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广西历史地理与建筑文化概说
先秦时期——广西建筑之始
广西地处中国地势第二阶梯中的云贵高原东南边缘、两广丘陵西部，南临北部湾海面，总体地形呈西北高、东南低，西北向东南倾斜的态势，背靠山岭、面向大海，呈既封闭又开放的自然地理格局。广西总体是山地丘陵性盆地地貌，盆地中部被两列弧形山脉分割，外弧形成以柳州为中心的桂中盆地，内弧形成右江、武鸣、南宁、玉林等众多中小盆地。四周多被山地、高原环绕，山体庞大、山岭连绵、岭谷相间，中部和南部多丘陵平地。由于广西境内山地、丘陵广布，因此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山地、河流的分割使广西形成了许多大小不同的自然区域，这些区域在广西历史早期始终处于相对独立发展的状态，没有形成统一的社会与文化，其聚落总体表现为“大分散，小聚合”的区域分布格局，与中原“小分散，大聚合”的聚落分布模式相反 1。据已刊出的考古发掘报告及相关的研究，广西一带的古人类极有可能缘自云南元谋人及百色远古人类。百色旧石器通过西江流域由西向东流布，在桂南一线留下许多台地、贝丘遗址，在桂东一线则遗存许多洞穴遗址。其中位于广西资源县的晓锦遗址，位于海拔约 600米的阶地边缘土丘和边坡上，相对高度约 30米。根据考古发掘报告记载，该遗址出土了大量柱洞、灰坑、水沟，共发现近 10座房址，展现了广西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风貌。遗迹显示，当时的房址平面为不规则的圆形、方形，面积较小（直径 3米左右），地面较平整，未发现明显生活痕迹，说明很可能是已经抬高的干阑式或半干阑式房屋 2。（图1）
进入青铜器时代以后，“大分散，小聚合”的区域分布格局逐渐合并为东、西两大部分——西瓯与骆越，西瓯核心区就是今桂江流域一带，范围大致包括广西东部、广东西部、海南等地区；骆越核心区就是今广西左、右江一带，其范围大致包括广
图1 资源县的晓锦遗址 F12平面图（《广西资源县晓锦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1.
曹劲.先秦两汉岭南建筑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3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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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南部、贵州西南部、越南的红河三角洲地区等。西瓯、骆越是广西的土著时期，尚处于国家文明的起始阶段，并未形成具有较大范围控制力的王国 3。这些处于土著时期的王国、部族以农业为生，过着定居生活，城市和建筑的发展仍处于较原始的水平，但他们却通过各种方式、渠道与其他地域沟通、交往，成为中原与华南、西南文化往来、交汇之所。据文献记载及考古证明，早在商周时期，西瓯、骆越人就与中原地区有过交往，至战国时期，对外交通相对顺畅的西瓯一带就被纳入战国诸侯的控制范围。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舆地考》记载，今桂林漓江一带“战国时楚国及越之交……自荔浦以北为楚，以南为越”，受行政区划的影响，其文化自然有楚文化的特点。因此，西瓯、骆越文化呈现多元混合的状态，既有浓郁的土著文化的一面，也有受外来文化影响的一面。例如恭城出土的春秋时期的墓葬，其编钟、鼎、戈等器物的形制与纹饰与同时期中原出土的同类器物基本一致，但兽钮铜柱形器、提梁鼎、蛇蛙纹尊、靴形钺等则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4。（图2）
图2 恭城县加会墓兽面纹铜甬钟（左）、龟蛇纹铜尊（右）（《瓯骆遗粹》）
秦汉时期——广西建筑初步发展、融合
公元前 223年，秦始皇势力开始进入岭南。据记载，秦国大将王翦在这一年率60万大军伐灭楚国，进而“因南征百越之君” 5，发动了对岭南的统一战争。公元前217年，秦始皇命令监御史史禄开凿灵渠，以支持这次军事行动。公元前 214年，秦始皇派任嚣、赵佗两员大将对岭南发动新的进攻，最终击溃了西瓯、骆越，统一了岭南，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三郡 6。秦代划分郡界基本依照“山川形便” 7的原
3.
