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字面上看，旅游就是旅行加游憩，是某种主观意愿比较强烈的出游行为,是指短期离开居住地，为了满足生活和文化的需求并且不从事赚钱活动的一种身处异地的行为，目的是消遣、休息或丰富文化教养与个人经历。

随着国民收入状况的改善，旅游作为一种主动的休闲活动，已经成为大家经常性的选择。据中国旅游局的统计数字，2010年国内旅游人数达21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1.26万亿元，入境旅游人数1.34亿人次，相对前一年都有较大幅度增长。古代中国人出于生计和事务性原因的出行，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旅游，但也在行程中见识了不同的自然风光、风俗民情，目有所接、心有所触，假如还形诸文字，我们一样把它放进旅游文学的范畴中加以品析。旅游文学正是这种以旅游活动为反映对象，抒写旅游者在整个旅游过程中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情趣的文学类别。它与一般文学作品的区别有三：一、旅游文学的创作动力必须来自旅游活动。二、旅游文学的创作主体与表现主体一般都是旅游者本人。三、旅游文学作品的内容，要求反映旅游者的游历见闻与思想情绪。正如梅新林、俞樟华主编的《中国游记文学史·导论》所认定的：“游记作为一种记游的文学作品，在内容上它至少应该包括三个因素：第一，所至，即作者游程；第二，所见，包括作者耳闻目睹的山水景物，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历史掌故，现实生活等；第三，所感，即作者观感，由所见所闻而引发的所思所想……三者缺一不可，构成一个完整的格局。”梅新林、俞樟华主编：《中国游记文学史·导论》，2～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我们伟大的祖国历史悠久，文明昌盛，因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经济等原因而兴起的旅游活动历来频繁，帝王巡游，官员调遣，科举考试，士子访学，宗教云游进香，无不催动着与之相关的旅游文学的发展与繁荣。王维被排挤出朝廷，前往边塞察访军情，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名句；王勃前往交趾（今越南）省父，途经滕王阁，有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绝唱。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这种主动地出游，意在确立个体的文化追求，一种深沉而又富于审美质地的人格境界。

千百年来，不少名家舞动如椽巨笔，留下大量旅游文学名篇佳作，见于散文、诗词、楹联等种种体裁。如何学习、鉴赏、利用这笔丰厚的旅游文学遗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今天我们阅读和研究旅游文学，其意义在于：一、宣传开发；二、审美经验；三、艺术借鉴。综观目前国内《旅游文学》教材，要么以时间为线索，把旅游文学从整个文学史的叙述中抽离出来，变成一个特定的题材史；要么按作品的描写对象划分，按照天象、物象、地象、水象的分类把作品重新编目。两种体例各有所长。而本书的编选思路在于：中国古代旅游文学是以作家的异乡见闻和风俗体验为基础，兼有山水的勘踏、文化的感悟、史迹的探寻、哲理的演绎，有强烈的地域文化背景，而目前的旅游文学选集尚无一部以中国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区域的划分为基础，本书就是填补缺憾之作。

中国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等，精神迥异，各具特色。表现于文学，《诗经》质朴浑厚，《楚辞》热烈浪漫，体现着内在差异。明清以后，江南地区又成为文化和文学创作的中心，江南文人独擅胜场达数百年之久。

按照文化区域来组合旅游文学作品，正是考虑到以下事实：

1. 中国有明显的文化地域性差异

在哲学思想上，春秋时代就有“南老北孔”的区别，孔子学说重伦理，重实践，知其不可而为之；老子楚国苦县人（河南鹿邑县），尚虚无，好玄想，主张无为而治。在书法艺术上，清代刘熙载《艺概·书概》中说：“南书温雅，北书雄健”，“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有北之韵，南有南之骨也。”姓氏分布上也有着地域差别：陈是华南第一大姓，李是长江流域第一大姓，王是北方第一大姓。饮食、语言、戏曲、百姓性格，无不存在地域差异。清朝初叶，已有“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四大戏曲流派。江南水乡，山明水秀，小桥流水，人烟稠密。建立在方言基础上的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也都如诉如泣，如梦如画，“南曲纡徐绵渺，流利婉转，使人飘然”。（徐文长）令人仿佛置身在幽雅曲折的园林中，眼前恍现“春雨断桥人不渡，小舟撑出绿荫来”（宋·徐俯《春游湖》）的优美画卷。到了北方，听到的是铿锵有力的鼓声，高亢激昂的唢呐，肃穆悠远的古筝，表现出与江南器乐完全不同的风格：苍凉、悲壮、激越、凝重。这与宽厚纯朴、豪爽火暴的北方百姓性格特征是息息相关的。

