德的分析似乎是
促成达尔文思想转变的最终催化剂。1837 年 3 月 7 日和 12 日
（sulloway，1982b），达尔文与古尔德会面，并得到了鸟类分析 的一个总结：达尔文从加拉帕戈斯群岛带来的鸟，超过三分之 二是新物种！他在大陆上的发现，也非常有趣味。古尔德以达 尔文之名命名了美洲小鸵（虽然这个命名并没有延续到今天， 我们在本书第 349 页注释有讨论）。达尔文发现：这件事情非常 蹊跷，因为大陆南部并没有明显的天然地域界限，常见的大美 洲鸵应当被其身材矮小的近缘种所取代才对。明明一种美洲鸵 就够了，为什么却有两种呢？
达尔文的第一条进化笔记，记入了他当时刚刚重新启用的、 现在被称为的红色笔记本，当时只是考虑到这样一点：“假设 这样的情形：在一片中性土地上有两种鸵鸟，大鸵鸟侵犯小鸵 鸟——不是渐进性的变化，而是一蹴之下发生……然而，新物 种的形成受到邻近大陆的影响”（Barrett et al.，1987，第 61 页）。 达尔文越来越确信物种会发生演变，但是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 的呢？正如这一段和其他早期文段所显示，他最初认为这种演 变发生快速，可能一蹴而就。两页之后，他再次思索这些鸵鸟
持有怎样的秘密，他把两种鸵鸟在空间上的共存关联上了南美 洲古、今哺乳动物跨越时间的同地生存。他在第 130 页写道： “不是渐变或退化，如果一个物种确实会演变成另一物种，过程 一定是骤变（迅速的，通过突然的过渡）”(Barrett et al.，1987, 第 63 页 )。
古尔德之分析的重要性，不在于其分类学评价本身，而在 于其对理解物种及其变种的意义；正如达尔文后来写在《小猎 犬号航行期间的动物志》（Zoology of the Beagle Voyage, 1841, 第 63—64 页）中关于嘲鸫的那段话：“我知道，一些博物学家可能 会倾向于把这些差异（在岛上的各种嘲鸫之中的）归因为当地变 种之缘故，但如果差别大如 O. trifasciatus 和 O. parvulus 那样的 鸟儿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物种的不同变种，那么所有最优秀的鸟 类学家的经验就都不再适用了！整个属势必融为一个物种。”达 尔文在这本书和《研究日志》（Journal of Researches，1839）中， 详述了古尔德的精彩评价：在我从这些岛屿带回的样品中，古 尔德先生认为有 26 种不同的陆地鸟类。除了一种以外，其他的 可能都是新物种，它们仅仅生存在这些群岛上，不分布于世界 上的其他地区。他接着讨论了每一类群并指出，例如，雀科鸣 禽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最奇特的（鸟）”，“非常不寻常的是： 追索这一群体的喙的形态，可以得到近乎完美的结构渐变级进， 从一只最大蜡嘴鸟的超常尺寸的喙，过渡到另一个不同而小巧 的莺的喙”。达尔文没有给出清晰的结论，只提供了以下暗示性 评论：
我在此并没有试图得出任何确切结论，因为这些物种尚 未得到确切鉴定；但我们可以推断，除了极少数漫游动物， 这个群岛上发现的大部分天然生物是这里独有的；然而它们 的一般形态带有强烈的美洲特点……根据一些作者的观点， 这一情形是可以解释的，即造物力量是根据一个大范围地区 的法则来演绎的。（Darwin 1839，第 474 页）
1847 年 7 月，达尔文很快开始写另一册笔记，专门研究
演变。这册笔记本就是他在日记中所说的：“我在 7 月开始写 我的第一册关于物种演变的笔记——大约从去年 3 月开始大 受触动——关于南美洲化石和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物种的特 点。这些事实（尤其是后者）是我观点的源泉。”他所称的笔记 本 B（在关于地质问题的笔记本 A 之后），贯穿 1839 年 2 月， 反映了其思想令人眩晕的急速扩张——这是一场关于各种想 法、问题、实验冲动，和观察的头脑风暴。这个夏天，我们发 现达尔文和变化之速度奋力搏斗，他还没有用渐变论的眼光来 看待变化。我们还看到他在思考岛屿；他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 各项非凡发现，在头脑中记忆犹新：“根据这一观点，在分离的 诸岛上的动物，如果分离得足够久，应该会变得不同……（比 如）现在加拉帕戈斯的各种陆龟、嘲鸫”（Barrett et al.，1987， 第 172 页）。