《汉书》记载：“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羸，南面称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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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司马迁.秦始皇本纪[M]//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
7.
“山川形便”就是以天然山川作为行政区划的边界，使行政区划与地理区划相一致。
则，这使岭南能保持大致完整的自然区域；而县治的出现，就岭南三郡而言，更多的是为巩固新开疆土而设立，而非该地开发已臻成熟、为人口相对聚集而设。因此，秦代虽在岭南设立三郡，但对岭南的开发并未有进一步的举措，因此岭南大部分仍处于人口少、发展较落后的土著部落阶段，而且以旧有土邦小国为基础，任用地方首领管理相应地域。
秦代国祚时间极短，秦灭亡后，其大将赵佗雄踞岭南，建立南越国，控制了桂林、南海、象郡三郡，推行“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一方面提倡汉人与土著人通婚，“与越人杂处”8，另一方面“以诗礼化其民” 9。在此过程中，汉族、土著民族的文化、习俗、工艺交流日增，进一步融合。如今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墓主人很可能是南越国的高级官吏，其出土的器物大多与黄河、长江流域同时期墓葬所出相同，但盘口鼎、附耳铜桶、筒形钟等则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图3）。再如西林普驮铜鼓墓，墓主人可能是句町古国的统治者，其出土的器物有明显的滇文化特点，但也有一些中原汉式器物 10。
公元前 114年，汉武帝通过武力平定南越，在故秦三郡基础上设立象郡、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五郡，所辖县的数量进一步增多。昭帝元凤六年（前 75年）罢象郡，命其地分属郁林、牂牁，但最为基础的县级治所大多没有变化。汉统一天下后“令天下县邑城”11，因此该时期县级及以上的城市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广西也不例外。据统计，今广西境内，汉代设立的县级及以上的城市共 20余座，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筑有城垣的屯兵之所 12。这些城市及屯兵之所主要分布于今浔江、桂江、柳江、黔江、郁江、邕江沿岸的西瓯、骆越旧地，随之而来的是来治所戍边及地方管理的中原汉人。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了当时广西少部分城市的发展，但广西大部分地区因山高林茂、人口稀少而罕有朝廷势力深入，不得不“以其故俗治”13。
秦汉时期，广西最为繁华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今广西的东北部以及东南部。前者是因为有湘桂走廊和潇贺古道与中原相连接，便于秦、汉中央的政令、物资、人员等进入和流动；后者是因为地处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海上贸易兴盛，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城池以政治为核心，同时逐步发展其经济、文化功能，城池的形制、布局、建筑等得到不断改善。如桂林市兴安县七里圩的秦城遗址，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宽 156米，东西长 246米，城墙高约 3米，宽约 10米，城墙四角设向外凸出的角楼，城墙外有宽 10至 20米的护城河，其形制及筑城方法符合汉代城址的建筑特点。城内有建筑基址 5处，其中最大的一处保存着厚达 1米的夯土台基，南北宽约 52米，东西长约 94米。据发掘人员分析，秦城遗址的形式、规模、建筑风格、筒瓦等都与湖南等地的汉代县治基本一致 14（图 4）。此外，广西保存较好的汉代城址还有：今全州县的洮阳城址、建安城址，今灌阳县的观阳城址，今兴安县的城子山城址，今贺州市的临贺城址、高寨城址，今武宣县的勒马城址，今宾阳县的领方县城址，今北流县的增劲塘古城址。这些城市的选址分两种：一种在大
8.
