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为独立研究的新诗文本细读

在目前通行的文学教育机制里，文本细读通常被认为是阅读、理解和

欣赏文学作品的基本途径。按照这样的理解，文本细读首先被安置在文学

史框架之内，变成了一种以文学经典为阅读对象，反过来又服务于文学史

教学的入门行为。之所以普遍存在不满，也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学生满足于

识记和背诵现成的文学史结论，忽视了对文学经典的阅读和欣赏，缺乏必

要的文本细读习惯和能力。进而，在所谓人文通识教育这个更加大而无当

的框架里，把文本细读理解为以缺乏基本专业背景的“外行”为对象，旨

在养成必要的文学趣味和共同的社会文化感觉的基础性工作。两者的共同

之处，都是把细读当作一种服务并服从于更高一级目标的初级活动，最终

通向某个巨大而稳定的结构体系，消失在普遍的社会常识和文化共同感里。

文本细读被安排在文学史教学之前，就是这种理解的制度化体现。从具体

的个别对象出发以认识最终的普遍之物的现代性认识论机制，则为之提供

了更为隐蔽的合法性资源。

这样的理解及其相应的制度设计，当然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乃至无可

置疑的必要性。但问题也很明显，文本细读与纯粹出于爱好而“不求甚解”

的作品欣赏，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作为一种特殊话语形式的中国现代

新诗，是否和其他文类一样，适合用同样的方法和规则来进行细读？所谓

的“新诗文本细读”，至少必须考虑并尝试着回答这两个问题。

基于此，我们首先的设计是颠倒文学史和文本细读之间的教学顺序。

《新诗文本细读十三章》虽然顶着“教材”之名，但我们心目中的读者，乃

新诗文本细读十三章

II

是掌握了基本文学史常识和必要历史背景而又不满足于此，试图更进一步

对中国现代新诗展开专业性阅读的研究型读者。如果一定要落到实处的话，

就是文学素养较好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我们始终致力于最大限

度地把细读和通常的作品赏析区别开来，把文本细读当作一种独立的研究

方法，彰显并强化它打破文学史常识和僵化的文化共同感的能力。

为此，我们行文上不刻意追求普通教材体的通俗易懂。内容上，也尽

可能避开常识性的叙述和介绍，把论述集中在作品上，通过具体的作品导

出问题，理解问题。选取的篇目，也有相当一部分越出了通行文学史知识

体系的藩篱。讨论的对象很具体，带出的问题却相当开阔，也是出于这样

的考虑。每章末尾的拓展阅读和思考题设计，旨在为相关问题提供必要的

线索，引发更进一步的思考。这种思考，甚至隐含着反过来与此前的细读

形成辩驳性对话的可能。有心的读者，相信不难从提出的问题和阅读线索

中发现值得进一步展开的问题。

细读之所以被默认为一种服务并服从于文学史教学或文化共同感之

养成的基础行为，与从具体的个别对象入手以认识普遍之物的现代性认识

论机制有着密切的关联。但这种通过比较、分析和归纳具体的个别对象以

获得总体知识的认识论机制，包含着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我们事先

就已经知道了最终将要揭示出来的总体知识。凭借着这种事先就已经知道

了的总体知识，我们才能确定我们细读的对象乃是“新诗”而不是什么别

的东西，才能通过对具体“新诗文本”的细读而比较、分析和归纳出“新

诗”的总体历史特征。在这个所谓经由个别对象以抵达总体特征的认知过

程中，个别对象是我们根据总体特征挑选出来的“个别对象”，总体特征则

是我们接触个别对象之前就已经掌握了的“总体特征”。也就是说，最终被

分析和归纳出来的“总体特征”，不过是我们事先就已经知道了的“总体特

征”。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忽视，甚至假装根本不知道“总体特征”为何物，

以便把事先藏在终点的“总体特征”当作陌生的未知对象抓取出来，营造

从大量具体的个别对象中归纳出此前一无所知的“总体特征”的认知幻象。

通行的文本细读教学，在这个意义上恰好可以看作是这个认知幻象的隐喻：

早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思路和结论之所在的教师，仍然要从所谓直观的文学

感受开始，引领着学生抵达那最终的思路和结论，竭尽全力营造获得了新

知识的认知幻象。

我们的“新诗文本细读”当然不是直接针对上述认知幻象而发，更不

可能对目前的教学制度设计有什么奢望。我们第一个努力的方向，是在与

文学史的关系环节上，强调文本细读的独立性，挖掘其发现并解决问题的

前 言

III

研究能力，形成文本细读与文学史常识之间的对话，以此打破常识的封闭性。

我们的问题，事实上往往相当宏大。关于《天狗》的细读，以医学“解剖室”

