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近十几年来，图书馆事业史颇受图书馆学研究者的关注，其中地方图书馆史已有诸多研究成果面世。特别是各地图书馆进入百年里程后纷纷开展纪念活动，不少图书馆事业史、图书馆馆史著作得以出版。这些著作体裁丰富多样，有馆志、馆史、资料汇编、大事记、图史等。百年修史，成为图书馆追寻传统、自我认知的一种自觉意识。

北京地区是我国近现代新式图书馆产生与发展的主要阵地之一，有关的图书馆史著述不在少数，其中个体图书馆馆史著作居多，整个区域图书馆事业史较少；区域性的图书馆事业史对1959年以后的发展记叙详细，而对民国时期的发展多为简略。最具代表性的地区图书馆事业史是张树华主编的《北京各类型图书馆志》（1993），该书基于广泛调研而成，资料丰富、数据可靠，是研究北京地区从晚清至20世纪80年代图书馆事业史的重要参考书。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专门论述北京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史的著作尚付阙如，这与北京地区麇集着众多图书馆学研究者的现状不相匹配。如果能够将北京地区图书馆发展史细密地梳理出来，无疑会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史的清晰展现有着积极作用。

韦庆媛女史长期致力于图书馆馆史研究，尤其是对清华大学图书馆史研究有素，大著迭出。如《邺架巍巍——忆清华大学图书馆》（2011年）、《清华大学图书馆百年图史》（2013年），受到图书馆史研究者的重视。她主编的《戴志骞文集》（上、下，2016年）也为近代图书馆学家文集整理之要著。2015年，庆媛女史申请的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史研究”获得立项，这是她将图书馆馆史的研究领域拓展到北京地区图书馆事业史的一种努力。本书就是这个项目结项后的成果。

拜读庆媛女史的这部书稿，收获良多。其以下写作特点尤值得称赞：

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史研究

序

一、所凭借的资料、数据十分丰富。作者置身于清华大学图书馆文献宝库之中，又有着访查资料的丰富经验，在写作本书时，不仅遍查了公开出版的报刊文章、各种专著、外文文献，还利用了民国时期的档案、非公开出版物等资料。如本书参引的赵福来编纂的《北平市图书馆一览》（油印本，北平市图书馆协会服务委员会，1948年），收录了当时调查走访所得的55所图书馆具体信息和数据，内容颇为详尽。因是油印本，印量小，我曾在首都图书馆地方文献库见到1册。还有，北京最早开放的公共图书馆，可以追溯到光绪二年（1876）国英创建的“共读楼”，而国英刻印的《共读楼书目》［索绰络氏家塾藏版，巾箱本，光绪庚辰年（1880）刻印］上下两册，是研究“共读楼”的基本史料，也是难得一见。这些一手资料都被作者所参考、利用，其书可谓“采铜于山”之作也。

二、考证翔实，挖掘出诸多未见史料，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如通过对杨家骆《全国机关公团名录》（1937年）、李文裿《北平学术机关指南》（1933年）、刘苏选编的《1933年北平市公私立图书馆调查表》（1996年）等多方资料的考据、统计，总结出“七七”事变前北京地区图书馆事业是最为繁盛时期，共有图书馆124所，藏书总计396万册，且通过表格一一列出所有图书馆的馆名、地址、藏书量、成立时间。估计当时只有上海多于北京（据1936年的《申报年鉴》统计，上海当时有各类图书馆240所）。此外，本书通过档案资料也整理出不少重要的图书馆数据，如根据《北平市教育局社会教育科所属社教机关一览表》（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004-004-00117）梳理出1945年12月日伪时期北平市图书馆、民众教育馆、阅书报处的基本情况，包括馆长姓名、职员人数等。