司马迁.淮南王列传[M]//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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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崱.安南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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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珍.兴安秦城城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A].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考古文集 [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河之滨的平地上，一种在离河流较近的山岭上。前者城址较大、城形规整，如临贺城（图 5）；后者依山而筑，城址较小，城形不太规整，城内地势高低不平，如观阳城。这些城址的城墙均用版筑法夯土砌筑，城内部分采用高台建筑，房屋建筑材料以陶制的板瓦、简瓦片为主，有少量瓦当、铺地砖、水管以及铁钉等建筑构件 15。
此外，广西的汉墓中还出土了大量建筑类明器，这些明器最早出现于西汉后期，最晚到东汉后期，主要为陶质（少部分铜质），种类有楼、屋、井亭、仓、厕等。这些明器一方面生动地呈现了当时的建筑风格、建筑类型和建筑特点，另一方面也体现和印证了当时广西土、汉相融合的多元文化格局。此期出土的建筑类明器广泛分布于平乐、贵县、合浦、梧州、兴安、钟山、贺州等地，从外形上大体分为两类：干阑式陶屋与地居式陶屋。
图3 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盘口鼎（《瓯骆遗粹》）图4 秦城遗址出土的筒瓦及瓦当（《兴安秦城城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图5 临贺故城城墙
15.广西大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广西大百科全书（历史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97.
（1）干阑式陶屋。干阑式建筑由巢居演变而来，与南方湿热气候相适应。干阑式建筑明器在汉代广西的贵县、合浦、梧州、平乐、钟山、贺州、兴安等地的墓葬都有出土，总计 12件。广西干阑式陶屋多出现于西汉时期的墓葬，到东汉时期逐渐被地居合院式陶屋取代，仅偶有出现 16。广西干阑式陶屋结构分上、下两层，均为悬山顶，平面有长方形式、“L”式，外形有柱支撑、矮墙支撑两种。
第一类，柱支撑干阑明器，其特点是一层立柱搭建平台（立柱可高可矮），其上建屋，屋的支撑柱与一层立柱不对位，如合浦县望牛岭 1号墓出土的西汉独栋干阑式铜屋（图6）。
第二类，矮墙支撑干阑陶屋。此类陶屋占比较大，通常一层围砌矮墙，设牲畜进出的窦口，平面有长方形式、“L”式两种。长方形式如贵县火车站 11号墓出土的悬山顶干阑式陶屋（图 7）； “L”式如合浦县廉州镇母猪岭 M1汉墓出土的带圈干阑式建筑（图8）。
（2）地居式陶屋。即一层不架空、不圈养牲畜而是住人的陶屋，展现了上人下畜的居住模式向人畜分开居住模式的转变，也反映了由开放的单体布局向内向的合院式布局的转变。此种陶屋按高度可分为多层的陶堡、地居合院式陶楼、地居带圈“L”形陶楼，以及仅有一层的地居平房式陶屋。