在接下来的年月里，达尔文探索了进化诸思想和它们的分 衍、扩散。这个过程中有疑问、有错误的起步，也有一条条的 死胡同。他很快就放弃了迅速演变（突变）的观点，那么，推 动着缓慢演变的是什么呢？隔离有多么必要？地质变化和物种 演变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物种的形成与灭绝，在某种程度上 是否与或长或短的有限寿数有联系？他最终出版的这些理论的 基本原理，是在一段时间内才汇集到一起的，有些原理的得 出时间要大大晚于其他原理。在笔记本 B 中，我们第一次见 到了谱系观之下物种概念的表达：首先是一幅尝试性的分支式 的“生命之珊瑚”，几页之后，一幅大胆的树状图画出了“各 物种或物种群从一个共同主干分化出来”的过程；这个美妙的 图示以“我认为”开头——这种视野明确地使得达尔文的演变 构想与所有前人的尝试区别开来（Barrett et al.，1987，第 177、 180 页）。
1838 年 10 月，达尔文重读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
《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时受到了启发。马尔萨斯让他 认识到连绵不绝的“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会导致差异化的幸 存，而那些最适应生存斗争之要求的个体最有可能在这场斗争
中取得胜利。马尔萨斯写的是人口，但达尔文立即想到——这 种理念同样适用于自然界，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这给了他 “可凭借用于工作的理论”。同年，达尔文显然意识到了驯化变 种为他提供了一个好的研究案例，一个关于物种和变种的天然 实验。变异的程度有多大呢？这些变体如何繁衍生存，而不因 杂交而湮没、消失？达尔文阅读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农牧业育 种家的著作——包括罗伯特·贝克（robert Baker）、约翰·西 布赖特（John sebright，他用“选育”一词描述农业繁育）和威 廉·尤亚特（William Youatt）——强调了系统性的“挑与选”如 何使动植物品种逐渐向人们所希望的形态发展。为了类比这一 过程，达尔文创造了“自然选择”一词，最早见于 1840 年 3 月 他写在尤亚特论马的一本著作的旁注中（Evans，1984）。
1842 年达尔文写下“概要”，提出了这个理论的基本组分。 在“概要”中，我们看到了驯化生物的类比，基于可遗传之变 异和生存斗争假设的自然选择机制，并指出这种理论广泛适用 于解释自然史的多样性发展模式。这篇如今所称的概要在 1844
年被扩充为一篇 230 页的论文。达尔文把这篇论文和一封写给 妻子艾玛（Emma）的信封装在同一个信封里，要求妻子在自己 突然离世的情况下立即将其出版。他知道，世界各地的博物学 家期待知道这个理论。当然，达尔文并没有英年早逝；尽管患 有慢性病，但他仍始终不渝地致力于研究这个理论，以及相关 课题。后 来（1909 年）， 论文和概要被其子弗朗西 斯（Francis） 以《物种起源基础》为名出版（The Foundations of the Origin of Species，1909）。
达尔文为何不早在 1840 年代中期就出版其理论？这一直以 来都引人推测。这个理论基本形成和出版面世之间的这段时间 间隔，有时被称为“耽搁的年代”，但这可能根本不是一种耽 搁。达尔文决心将其理论做成一个研究彻底、文献充分的“铁 案”，因为他充分明白——科学界极其怀疑演变论者的观点。就 在达尔文撰写这部论文的同一年，轰动一时的《创世自然史的 遗迹》（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一书的匿名作