为中介，巧妙而精细地把狂躁不安的身体和冷静客观的科学联系起来加以

考察，实际上是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浪漫主义的情感神话、尼采—福柯

式的后现代主义身体神话提出挑战，暗中动摇了人文理性对抗工具理性、诗

学对抗科学等一系列现代性二元对立话语的权威性。关于《雨巷》的细读，

同样不仅仅是在通行的结论和印象之外简单地提出一个新的说法，而是由

此提出了现代性欲望生产机制的普遍性问题。

我们当然知道阐释学循环，也了解现代语言哲学对归纳和演绎两大传

统认知范式的批判。我们的目标并非简单地颠倒通行的文本细读与文学史等

级关系，而是要营造两者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以此维系一种始终在问题之中，

始终需要阅读和思考的状态。我们追求的是思想的可能性，而非结论的正

确性。所以很自然地，面对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

以平实通达的眼光，循着体贴入微的人之常情，又对貌似深刻的新奇之论

提出了质疑，恢复此前通行的看法。只要我们始终行走在阅读和思考的路上，

类似的颠倒或修正也就不可能终结，化为常识的封闭性结构。而常识，也

会反过来成为阅读和思考的出发点，成为思想的源头活水，而非僵死的归宿。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随时随地把个人的经验和情感融入我们的阅读，转化

为思想的动力。我们的阅读和思考也才会成为“我们的”阅读和思考。

在改写通行的文学史结论，丰富和扩展文学史版图这个默认的位置上，

我们也尽可能尝试着将论域限定在具体的文本上，通过细密而深入的阅读

以发掘问题、解决问题。堂皇点说，就是想以具体、扎实的文本细读，把

相关问题落实得更精确、更有力量一些。这方面的例子，是对力扬的《射

虎者及其家族》和石方禹《和平的最强音》的细读。前者把史料考订和理

论思考结合起来，通过对“写作过程”的细致梳理，揭示了“诗性正义”

与“历史正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从人类学的角度把力扬的“写作”引

向了更为开阔的思考空间。后者依托于具体的文本，提出了当代“红色诗歌”

这个值得重视的特殊现象，并将其放置在具有普遍性的现代性思想谱系和

当代中国的复杂现实两大语境中，深入论析了“红色诗歌”修辞策略与现

实政治之间的复杂关联，揭示了在更为宏大的思想和历史脉络中来理解“红

色诗歌”及其现实诉求的可能性。

这意味着我们的“文本细读”绝不是将文本与历史割裂开来的封闭性阅

读。所谓的“细读”固然包含着把阅读对象从其周遭的芜杂语境中呈现出来，

成为特征鲜明的独立对象的意思。但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更好地深入

文本，清理文本自身潜含着的历史文化元素，揭示文本与其周遭语境之间

的复杂关联。文本是我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但不是归宿，更不是拒绝历史、

拒绝现实的借口。比如说，我们之所以选取何其芳的《古城》，本身就包含

着修订诗人文学史形象的意思。但这种修订却又自始至终围绕着具体文本，

通过清理和重构具体文本周围的历史文化氛围的方式展开。对臧棣《菠菜》

的细读，实际上回答了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日常化”究竟为何物的问题，

成了富有成效的当代批评。“细读”，在这里变成了深入发掘文本的复杂内涵，

揭示其多重可能的实践，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细读”。循着文本自身的肌

理和结构，只要能够在文本自身范围内找到立足点或根据，“细读”可以是

别具一格的文学史研究，也可以是独立的批评实践。

现代文学的基本动力乃是对新事物永无休止的探索。它拒绝一切形式

的限制，把新颖和独创本身奉为自身的最高目标。它唯一的限制，就是自身

探索的欲望和讲述的能力。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样一种观点却开始变得

越来越有诱惑力：文学研究必须是“文学的”，且保持在“文学自身”范围内。

这种要求和学科合法性问题发生关联后，逐渐演化成了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具有了某种意义上的强制性。某某人的研究是“非文学的”，某某研究超出