第一类，多层的陶堡。汉代庄园经济发达，大量的地主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来保护自己的人身及财产安全，陶堡突出的防御功能就是对这一社会现实的力证。贵县铁路新村出土陶堡明器一件，通高 12厘米、底长 24.8厘米、宽 12厘米，总平面呈正方形，以高墙围合，前后壁辟门，门顶处各有一望楼，围墙的四隅也各设有一角楼。望楼前后壁均开门，角楼外墙部分有镂空小孔，无门无窗，具有很强的防御性，望楼与角楼均为庑殿顶。城内左右两侧各有一座陶屋，一座为二层楼阁式建筑，另一座为单层房屋，皆为庑殿顶，饰瓦垄。（图9）
第二类，地居合院式陶楼。其平面多为四合院、三合院式，由门屋、厢房（两侧或一侧）、正房、院落组成。通常正房高两层，多用庑殿顶；门屋、厢房高一层（门屋略高于厢房），用悬山顶，整体错落有致，是广西装饰最复杂、器形最精美的建筑类明器，如平乐县银山岭 124号墓出土的四合院式庑殿顶陶楼（图 10）。也有个别地居合院式陶楼用悬山顶，如合浦县罐头厂出土的 M1A东汉院落式陶屋，由门屋、院落、双层栅居式正房组成，门屋与正房都用悬山顶，其中门屋正脊两端起翘，房屋墙体向下收分（图11）。
第三类，地居带圈“L”形陶楼。总平面呈正方形，主屋与厢房两层，呈“L”形相交，两屋后墙用矮墙相连，形成猪圈，矮墙顶部基本带屋檐，墙身设直横窗，带窦洞。这类陶屋还常有劳作的陶俑，因此很有可能是杂房，如贵港市文化馆出土的一件“L”形陶屋。
第四类，地居平房式陶屋。地居平房式陶屋均高一层，悬山顶，按平面形式可分为三合院式、二合院式、独栋式三种。其中三合院式陶屋，如贵县高中工地 4号墓出土的六俑陶屋（图12）；二合院式陶屋，如梧州市云盖山 5号墓出土的五俑带圈陶屋；独栋式，如贵县南斗村 8号墓出土的镂空悬山顶陶屋。
上人下畜、单体布局的干阑式明器体现了土著先民的建筑特征，人畜分开、内向合院式布局的明器体现了中原汉族建筑的特色；广西汉代建筑类明器由干阑式向地居合院式的发展，展现了中原汉族建筑文化对广西土著建筑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汉化”过程中，由于日照、温度、湿度等都不同于中原地区，广西此时期的建筑在中原地居合院式建筑的基础上做了主动的调整：将北方汉代建筑类明器中宽敞的庭院改成了狭窄的天井，以适应广西湿热的气候。
16.仅梧州东汉墓葬出土1件。
图6 合浦县望牛岭 1号墓出土的西汉独栋干阑式铜屋（《瓯骆遗粹》）图7 贵县火车站 11号墓出土的悬山顶干阑式陶屋（《瓯骆遗粹》）
图8 合浦县廉州镇母猪岭 M1汉墓出土的带圈干阑式建筑（《广图9 贵县铁路新村四角六楼陶堡（网络）西贵港市孔屋岭东汉墓》）
图 11 合浦县罐头厂出土的 M1A东汉院落式陶屋（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之百科数字博物馆）
图10 平乐县银山岭 124号墓出土的四合院式庑殿顶陶楼（《瓯图12 贵县高中工地 4号墓出土的六俑陶屋（《瓯骆遗粹》）骆遗粹》）
六朝至宋元时期——广西建筑稳步发展、超越
六朝包括以南方为中心的孙吴、东晋，以及宋、齐、梁、陈等六个王朝。在今广西境内，行政区划随着朝代的更迭而频繁变动，至陈末，政区在今广西境内共 10州、39郡、101县，其数量较汉代有了很大增长。谭其骧先生曾指出：“县乃历代地方行政区划之基本单位。州郡置县，分并无常，境界盈缩不垣，县则大致与时俱增，置后少有罢并，比较稳定……。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区开发已臻成熟。”17置县数的大量增加，说明六朝时广西较汉代有了更大开发和发展。其原因是中原战乱频仍，南方相对和平，大批中原世家大族为避战祸举族南迁，包括纷乱之外的五岭之南。中原和江南的移民带来了比较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使广西文化和农耕技术渐次得到综合性提高，并形成较为显著的二元交融特色。