者遭到了世人的抨击；这部遐想式演变论著作包含了关于宇宙、 人类以及此间万物的进化图景（secord，2000）。达尔文并不是 哲思型的生物演变论者；他致力于提供一个得到充足论证与支 撑的科学案例，进而至少赢得一次公平的聆讯机会。达尔文和 他的学术同道都曾批判没有事实根据的演变猜想，例如批判
《遗迹》乃至其祖父所著的、带着独特想象推测的演变烙印的《动 物规律学》（Zoonomia）这类著作；但是，这些书广受读者欢迎， 为后来生物演变思想的传播铺平了道路。当时，一边是由投机 哲学家提出的生物演变论，另一边是由法国优秀博物学家让 - 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提出的更理性、但同 样可能未经证实的理论；然而在 19 世纪中期，英国最优秀的自 然哲学家们却并不掺和这些激进思想。
在此期间，达尔文开始联系一些朋友和其他通信者，来分 享自己的想法。他想试探一下让其理论得到公平关注所需的思 想开放程度。莱伊尔通过了达尔文的考验；植物学家阿萨·格 雷（Asa gray）和约瑟夫·道尔顿·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 也通过了考验。在后来达尔文克服困难、继续健全其理论的过 程中，这些博物学家扮演了聆听者和批判者的角色，并提供给 达尔文弥足珍贵的经验和信息。1840 年代中期，胡克向达尔文 表达意见：任何人在对物种和变种的属性发表主张之前，应该 首先成为某些领域的专家，以示其对自己所说的领域确实有所 了解——或者说是负责任的。达尔文虚心接受了他的建议，然 后开始了自己对藤壶的专项研究。藤壶这个类群，物种和变种 都很丰富，而且可以方便地在他的家庭所在地（肯特的唐恩宅 邸）安静地进行实验分析。在工作八年和出版四部专著之后（最 后一部于 1854 年出版），达尔文的确已能宣称自己具有了对藤 壶这一多样类群中物种和变种的深刻见解；然而，藤壶带给达 尔文的远不止如此：他被一些藤壶物种的极端两性异形（雄性 个体外形短小，以至于最初被视为雌性个体上的微小寄生生物） 和结构多变所打动。
到了 1850 年代，达尔文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信息。长期以来，
他基本上过着宅男的家居生活，虽然经常生病、身体不适，却 是一个快乐热闹家庭的一家之主。虽然他不愿意旅行，但他并 没有陷入孤独；尽管疾病时有发作，但达尔文一家仍然经常娱 乐消遣，而且他经常一天内写好几封信给他的朋友、家人、科 学通信者等等。这些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达尔文正处在一个 通信漩涡的中心，几近狂热地与许多通信者交流着信息、标本、 书籍以及对其观点的评论。现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已经将这些 出版为一大套带有注释的书信集，并通过最近的达尔文通信项 目（Darwin correspondence project）把它们放到了网上 (www. darwinproject.ac.uk/)。
达尔文在宁静的唐恩宅邸中迎来了思想繁荣期，但他的家 庭并没有幸免于那个时代的流行病。1851 年，悲剧降临，达 尔文 10 岁的女儿安妮（Annie）因病去世，沉重地打击了达尔 文，有学者认为这件事磨灭了达尔文对人格神的最后一丝信 仰。达尔文带着失去骨肉至亲的痛苦，为安妮写了一篇充满父 爱的悼文，然后全身心投入了工作。1852 年，达尔文仍在深入 研究藤壶之际，突然迸发灵感，悟出了“趋异原则”——这是 谜题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不但解释了演变，而且解释了多样化
（Browne，1980）。达尔文后来写道，他永远记得自己乘坐在马 车中、产生这一见解那一刻的确切位置所在。
