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这本书的创作给我带来了一系列互相影响和纠缠的问题。其实

在接这部书稿前，我已经答应了一直合作的那家出版商开始《权利

与生活》（第三卷）的写作；与此同时，我自己也有了一部小说的

构思，恨不得马上就可以动笔。但是，这部书稿的出版社代表太精

明能干了，她对我说：“今天的法国人已经迷失自我了，他们应该

很想知道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您现在是唯一健在的法国前国家领

导人，我想您应该给他们指明方向。”显然，她给我抛下了一个大

大的诱饵，不过我还是很快就上钩了。

这其实是有原因的。

三年前，那位热情而又杰出的爱尔兰共和国驻法大使先生（确

切地说，是大使先生本人非常优秀，他的夫人则散发着爱尔兰式的

魅力）向我转交了一份来自著名的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邀请函。

IV

他们希望我能前往都柏林，在埃德蒙·伯克逝世二百周年的纪念仪

式上发表一篇演讲。伯克逝世于1797年，不过不怎么有人记得这

件事。

大使先生亲自担负了邀请我的任务。“爱尔兰即将成为欧洲

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他强调说，“然而法国的部长们却很少前往

爱尔兰，只有个别人每年秋天去一周，但也只是为了去猎山鹬。然

而，爱尔兰可是对法国很友好的国家，经济也正在高速发展。伯克

逝世的纪念仪式将会是都柏林的重要事件！法国非常有必要派代表

出席！”

我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他的邀约，正如我过去经常接受的那样，

也许都有点过于经常了。我这个人的缺点之一就是总爱接受类似这

样的远期邀请，只为了不让邀请人感到不快—因为我见不得别人

一点点的失望—却不考虑这些邀约对我而言的不便之处。在接受

的同时，我也希望未来的突发状况能够让我从中脱身。不过每当约

定日期临近，我就会意识到自己已深陷进了自己默许的蜂窝中，想

逃脱已然太晚。

埃德蒙·伯克是谁？我对此毫无概念。他的名字让我联想到了

一位启蒙时期的英国哲学家，而不是政治家。在我接受了邀约的同

时，大使先生—杰出的大使先生和她迷人的爱尔兰夫人—立即

前来帮助了我。他首先为我带来了一本当年有关埃德蒙·伯克的讽

刺画册，这类画作在19世纪建筑内的走廊中以及其他隐秘处所随

V

处可见：画中人物高高隆起的白色肚皮上罩着花纹坎肩，一脸怪相

的面容显得既臃肿又狰狞，他们口中已经会吐出一个大大的气泡，

其中的文字总会印证出我们理解英式幽默时的孱弱能力。通过与这

些画所插注的其他主题相比较，我得出了一点结论，即伯克是一个

身材高大又有些焦躁的人，他留着一脸俄国式的络腮胡。

随着这本册子一起被带来的还有另一本书，那是一本内容严肃

的小书，名字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起初，我只浏览了几页，

不过接着我就贪婪地读完了它。

这是一本少见的小书，埃德蒙·伯克在1790年初时完成了该

书的创作。当时的法国，革命的高烧刚刚降温，国家仍处于君主治

下，而怀着一腔改革热忱的制宪会议也已通过了第一版《人权和公

民权宣言》。本书之中，伯克署名“威格”，从属于自由派阵营。

他指出了法国大革命未来的种种“不幸结局”，包括废黜国王、实

施恐怖政策，以及改革尝试的最终失败。不过，真正让我感到震惊

的不是他上述预言的精准性，而是他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法国不可

能实现自身社会和体制的理性转型。埃德蒙·伯克早在二百年前就

回答了这个我常常提出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就这一问题给

出了他自己的答案。

为了避免招致批评和挖苦，我必须要立刻表态，我并不是在替

伯克的反革命思想歌功颂德。伯克点燃的论战之火早于本书就已有

体现，比如《论弑君的和平》。一直到他去世前，这团火焰应该说

是越来越旺盛。不过他内心肯定也有其矛盾之处：伯克出生在一个

爱尔兰天主教家庭，在爱尔兰的社会体系之中，他感知到了来自底

层民众的革命威胁，然而英国的统治者们此时仍自闭于那份安逸舒

适之中，根本不相信革命会发生。此外，伯克极力维护既有秩序，

尽管在其内心深处，他也渴望自己的国家能够从中解脱。

除了他的上述判断，这本书的其他一些方面也深深地吸引并触

动了我。他联想到了古希腊的智慧箴言对谨慎这种品质的大加赞扬：

“谨慎是万物的美德，也是政治的第一善行。”“相信我，”他说，“无

论国家发生怎样的改变，节制都是美德。”这句话表明伯克并不是“社

会变革”的倡导者，尽管后者对法国人而言是那么的充满诱惑力。

伯克将自由定义成为了一种“社会”美德：在自由的框架下，

任何人或组织都不得触犯别人的自由权利。此外，他亦以一种儒家

式的论调，对“那些并非建立在忠诚和感情基础上的推论”表达了

疑虑。

读着他的书，我又重新回忆起了内心深处那些曾经的触动和反

响，只不过我还不曾进行过细致的分析。可以说，伯克的书对这一

切进行了出色的表达。

后来，我有幸结识了菲利普·雷诺先生，他为本书最新一版法

文版做了序言。雷诺先生帮助我梳理了伯克的思想，带着这样的成

果，我前往圣三一学院的演讲厅发表了演讲。那是在1997年的11月，

与会来宾都身着晚礼服，笑容可亲，他们只等着在晚宴结束前，能

听到我用法式的口音对伯克的思想进行独创性点评。只不过让他们

意外的是，我的演讲中充斥着大量的旁征博引，甚至让他们都无法

猜出正确的出处。来宾们一致认可了我的演说，如果他们中间有谁

会看到这本书的话，我也想借此对他们当天的关注表示热烈感谢。

尽管现在距伯克的时代已有两个世纪之遥，但与伯克作品的

这一不期而遇，让我心中产生了一种无法抗拒的渴望，我也想同步

地展开自己的研究和分析。不过我的讨论主题和他有所不同，尽管

我和弗朗索瓦·福雷一样，一直在思考当年的大革命是否本该是另

一番景象，但这次，我不再想继续讨论有关它的话题，而是想着力

探讨另一个场景，一个我自从发现它伊始便一直在关注的场景，那

就是法国的政治衰落。我们可以借助伯克的分析方法对此展开研究

么？我们又是否可以在近距离观察的基础上—它使得我们能够认

清事实—进一步拉开必要的距离，从而对影响国家长期发展的趋

势进行分析呢？

正如西拉诺·德·贝尔热拉克创作他的抒情诗时那样，我首先

构思好的是这本书的名字：《对法国政治衰落的反思》。对于“反思”

这一词，我很想借用埃德蒙·伯克书名中的拼写—“Reflections”，

在我看来，这一写法要比传统的拼写“Reflexions”更加闪耀，也会

少了几分自闭的意味。不过尽管我已斟酌好了书名，我还是暂将写

这本书的计划放在了一边，直到有一天，出版社的助理到访了我家，

悉心地指出市面上已没有几个前国家元首健在的事实时，我才决定

唤醒它。

正如接受圣三一学院的邀请时一样，我再一次把自己弄进了陷

阱里，不过这一次我很高兴自己能够掉进来。如果可能的话，我希

望能够找出法国政治衰落的真正原因，而其背后的另一个不可言明

的想法是—一个极富雄心的想法，我对这些原因的定位能否延缓

这种衰落，甚至是逆转这一进程，尽管后者只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