隋唐统一中国后，划全国为十五道，两广地域称岭南道，懿宗时分岭南为东、西两道，正式设岭南西道于邕州（今南宁），是广西成为独立一级行政区建制之始。唐代的地方行政区划为道、州、县三级建制，岭南西道下辖桂州、柳州、邕州等 26个州，为加强边防、强化政权，唐朝还在岭南西道下设桂管经略使（治桂州，今桂林）、容管经略使（治容州，今容县）、邕管经略使（治邕州，今南宁），直辖各州县，并在桂州设总管府。同时，唐朝还在广西设 50个羁縻州、51个羁縻县以管理桂西南、桂西、桂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启广西“一域两制”的历程。
唐代是广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广西交通进入全新发展阶段，形成了南北向贯穿广西的桂州道，北可经永州、衡州至长安，南可经邕州至交州；灵渠也得到多次疏浚，从而保证了航运通畅，利于两岸田地的灌溉；开凿桂柳运河，使桂江和洛清江相通，使桂中与桂东北地区联系更快捷、便利，促进了桂中地区的发展。广西农业也继续发展，牛耕已经在桂东地区普遍使用。据记载，唐中宗景龙三年 ,王晙任桂州都督时“开屯田数千顷”；唐德宗贞元年间，李云思任容州刺史“开置屯田五百余顷，以足军食” 18。这一时期，广西文化发展也上了一个新台阶，各地兴建府学、州学、县学，并允许尚未设置官学的羁縻州县的土著先民子弟进入官学接受教育，汉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播。另外，唐代有很多著名文人、官宦被流放到桂东北、桂中、桂东南地区，他们的到来有力地引导了广西文学、艺术的发展，并为广西地方建设提供了助力。唐代广西佛教兴盛，道弘、鉴真、慧能等高僧来桂传法，增建佛寺 40余座，至唐中晚期，桂林佛教已知名于天下。
经五代十国之乱，广西进入中古后期的宋元时期，岭南政区格局发生重大改变。宋太祖统一全国后，推行路、州、县的建制，今广西称广南西路，简称广西路，“广西”之名依此而来。广西路治桂州（今桂林），下置桂、柳、邕、容、象等 25州 19。到南宋时并为 20州，并把桂州升为静江府，宜州升为庆远府，由州府直辖各县。与此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州。有宋一代，广西政区面积为全国之最，人口有所增加，壮族形成，侗族、仫佬族、毛南族等土著民族开始为外人所认识，有了单一的族称，瑶族、苗族等民族开始规模性地进入广西北部，加上宋室南迁、狄青镇压侬智高起义等，大量汉族移民由北而来，广西呈现多民族汇聚、融合的局面，农业、文教、文艺等也都在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交通也进一步发展。
17.
谭其骧.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划——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M]//谭其骧.长水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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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广南西路的政区范围，除今广西之外，还包括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一带。此外，全州一带属荆湖南路管辖。
至元代，改广南西路为广西两江道宣慰使司，隶属湖广行中书省，后因湖广地域宽广，为加强统治，在湖广南部设广西行中书省（治靖江路临桂县，今桂林市），简称广西省。在广西省下设置靖江路、柳州路、南宁路、梧州路、浔州路和平乐府、郁林州、容州、象州、宾州、横州、融州、滕州、贺州、贵州、太平路、思明路、镇安路，以及庆远南丹溪洞军民安抚司、田州路军民总管府、来安路军民总管府、龙州万户府等，分别统辖各县和羁縻州 20。为削弱反元势力，广西还被一分为三，内陆的左右江宣慰司、广西道宣府司，与近海的海北海南道截然分开，导致广西的航海业、交通运输业、对外贸易等受挫，极大改变了广西的经济格局。此外，元代广西居民被划分成最下等的“南人”，到元中后期才恢复开科取士，官学也较宋代减少，文学艺术大为倒退。此期伊斯兰教传入广西，并在桂林穿山脚下建立了广西最早的清真寺。