进入 1850 年代，达尔文面临无数的难题亟须解决，以及 理论的各种应用亟待探索：不育和互交可育的特性、远距传播、 物种出现和灭绝的化石记录的模式、本能和习惯的关系，等等。 达尔文随时注意收集和验证田野数据，探索着一个又一个问题： 种子在海水中可以存活多久？水生无脊椎动物可以通过水禽的 脚爪运送传播吗？在给定大小的一小块草地上可以发现多少种 植物？秧苗死亡率是多少？即使最复杂的器官和行为，是否也 能找到更简单的版本？ 1850 年代中期，达尔文开始饲养鸽子， 通过这一家养群体中形态和行为的变化范围，来探究变异的局 限性、性状的发育性表达，当然也为了更好地理解鸽子繁育的 技艺和累积选择的力量。他对植物也很感兴趣，1854 年发起了
一项对比植物大属和小属物种数量的研究，这个项目迅速发展 成一个关于大属和小属植物的物种对变种比例的详尽分析，建 立在至少十多本世界各地的植物学志书的基础上。
其间几年，查尔斯·莱伊尔和约瑟夫·胡克成为达尔文 的挚友知己。莱伊尔本人也对所谓的“物种”问题极感兴趣。 1855 年，华莱士在婆罗洲沙捞越的研究基地撰写的论文《论调 控新物种产生的规律》促使莱伊尔做了两件事情：①着手记录 一本自己的物种笔记（Wilson，1970）；②催劝达尔文不要拖延 发表自己对物种演变的观点。莱伊尔意识到华莱士的沙捞越定 律之下暗藏远见卓识，意义十分重大——华莱士写道：“每一个 物种的产生，都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先前存在的与之密切相关的 物种保持了一致，这些东西使得大量互不相关的、至今仍未知 的现象联系起来，变得可以解释。”对于现代读者（事后诸葛亮） 来说，这一宣告的确是在高呼“演变！”，但是达尔文不为所 动。这一规律并没有提及自然选择，也没有解说一种趋异原则。 达尔文认为华莱士缺少一个机制，并未提出什么高见，他严重 低估了华莱士的好奇心和创造性。
1858 年 6 月份，达尔文在专注写作其物种著作之际（在莱
伊尔 1856 年的劝说之下终于开始写了），打开了一个华莱士寄 来的、堪称改变命运的包裹——包裹里装着一封信和一篇论 文手稿，名为《论变种无限偏离其原始模式的倾向》（On the Tendency of Varieties to Depart Indefinitely from the Parental Type）。 这篇手稿几个月之前从热带东南亚的摩鹿加群岛中的特尔纳特 岛寄出，几经曲折终于送到了达尔文的书房，至此，达尔文先 前不以为忧的东西，开始令他大感苦恼。达尔文在给莱伊尔的 一封信中克制而痛苦地写道：“你的话一语成谶，我（会）被先 发制人”，“因此，不论我所有的独创性思想可能蕴含着多么重 大的意义，都将付之一炬”。这些事件以及随后莱伊尔和胡克的 “精心安排”一一实施：他们向林奈学会联合展示达尔文一些建 立优先权的著作，以及华莱士从特尔纳特岛寄来的文章；同时 另一当事人华莱士仍然幸福地（或焦急地）对此一无所知。他们
的论文于 1858 年 7 月 1 日被公开宣读；华莱士很久之后才得到 这个消息，并且兴奋地发现自己在伦敦的著名科学家中备受尊 重（Berry，2002）。
达尔文的著述工作依据形势作出了调整。因为不可能很快 完成他正在撰写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所以他决定提炼出已经 撰写的大部分内容，然后缩略地写完剩下的主题。这不是简单 的任务；华莱士的包裹寄达时，达尔文已经完成了一份厚达十 章半的手稿，这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论著，运用了一个个例子 支持其观点，同时伴有数据图表和大量的引证。在为“大物种 书”手稿（后来以《查尔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为名出版）撰 写的前言中，斯托弗（stauffer，1975）估计，基于对保留下来的 八个半章节手稿的字数统计（有一些原始资料被收录到了《动 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全书大约有 37.5 万个单词。 达尔文不得不忍痛割爱，削减字数，他之所以“痛”，部分原因 是：使用“摘要”这种文体，偏离了科学著作的标准。他在《物 种起源》的导言中写道：“现在，我的工作已接近完成。不过， 鉴于要完成它还需要两三年时间，而我的健康状况不佳，所以 有人劝我先发表这部摘要。”他继续写道：“在这里，我只能列 出我得出的概括性结论，用少许的事实进行阐明，不过我认为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做是足够的。没有人比我更痛彻地感觉到： 今后，非常有必要把我作结论所根据的全部事实附上参考文献 详细地发表出来；我希望在将来的一部著作中这样做。”
