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对于许多学生甚至学者来说，文化产业是一个新生事物，觉得写文化产业史，就像为一个三岁的孩子立传一样可笑。但是，事实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翻阅本书目录就会知道，文化作为产业，几乎是和人类社会相伴随，与社会进步、市场发展和思想解放一起前行。

我是从书画市场开始研究文化产业史的。我发现早在明清时期，中国的书画市场就很繁荣，并且形成了以书画家、收藏家和商人、牙人为主体的书画产业。由此往前看，书画的产业化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春秋战国。同时，我们发现，在遥远的古代，各类歌舞卖艺、工艺品贩卖，以及画像砖、青铜器，都是非常兴盛的产业。中国文化产业早已蔚为大观。

2006年，叶朗教授和我共同主编《北京大学文化产业前沿教材》时，我首次写了《中国文化产业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文化产业史著作，但篇幅较大，而且更像一部史学专著。

随着开设文化产业专业的高校越来越多，各校都需要开设文化产业史课程，但原先的《中国文化产业史》已经成为绝版，需要的师生只能到孔夫子旧书网去买，甚至高价购买劣质的翻印书。出版社也多次鼓励我编写一本篇幅略小、反映最新考古和研究成果的文化产业史。最终，我接受了任务。

但是，由于各种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因素，中间无数次启动，又半途而废，一直延宕至今。半个月前，德尔塔病毒引发的新一轮新冠疫情突袭南京，宅在家里守护绿色健康码成了文明市民唯一的贡献。于是，我重新鼓足干劲，下决心把这件事情做完。

七月的南京又遭遇了台风“烟花”，秦淮河水暴涨，网友们戏称是“涝疫结合”。看着可望不可及的城市天际线，以及在低垂的雨幕中翻飞的鹰隼，我如同古格王国悬崖洞穴里结夏安居的修行者，内心孤独而又充盈。尤其是面对自己9年前出版的《中国美术经济史》，15年前出版的《中国文化产业史》和25年前出版的《中国艺术经济史》，感到既熟悉又陌生，仿佛和年轻时的自己对话，更准确地说是在为年轻的自己批改作业。

好在电子图书馆的检索比15年前方便了许多，过去难以查找的古籍史料现在都陆续上网，甚至可以直接查阅到雕版古书。我花了较大工夫，将书中的古籍引文重新梳理校对一遍，古人反复转引中出现的错误，都一一核对，并且尽量找到原始的文献。除了校正引文中的舛误，通过知网等学术平台查阅近年来相关的史学成果和考古发现，我对史实的判断也变得更加理性，不敢窥一斑而见全豹，而是放到大历史的逻辑中，探寻伏脉千里的草蛇灰线。

中国古代一直有私家修史的传统，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都是私家著述的杰作。当年在复旦读博士期间，我整天沉浸在文科图书馆，在汗牛充栋的古籍中爬罗剔抉艺术经济和文化产业的史料，用一张张卡片摘抄出来，再分门别类地进行整理。几十年来，我一直保持着这样习惯性的嗅觉，无论是在各地的博物馆，还是在书刊网络，发现与这一专题相关的史料，都会如获至宝。就是在这样经年累月、苦心孤诣中，我对中国文化产业史史料的掌握越来越丰富，也因此更容易看清事情的全部和真相，为揭示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规律找到文献和考古依据。这样的过程，总是那么清苦而快乐，是一种不可与人言的幸福。

尽管这是我个人的著述，但是仍然吸取了很多人的成果，受到过很多前人的教诲。如钱学森、刘海粟、冯其庸、高居翰（James Cahill）等，都以不同方式关心和指导我的这项研究。史学泰斗章开沅先生欣然为本书题签，无疑是对我莫大的鼓励。感谢编委会和清华大学出版社。感谢王俞霖等研究生的协助。书中仍会存在错误和不当之处，自然应当由我负责，也真诚地希望读者和广大师生不吝赐教。

李向民      

2021年8月3日于南京观鹰阁

2022年2月13日终校于建湖老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