六朝至宋元时期是广西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路、州、县的城郭得以大规模兴建。在唐代，桂州、宜州、柳州、贺州、容州、邕州、钦州等重要城镇崛起，如今遗存的唐代城址有上林县的智城城址，阳朔县的归义故城遗址、乐州故城遗址，容县的容州故城遗址，北流市的铜州故城遗址等，文献记载的唐代城池有桂州城（今桂林）、龙水县城（今宜州）、邕州城（今南宁）等。从考古发掘遗址以及文献记载来看，广西唐代的城池已经开始推行子城制度，但仅限于州城，如桂管所在地的桂州城和容管所在地的容州城。其中桂州城分别于武德四年（621年）、大中年间和光启年间，修建子城、外城和夹城。子城为官府衙署所在地，有四门，“周长三里十有八步，高一丈二尺” 21；外城周长三十里，高三丈二尺，共开八个城门 22；夹城位于外城之北，“周回六七里”23。但其他州城及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的广西唐代城池并未建罗城。城墙材料大体分成两类，一类是荆竹编制，“节皆有刺，数十茎为丛。南夷种以为城，猝不可攻” 24；一类是夯土而成，如桂州城子城、罗城的城墙都是夯土城墙。
到宋元时期，府、州、县一级城郭多在唐代的基础上扩建或兴建，但发展很不均衡，有的城防系统较为完备，如桂林府城（图 13），子城、罗城两城相套，设瓮城，其外还有羊马城、护城河，城墙均以石块砌筑，城“高二丈有奇，广三丈，延袤三千七百余丈，周回一十余里，起于东北宝积山连风洞，因山为城増卑益，高筑女墙，建睥睨各数十余丈，……城门皆建楼阁，设闉阇，其最大者为逍遥楼” 25。再如南宁府城（图 14），也由子城和罗城组成，“周二千五百三十二步，高三丈五尺，下广六丈，上广二丈六尺，环之以屋，三面为壕，而西因长江（今之邕江）焉。子城在其内，其制为称” 26。淳祐八年（1248年），对城墙进行包砖。“总创团楼四座，马面楼三十六座，瓮城楼五十四间，敌楼二座……又筑南壕坝三十五丈，浚东城壕五百余丈” 27，军事防御设施已十分完备。有的城防体系较简单，如庆远府、梧州府城、平乐府的城池，这些城池仅有一重城墙，外有护城河或三面环江，城墙在宋代或元代时改砖石砌筑，增加其防御性，城墙建马面、敌楼。有的城防体系较薄弱，除以上所提及的府城外，其余府
20.
全州、灌阳、资源一带仍属湖广行省管辖。此外，将原属广西省的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一带划出来，成立海北海南道宣慰司（今属广东、海南地域）。
21. [明]林富，黄佐．广西通志（嘉靖）[M]．卷三十二，兵防·城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一八七地理类.济南：齐鲁书社，1998.
22.
[明]陈琏．桂林郡志[M]．卷二，城池．明景泰元年（1450）吴惠重刻增补宣德本.
23.
[唐]莫休符．桂林风土记[M]．夹城．北京：中华书局，1985：5.
24.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M]．北京：中华书局，1981：120.
25.
修桂州城图记[A]．[清]谢启昆．广西通志[M]．卷二百二十七，金石略·宋．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点校本，1988：5856．
26.
杜春和.南宁府志[M].城郭.张囯淦文集四编——永乐大典方志辑本[M].北京：燕京出版社，2006：1428 .
27.
杜春和.南宁府志[M].城郭.张囯淦文集四编——永乐大典方志辑本[M].北京：燕京出版社，2006：1429.