三、注重以图录展示原始材料，以表格呈现完整数据。如通过民国时期图书馆建筑、图书馆活动、图书馆重要人物照片或图片，展现昔日的历史风貌。在第四章“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建筑扩充与馆藏建设”中，作者从旧书刊资料挖掘出十几张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图书馆馆舍图，将其一一展现出来，介绍了当时图书馆建筑设计打破了以往藏书楼建筑格局、材料多用钢筋水泥、重视开放性兼及防火功能、设施配备齐全的盛况，是知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已经达到较高的先进程度。第五章中1931年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罗静轩馆长与全体职员的合影，1937年香山慈幼院儿童在图书馆读书的图片，还有第六章里1925年5月26日鲍士伟在韦棣华陪同下访问北京大学，北大同人宴请鲍士伟的照片等，都是在以往图书馆史著中稀见的珍贵图影，它们再现了民国时期图书馆活动、图书馆人物的真实场景。

四、内容结构经纬纵横，既考察民国以来北京地区图书馆总体的发展源流，又从馆舍建设、藏书汇聚、业务分工、专业教育、学术活动、学者群体等不同向度展开，分析地区图书馆事业不同剖面的具体情况，借此揭示北京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肌理，折射北京文化发展的丰富内涵。如在有关图书馆流通服务的章节里，作者介绍了北京地区图书馆初建期的读者服务都曾收费，虽然就是一两枚铜板，价不昂贵，但这也是“门槛”。1927年1月16日新的北平北海图书馆开馆，开启了图书馆免费阅读的时代。图书馆食堂还备有午餐，供读者用餐，收价极廉。这些服务，宣示着贫民平等、自由获取知识的时代来临。20世纪30年代市属最大的图书馆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曾专门组织儿童读书会，利用儿童阅览室藏书开展活动，吸引儿童走进图书馆；举行全市巡回图书借阅展览，在城郊内外21处阅览处所进行巡回借书；利用北平、育英两个广播电台播送读书指导节目，为公众自编自演话剧《到图书馆里去》。

五、作者视野开阔，运用大历史观研究方法，将北京的图书馆发展置身于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发展的背景中，置身于国家实现现代化历史过程中进行深入考察，关注在现代化语境下，国家政治取向、教育制度变化、市民文化程度对北京图书馆发展的影响，从而使我们从中能看到影响图书馆发展的内外部因素的作用，看到图书馆盛衰的前因后果。如叙述俄罗斯东正教图书馆时，围绕中俄两国关系所处时代，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旨意的影响，阐发其在京创办的意图、办馆使命、业务特征以及最后归宿等，使人得以看清东正教图书馆发展的历史逻辑。在叙述民国图书馆体制确立与发展时，作者更是从图书馆法规、教育制度完善的角度切入，不仅厘清了图书馆事业不同历史阶段的法律保障、行政归口，也明晰了图书馆事业法制保障、政府力量推进的过程，反映出政府在图书馆网络体系形成中所处的主导地位。

除了上述特点，本书语言洗练，要言不烦，也表现出自己的一种独特风格。不过，拜读获益的同时，该书个别地方还有可继续探讨的空间。如书中数据多次提到1948年时北京有图书馆55所（包括张树华《北京各类型图书馆志》也如此认为），依据来源于赵福来《北平市图书馆一览》。然而看袁同礼为《北平市图书馆一览》所做的序文，袁同礼说当时北京的图书馆当不下60余所。故我觉得赵福来所载只是其亲自走访所见，55所恐非当时准确之数。另外，徐铸成《旧闻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1980年）、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中华书局，2015年）等书，对民国时期北京图书馆也有生动描述，如果能将其中资料用上，北京早期图书馆面貌就会更加感性化了。

我与庆媛女史相知多年，我有几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外审专家的评审意见，就出自于庆媛女史之手。她的评语中肯，所提意见令人信服。2014年我在撰写《1957年图书馆界右派的言论及遭遇》一文时，曾向庆媛女史请教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刘世海生平，她帮我查考清楚并及时回复，解决了我的问题。后来她整理出版了《戴志骞文集》还专门送我一部。现在，庆媛女史的新作就要面世了，我先睹为快。在此，自己将阅读感受分享给大家，并向大家推荐这部地区图书馆史的力作，冀望它能惠及更多的图书馆学研究者以及文化学人。

王子舟王子舟，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兼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等。

2020年1月12日于五道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