达尔文想让读者们明白：他所展示的仅仅是一个摘要；事实 上他这本书最初的标题就是《通过自然选择而来的物种和变种 的起源论著的摘要》。达尔文的出版商约翰 ? 默里向莱伊尔表示 “担忧”这个差强人意的标题。达尔文默许了：“默里反对使用 摘要一词，让我很遗憾，我认为，唯有“摘要”这一词，才能 传达我对没能给出全部参考文献和事实的歉意——但我会尊重 他和你们的意见”（Correspondence 7：272）。书稿在 9 个月内完 成。一年零四个之月后，这部 490 页的摘要终于出版面世，全 名为《论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或在生存斗争中受惠种类 的保存》。达尔文的焦虑之情胜于一个准爸爸，他害怕即将到来
的关注和名声。正像珍妮特 ? 布朗（Janet Browne）在《达尔文·地 位的力量》（The Power of Place，2002）中令人信服的描写那样， 达尔文退居到约克郡的一个温泉水疗院，尽可能避开公众视线， 同时寻求治疗其疲惫的神经、皮疹和胃绞痛，他急切地向他的 朋友、同事以及评论家们寄去一封封诚恳的信，希望可以缓和 这场冲击，减少他们的抵触心理。达尔文写信给他年迈的剑桥 大学导师亨斯洛：“我担心……您会反对您的学生……如果您对 物种的不变性曾有过丝毫的惊异 ( 我很难作此期望 )，那么当您 更进一步思考，我相信您将变得更加惊异，因为我的思想也经 历了这个过程。”“我知道您反对这其中的很多观点……我还远 远地不能指望您能转信我的许多异端思想。”他在另一封信里 对托马斯·亨利·赫胥黎说：“我的书会使你恐惧和厌恶”；他 向托马斯·艾顿（Thomas Eyton）倾诉烦恼。他最严重的言辞可 能是寄给了休·福尔克纳：“主啊，你将变得多么暴跳如雷…… 想把我活活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恐怕它不会对你产生其他影响”
（Correspondence 7：350，368，370；Browne，2002，第 84 页）。
达尔文铁了心地坚持着自己的理论。一封写给其美国密友 阿萨·格雷的信，很好地表明了达尔文的态度，以及他对未来 的看法：“我完全承认，现在有很多困难……但它确实解释了这 些事实——我无法相信一个错误的理论可以解释这么多类型的 事实。我基于这些理由，抛锚下锭，相信所有困难都将慢慢消 失。”（Correspondence 7：369）。与此同时，达尔文赠送的一本《物 种起源》正在东南亚探路寻途，于 1860 年 2 月抵达了摩鹿加群 岛安汶岛的华莱士手中。达尔文在附信中写道：“天知道公众会 怎么想。”公众本身也已处于一场转变之中。虽然当时很少有人 能意识到，但他们的世界将再也不同于往昔了。华莱士知道。
《物种起源》揭秘
乍一看，《物种起源》的叙事结构有些令人费解——它像 一锅各种主题的大杂烩。单一的论证和叙事如何构成了一本 书？历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看到了达尔文辩呈其案件时的一致 性——从 1842 年概要开始，接着是 1844 年论文、《自然选择》
和《物种起源》本身（Hodge，1977；ruse，1979；Waters， 2003）。人们普遍认为，达尔文的科学推理中运用了赫歇尔式逻 辑，即赫歇尔提出的建立 vera causa（真实原因）的原则。杰出 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约翰·赫歇尔为人博学多才，对天文学、 光理论以及摄影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也精通地质学、动物学和 植物学，并且作为自然哲学家而声望卓著。他的重要哲学著作