了“文学自身”的范围，诸如此类的说法也就成了善意的提醒或含蓄的指责。

且不说“文学”乃是一种现代性话语机制的理论问题，也不谈诸如弗

洛伊德对古典作品的解读、拉康关于《被窃之信》的讨论、海德格尔对里

尔克和荷尔德林等德语诗人的阐释之类的事实。但至少，我们不能不面对

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文学的任务是探索一切和讲述一切，我们的研究何以

要画地为牢、自设藩篱呢？很显然，“文学的”或“文学自身”之类的说法，

其准确含义应该是：只有立足于“文学自身”，以“文学的”方式面对相关

问题才更为切实，更为有效。也就是说，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才能切实有

效地探讨相关问题，而不是必须或只能以何种方式探讨相关问题。主语和

重心都集中在问题上，而不是问题的探讨者，更不是探讨问题的方式。把

主语和重心置换成人，把“如何”置换为“必须”，显然误解了问题的真实

含义。

就此而言，如同对待文本的态度一样，通常所说的“文学自身”同样

也只是探讨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而不是归宿。我们的“文本细读”，因

此并没有局限在约定俗成的“文学的”范围之内。不是说要有意识和“文

学的”方式拉开距离，而是说我们的阅读和分析自然而然地循着文本自身

的踪迹和步伐，可能跨入哲学的领地，也可能涉及社会学的结构分析，甚

至可能是什么学也不是的无名境域。我们和新批评的内在关联，实际上也

就在这里：细读不是借助现成的知识框架或机械的空间划分，在一个文本和

另一个文本和文本的关联中展开，而必须是在我们自己和文本直接的肉身

性关联中展开。至于这种关联会引领我们抵达何处，以什么样的方式抵达等，

则完全取决于文本自身的踪迹和步伐，而不是我们的社会位置。唯一的限制，

就是我们探讨问题的愿望和能力。

长期依附或跟随某个庞然大物，习惯了借用文学之外的理论资源的我

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遗忘了这样一种可能：文本细读乃是一种独立的实

践，文学研究也可以成为其他学科的灵感，为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思想资源。

所以，关于牛汉《悼念一棵枫树》和翟永明《乡村茶馆》等诗的解读，都

很自然地逾越了通常意义上的“文学自身”的藩篱，带上了哲学的和思想

史的意味。不敢说这样的“文本细读”就一定摆脱了对其他学科理论资源

的依附，一定能够带来新的启迪，但至少，我们有了这样做的愿望，而且

开始了努力。

我们当然没有忘记我们细读的对象乃是“新诗文本”。在我们看来，

中国现代新诗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体裁，而是一种特殊的话语形式。

“五四”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有“新诗”之名，但却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新

诗之实。胡适之追赠白话诗为新诗的源头，不过是倒果为因，以“新诗”的

眼光发明了“新诗”，自己和自己玩合法性游戏的障眼法而已。外国文学史上，

除了惠特曼的《草叶集》外，也没有中国现代新诗这样形式不固定的家族伙

伴。问题是：惠特曼乃美国文学史上的例外。按照通行的文体学标准，“自由”

和“诗”天生就不搭界。新诗至今仍或明或暗遭受着合法性问题困扰的原因，

就在这里。换个角度，新诗特殊的社会文化功能和历史活力，同样在这里。

传统社会的合法性，建立在“神意”或者“天道”的基础上。而现代社会，

则是自己为自己提供合法性，同时又不断质疑这种合法性，以此将自身保

持在不断变革的历史道路上。中国现代新诗的历史境遇就是这种现代性话

语最鲜明也最尖锐的表征。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形式，新诗一方面要在数

量庞大的“文学家族”中，借助包括文体学在内的多种知识和制度以谋求

合法性，将自身建构为“被承认的文学”。与此同时，又要对自身的存在保

持必要的反思和质疑，在不同的语境中激活相应的历史能力，将自身展现

为开放性的话语实践。每隔一段时间，关于新诗的方向或道路问题，总会

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重新提出来，就是这个原因。

但争论的结果并没有阻碍新诗之为“被承认的文学”，而是更多地激活

了新诗对自身的反思，促成了新诗写作实践的自觉化。用时髦的行话来说，

就是反思现代性的话语实践，也被吸纳和转化成了现代性。20世纪90年代

之后，这种对自身，甚至对语言、对写作行为的反省，实际上已经成了新

诗最明显的本体话语实践之一。

本书的最后两章，即关于张枣的《镜中》和陈东东《全装修》两首诗

的细读，在很大程度上呼应的就是这个问题。这里的切入点，仍然是文体

学意义上的文本，但处理的问题却已经演化成作者的主体位置、语言与诗、

新诗的文化位置与历史可能等复杂问题，刷新了通行的细读和研究范式。毫

无疑问，这样的做法不是超出了文本自身的范围。恰恰相反，乃是更准确、

更贴切地面对新诗，进入了“新诗自身”——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形式的“新

诗自身”。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一定要说本书有什么文学史线索之外的结构

的话，那就是从立足于新诗开始，而以反思这种立足点为收束的潜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