2. 中国有明显的自然环境地域差异

景以文彰，历代文人骚客对风景名胜的题咏，提升了景观的价值，影响着后人的观赏活动。绍兴兰亭一带的茂林修竹，因王羲之的一篇《兰亭集序》千古扬名。柳宗元《马退山茅亭记》中说：“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青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苏州、杭州之所以会变成人人向往的“人间天堂”，与历代文人的反复咏唱形成的丰厚文化遗产密不可分。大地是文学和艺术的舞台，故而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苏轼《送郑户曹》中也说：“游遍钱塘湖上山，归来文字带芳鲜。”中国气候带多；山川广布，地势起伏多变，地貌上多山多丘陵，陆地平均高度是世界陆地平均高度的两倍。故而山川风貌气象万千，富于变化，给历来的文人墨客留下陶冶情思、催动翰墨抒情的空间。白居易《大林寺》中“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描绘出“山高地深，时节绝晚”（白居易《大林寺序》）的垂直气候带景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是西部的寥廓荒寒，“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杜甫《旅夜书怀》）有巴山蜀水的雄浑瑰伟，“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浩然《宿建德江》）则透出江南风景的清新动人。经过历代文人的题咏、点评，山川与人文相互映发，形成中国文化中最动人的景观，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文学有一半是旅游文学”（刘湛秋）。

3. 社会环境背景存在巨大的区域差异

北方战事多。据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提供的资料显示：公元前221年—公元1840年间的721次重大战役，以发生在北方的居多，尤其是河南、河北、陕西、山西位列前四名。首都主要建在北方，为的是钳制西北少数民族。东南一带则经济比较发达，历来是全国财税之所出。被誉为中国城市文学肇始之作的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就记录了杭州地区在宋代的繁华景象。这一地区长期的经济繁荣，推动了文化教育和文学创作的发达。例如袁宏道《虎丘》和张岱《虎丘中秋夜》都记载了“虎丘曲会”的盛大景象，这就为后来地方文化界重现这一昆曲鼎盛期的重要民俗与文化活动提供了指南。

4. 中国人性格存在地域差异

《汉书·地理志》中说：“凡民函五常之性，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一本叫《中国人人格地图》的书中说：河北人悲歌慷慨，东北人勇猛如虎，广东人敢为人先，四川人悠闲舒适，山西人忠厚老实，陕西人敦厚纯朴，福建人柔中带刚，云贵人实实在在……总的来说，南方婉约，北方爽直；北方人豪爽，南方人细致，是一般人的通识。鲁迅散文《北人与南人》把南北不同人情、风气从历史说到当下。20世纪80年代，贾平凹的一篇散文里曾提到在上海出差的经历，招待所的看门大爷饮酒一小盅，下酒菜则是骰子大小半块豆腐乳参见胡兆量等：《中国文化地理纲要》，第三章，55～12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提到沿海妇女头上形如“三把刀”的发簪，传递出福建人民抵抗外侮时的刚烈。

上述种种，就是中国的旅游文学得以呈现独特地域风貌的原因，这是建立在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双重基础之上的，是我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生活丰富的又一明证。

另外需要建议读者的是：由于篇幅所限，更由于本书所持“旅游文学”概念的限制，没能将更多与地域文化相关，且能增添游兴的作品搜罗在内。在旅游过程中，想必许多人都有过类似感受：因为读了《西厢记》而对山西永济普济寺产生一探究竟的好奇；因为了解白娘子许仙的悲欢离合、三生石的动人传说而对西湖以及吴越大地的温柔多情产生了持久的向往；因为读了陈从周的《说园》而提升了对江南园林的审美感悟。凡此种种，在旅游活动中绝不鲜见，因此，不论是散文、诗词等抒情文体，还是小说、戏剧乃至民间传说等虚构文体，也包括历史、哲学、宗教、建筑等论说文字，只要能提升旅行中的兴致，提升我们对自然与人文景致的感受能力，都应当在旅行者的阅读之列。

愿读者们在阅读中领略山川之美、楼阁之精、物候之奇，从中感悟历史文化的厚重，生活艺术的富丽，人情人性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