图13 南宋静江府修筑城池图图 14 南宁“晋城”“唐城”“宋城”地理位置示
意图（谷云黎 .南宁城市建设史研究 [D].广州：华
南理工大学，2009：25）
城的城池只有一重城墙，而且城墙多以土夯筑，无雉堞，无马面，鲜有敌楼，城防设施极不完备。有的甚至无城池，如思明府、思恩府和太平府三府，迟至明代才开始修建城墙 28。由上可知，宋元时期虽兴建了许多城郭，但府一级城郭的防御体系还很脆弱。只有一些县城的城防相对还较好，如郁林州、容县设置子城、罗城、城壕，郁林州城还“盖串楼三百二十七间”29。宋元时期城墙材料有三类：
（1）
以木、竹为栅，如兴业县“旧以木栅为城”30；
（2）
以土夯筑，如雒容县，“旧县土城，在洛清乡”31；
（3）砖石砌筑，如博白县，“元至正十三年以砖包砌，周二百二十丈，立东南二门” 32。从文献资料统计来看，此期城墙夯土筑城的最多，砖石砌筑的少，甚至还有以木栅为城的，反映出广西宋元时期城池在防御上较为薄弱。
在建筑上，六朝至宋元时期广西没有任何木构建筑遗存，仅余极少量的石桥，如融水蔡邕桥、临桂于公桥、灵川五圈桥、兴安社山桥、兴安玉溪桥等。古代文献中对于此期建筑的记载也是凤毛麟角，如：
《隋书》卷三十一志第二十六“俚人则质直尚信，诸蛮则勇敢自立，皆重贿轻死，唯富为雄，巢居崖处，尽力农事”，俚人即今桂东、桂南、越南北部的土著民族，“巢居”是对南方土著民族住屋的泛指，并非专指现代意义的“巢居”，也非专指干阑建筑，其具体建筑形式不清。
《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记载：“南平僚者，东与智州 ,南与渝州 ,西与涪州接，部落四千余户。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人并楼居 ,登梯而上 ,号为干阑……”智州即今玉林市境内，干阑即底层架空的木构楼居建筑。
宋代范大成《桂海虞衡志》引《文献考·四裔考七》卷三三○记载：西原蛮“民居苫茅，为两重棚，谓之麻阑，上以自处，下蓄牛豕。棚上编竹为栈，但有一牛皮为裀席。牛豕之秽，升闻栈罅，匀惯之。亦以其地多虎狼。不尔，人畜俱不安。深广居
28.
[明]林富，黄佐．广西通志（嘉靖）[M]．卷三十一，城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一八七地理类.济南：齐鲁书社，1998.
29.
[清]谢启昆，胡虔纂，广西通志 [M].卷一百二十六，建置略.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30.
[明]谢君惠，黄尚贤.梧州府志[M].城池志，广西区图书馆据崇祯四年（1631）抄本.
31.
[清]谢启昆，胡虔纂，广西通志[M].卷一百二十六，建置略·城池.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32.
[清]谢启昆，胡虔纂，广西通志[M].卷一百二十六，建置略·城池.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民亦多如此”。西原蛮是今壮族先民之一，分布于今广西左、右江流域及云南文山一带，居住“麻阑”，即干阑。
《太平寰宇记·岭南道五》卷一六一载：贺州“多构木巢，以避瘴气”，“木巢”具体形式不明，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种以木构筑的、离地而居的建筑，可能是巢居，也可能是干阑。
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风土门》载：“深广之民，结栅以居，上施茅屋，下豢牛豕，栅上编竹为栈，不施桌椅床榻，唯有一牛皮为裀席，寝食于斯。牛豕之秽，升闻于栈罅之间，不可向迩，彼皆习惯，莫之闻也。考其所以然，盖地多虎狼。不如是，则人畜皆不得安。无乃上古巢居之意欤！”
以上这些记载反映的是六朝至宋元时期广西少数民族居住建筑的情况，其建筑名称有“巢居”“干阑”“麻阑”“木巢”等，所涉及的使用人群有“俚人”“南平僚”“西原蛮”等，根据这些古文献的描述“巢居崖处”“人并楼居 ,登梯而上”“两重棚……上以自处，下蓄牛豕”“构木巢，以避瘴气”“上设茅屋，下豢牛豕”等，可知其建筑特点与今广西干阑建筑基本相近或一致（图15）。
此外，在汉族相对集中的城池中，考古发掘出一些六朝至宋元时期的砖瓦窑，如桂林上窑村的唐代窑址里就出土了板瓦、筒瓦、瓦当、长方形砖，其中板瓦长 24厘米、宽 15至 18厘米、厚 1.3厘米，筒瓦长 22厘米、宽 9厘米、厚 1.7厘米，有的前部有
1.5厘米的孔，卯一只金翅鸟。瓦当圆形，直径 8.2至 10.5厘米，饰莲瓣八片 33，可见广西唐代的建筑已使用砖、瓦。到了宋代，广西的砖瓦窑遗址数量更多，范围主要集中在宋代桂州、梧州、容州、郁林州、廉州等汉族人口较集中的桂东北、桂东、桂东南地区，说明宋代这些地区砖瓦使用量较前期进一步增大。
明清时期——广西建筑全面开花
明太祖朱元璋推行司、府、县（州）政区制，全国分为十三个布政使司，广西布政使司是其中之一，改靖江路为桂林府、布政司治所。其下辖桂林府、平乐府、柳州
图15 那坡县达文屯干阑民居
33.桂林市博物馆.广西桂州窑遗址[J].考古学报，1994（4）：499-526.