《自然哲学研究初论》于 1831 年出版，同年他被封为爵士。（巧 的是，也是在这一年，青年达尔文乘着小猎犬号从英国扬帆出 海远航；而 1836 年，达尔文在远离故土的南非遇到了赫歇尔。） 在赫歇尔的自然哲学中，好的“真正原因”论证应具备以 下几点：①确定存在一种机制；②证明（或令人信服地论证）这 种机制能够完全或充分影响相关现象；③说明这种机制具有广 泛的解释能力——可以对观察到的多种现象负责。赫歇尔式责 任接近达尔文时期的另一个杰出哲学家的“真正原因”，即威 廉·惠威尔的归纳的一致性——各领域不相关联的归纳推理 不谋而合、趋于一致（ruse，1979）。根据那时的哲学训言：对 责任的演证应独立于关于机制之存在与充分性的论证（Hodge， 1977，1992；Hull，2003；Waters，2003）。这些思 想，提供了
通向《物种起源》的线路图。达尔文以讨论家养动物的章节为 开篇，通过观察家养变种，类推自然变种，以证明天择导致的 演变案例存在且充分。达尔文认为选择是家养和自然环境下生 物变化的原因。家养物种（比如狗）的变种间谱系相联，是人工 选育（选择）之累积效应的产物，其方式类似于自然界中天择推 动形成变种（及最终形成物种）的方式。
《物种起源》第一章展示了家养生物的类比，第二章到第五 章用逻辑论证了基于自然发生的可遗传变异及其导致的不同的 生存与繁殖状况的自然选择。这些，完成了对存在性和充分性 的论证。《物种起源》其余部分大多旨在处理潜在的问题（第六 章至第八章）以及展示这种理论在解释观察到的一系列现象（从 古生物学到生物地理学到胚胎学）时的广泛适用性（第九章至第 十三章），对应赫歇尔式责任的论证。
《物种起源》并不是达尔文初次尝试这种逻辑结构。学者们 基本上认同，这样的尝试在他构建其理论的初期就开始了。在 阅读达尔文的 1842 年概要、1844 年论文以及《物种起源》时， 如果我们留意观察他在展示这些观点时的布局，就会发现这些 著作都有着很明显的二分结构。达尔文之子弗朗西斯把他的概 要版本分为两部，遵循其父提到的两部分：驯化的类比之后紧 跟着一个有关物种变异、斗争以及自然选择的论证。剩下的部 分，致力于把自然选择介导之演变的观点运用到多种观察中去。 这种结构对应达尔文提出的两个总括性论证：①自然选择是变 化的推手；②普遍演变的真实性。
我们进一步挖掘，会清晰地发现：三分式结构更能反映达 尔文如何构思其观点。他在 1868 年出版的《动物和植物在家 养下的变异》一书的引言中描述了一个三部分的布局。值得注 意的是，这部著作是达尔文计划在《起源》后出版的三本书中 的第一本——每一本书都是他逻辑论证的一部分。说得更明白 一点：在他的物种大著被命运所阻无法完成，而只能出版一篇 摘要形式的《起源》之后，达尔文决意出版更大部头、更详尽 表达其观点的版本。他认为最好将自己理论论证的三部分各自 独立出书。因此，物种大著的前两章被扩展为两卷本的《动物 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他在该书引言中声明：要在第二本书 中把他的论证扩展到自然界的变异、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和其 他难题。他继续写道：“在第三本书中，我将通过审视自然选择 原理能在多大程度上漂亮地解释刚才提到的几大类事实，从而 验证自然选择原理”——“责任”论证（Darwin，1868b，第 8、 9 页）。其实，达尔文并没有完成后两本书——他的时间花在了 撰写其他著作上。因此，我们发现：并没有简明的三分式结构 来反映他构思理论和展示理论的方式。尽管如此，三分式结构 仍是理解达尔文之论证的有用示意图，清楚地反映了达尔文对 自己理论的早期认识。达尔文之子弗朗西斯后来发现了一份被 认为写于 1842 年的大纲，支持了这一点（见 F. Darwin，1909， 第 xviii 页）：
Ⅰ. 家养生物体中变异的原则。
Ⅱ. 同样的原则在野生动物中可能的（和很可能的）应用，以 及因此导致的野生族类的可能的（和很可能的）产生，类同于家 养动植物。
Ⅲ. 支持和反对（认为已经产生这样的族类，形成了所谓的
物种）的理由。
这份大纲可能是 1842 年概要的提纲。将它与约 25 年后达 尔文在《变异》中描述的三分式结构相比较，显然达尔文论证 的基本逻辑结构并没有随着时间发生多大变化。当然，在某些 方面它一定会有变化——因为达尔文对这一过程的理解变得更 加细致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早期对进化过程的清 晰视角，以及他从小猎犬号航行回来之后阐述的概念结构，经 住了时间的考验。
不幸的是，达尔文并没有在其所有主要作品中明确地坚持 三分式计划。他要作出艰难的决定，尤其是在何处以及如何提 出难题方面。早先（1842 年）达尔文就预料到某些问题会赫然耸 现在批评者的头脑中，并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论证。他打算 在提出自然选择的案件之后，立即处理这些问题，不带着问题 进入理论运用的章节。《物种起源》第六章到第八章处理了这些 难题。
学者们认可达尔文所说的话——在第六章（“学说的困难之 处”）开篇，他确认了他认为学说面临的、不易解释的四大难题， 并声明将在这一章处理前两大难题，并在随后的第七章（“本 能”）和第八章（“杂种的性质”）中分别处理后两大难题。但事 实上，达尔文所做的不限于此。第九章“论地质记录的不完全” 处理了另外一些难题，虽然这无涉自然选择的效力。第十章关 于化石记录的模式（“论生物的地质演替”）可以视为对应第十一 章，展示了支持达尔文理论的地质证据，以平衡第十一章中看 似反对其理论的地质依据。我认为这一点在生物地理学两章中 也很明显，虽然达尔文并没有明确提及。第十一章提出了有关 物种地理分布的一个难题；换句话说，如果物种并非在各自的 所在地被创造，那么是什么样的过程使它们得以分布到全球不 同的地方？于是达尔文提出了促进物种散布的机制，即物种的
散布取决于风、水、动物的传播，以及开启迁徙走廊的地理和 气候循环。在第十二章，他改变了方式，更详细地展示了可支 持演变理论的、有关物种分布的经验性观察案例：比如，同一 片大陆上物种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同该大陆上已灭绝物种的 关系，还有惊人的“世界中的小世界”模式，即大洋群岛以其 特有物种表现出类同邻近大陆之物种，从而彰显出来的模式。
将这些与其他攻坚克难的章节相比较，我们可以识别出一 种方法的一致性——提出问题，然后提出解决方案。我们看到， 这种一致性见于达尔文解释缺乏过渡形式、存在极其完善的器 官（第六章）、解决高度复杂本能和不育昆虫阶级构成的特殊难 题（第七章），以及杂种不育性和互交可育性问题之中。在这些 案例中，达尔文的论证方法是：通过抵近观察，证明所谓的问 题其实并不构成问题，或者可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由此看 来，第六到十二章，符合达尔文通常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然而， 第十三章打破了我归纳出的达尔文式难题与解答交替的方案， 这一章中几乎全是支持他理论的正面论点。这并不是偶然：达 尔文把最有效的论据和观察案例保留到了最后，整章有一种胜 利在望的气势。事实上，他以胚胎学和形态学结束他的“案例” 并不是巧合。他宣布：“即使没有其他事实和论据的支持”，仅 仅这些领域的事实，也会证明其理论的正确性（《物种起源》第 458 页）。这就是信心。
不论人们如何从哲学角度精确地剖析《物种起源》，大家 都承认：达尔文描述这本书为“一部长篇论辩”是绝对中肯的。 不论《物种起源》是被看作一部整体一元性作品，还是看作具 有两项或三项论证的作品（而它“以上皆是”），它都是叙述文学 中的大师杰作，想象大胆、激情回荡。
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有一句名言：“真正的发 现之旅，不在于寻求新的风景，而在于有一双发现新事物的眼 睛。”达尔文做到了两者。在《物种起源》的结论段落，他的 语言充满了预见性：“而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寄希望于博物学家 中的后起之秀。”新一代博物学家更少从教育与陈见中获得偏 见！果然，达尔文的追随者确实一代多于一代，不过这些人倾
向于贬低自然选择，或是调用含义不明的形而上学或超自然观 念——比如“复杂性的倾向”或物种的衰颓——这些做法可使 达尔文气恼万分。达尔文对主要（若非全部）由天择介导的渐进 式演变的支持始终不渝。他不断地诉诸自然法则，解释物种的 兴起、灭绝当然还有变异。从达尔文摘选在书名页对面的题记，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哲理——题记分别引自惠威尔和培根，意思 是：神性通过自然法则运作，以及智者应像关注阅读造物主的 话语一样，关注阅读造物主的作品——自然世界。
到达尔文世纪结束之时，通过天择的进化之概念，已经与 达尔文的名字密不可分。根据《牛津英语词典》（OED），“达 尔文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 1856 年的一部小说中，小说内容 是关于达尔文了不起的祖父伊拉兹马斯。1864 年，赫胥黎用这 个词来形容一种新的、达尔文自己的哲学，从此这个词就联系 上了通过天择的进化。我们致敬睿智的华莱士，因为他对这个 领域贡献深远，特别是他完全独立地构想出了这个理论。但华 莱士选择把自己的最终陈述称为《达尔文主义》（Darwinism， 1889），这说明：即使是华莱士，也把老同行达尔文的深刻见解 奉为圭臬（顺便提一句，这揭穿了一个谣传已久的阴谋论说法： 达尔文和他的朋友轻视华莱士）。在此之前十年，格雷就开创 了用书名致敬达尔文的先例，把自己的进化论著作命名为《达 尔文世界：关于达尔文主义的论文和评论》（Darwiniana: Essays and Reviews Pertaining to Darwinism, 1876）。
《物种起源》是划时代的。达尔文认同对于物种起源、对 于我们之起源的自然性解释——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观点天生就
是无神论的，格雷（gray）以来大量信神的生物学家可以证明这 一点。但同样请不要弄错：达尔文的观点从根本上来说，不符 合任何对圣经文段的字面解读，事实上不符合任何宗教的创世 叙事。如今，圣经直解论者（在美国格外明显但不只限于美国） 已形成了一个可以发声的政治上积极的少数群体，我们必须小 心，不要让年轻地球派创造论者以及鼓吹“智慧设计”的新神 创论者通过立法将他们的思想带入科学课堂——社会不应该支 持这些思想披上科学的外衣兜售自己。这种兜售是最近常见的 一种策略，不过已经被美国地方法官约翰·E. 琼斯三世（John E. Jones Ⅲ）在宾夕法尼亚州多佛智能设计论案件中坚决、果断地 否决了。
17 世纪，人类对于我们的行星和恒星的本质有了认识之后， 开始了宏伟的自我发现之旅，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这期间 人类的一项最高成就。这部鲜活的文献，打开了宏图美景之窗， 让我们既可回望地球往事的深邃时代，又可展望不断生长分枝 的生命之树的不确定未来——这是非凡的小灵长类动物在自我 意识和自我认知道路上意义深远的一步。达尔文因“生命以此 观之，何其壮哉”而狂喜，我对于此，感同身受。卡尔·萨根 曾把人类描述为“活过来了的星星”——能够感知自身的那部 分宇宙。这种自我认知在 1859 年 11 月 24 日发生了一次量子 跳跃① ！
2008 年 3 月于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和基多（Quito）
① 量子跳跃（quantum leap) ：量子理论中，粒子有可能在有限几率下发 生“穿隧效应”（tunnel effect）而穿透不可渗透的障碍物。——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