府、梧州府、得州府、庆远府、南宁府、思恩府、太平府、镇安府、思明府等，分别管辖五十个县、四十八土州和四个长官司。此外，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将原属湖广的永州府所辖全州、灌阳一带划拨广西桂林府管辖。为了统一指挥，抵抗日本倭寇对沿海地区的侵犯，将原属广西的钦州、廉州府一带划拨广东管辖 34。这样，广西彻底成为一内陆省份，对外贸易被广东垄断，经济下滑，与广东的差距拉大。从人口分布看，明代广西东部为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状态，以桂林府、梧州府汉人较多，辐射范围也较大，呈块状分布，两府中部分地区的汉族移民人口甚至超过土著人口（如临桂县等），导致了区域性、小范围的文化移殖 ,其标志便是桂柳话的形成、粤语区的扩大，以及湘赣建筑、广府建筑的传入、传播。东部其他地域的汉人依然以点状分布为主，周围瑶民环绕，如平乐府“境内傜僮十居七八” 35（图 16）。桂中地区汉族移民绝对数量不大，少于当地土著人口，汉族人口在桂中一带呈零星岛状分布，明方志中描述“民二壮八”“民三壮七”之类，这使得汉族移民的影响仅限于驻地周围，对土著文化的冲击很弱，建筑影响甚微，如宾州万历年间仍是“土旷人稀，民夷杂处” 36。包括奉议、田州、南丹、思恩在内的桂西地区 ,在明代大部分为土官所辖，依然是土著少数民族人口占绝对优势，其中瑶、壮占多数 37，汉族移民势微 ,这不仅使汉族文化对土著文化的影响、同化无从谈起，反而使迁入当地的汉民“涵化”，如汉族移民修建少数民族式的干阑建筑居住等。总体而言，明代“广西之境，大约俍人半之，徭、僮三之，民居二之”38，汉族人口依然较少。
清顺治七年（1650年），清兵南下围攻桂林，平定南明桂王政权，统一全国，改广西承宣布政使司为广西省，省会驻桂林。经过多次调整，至清后期，广西省下设置桂林府、平乐府、柳州府、梧州府、庆远府、思恩府、浔州府、南宁府、泗城府、镇安府、太平府，以及郁林直隶州、归顺直隶州、上思直隶厅、百色直隶厅、龙胜厅等，总共统辖 49个县，24个土州，4个土县，10个土司，3个长官司。土州、土县、土司、长官司的地域，由土官世袭治理，流官佐之。至清代后期，广西的土州、土县、土司陆续进行改土归流，到清末民初，改土归流基本完成 39。从人口数量及分布来看，清代较明代有显著变化：
（1）
清代全国人口激增，由于广西开发较晚，人少地多，成为移民的热土，愈来愈多的汉人入桂。据统计，由清初至嘉庆、道光的 190年间，湖南、广东、福建各省农民陆续移入广西，其中以湖南、广东两省为最多，福建次之。到鸦片战争前夕，广西人口数量发展到 9 340 018人，比明万历六年（1578年）人口增加了 6倍 40；
（2）
从分布看，广东、福建移民继续填补桂东、桂东南隙地，湖南、江西移民继续填补桂东北隙地，使整个桂东北、桂东、桂东南的汉族人口成为主流，整个区域尊
34.
同时，将海北海南道（雷州半岛、海南岛一带）复归广西，不久，又重拨广东。
35.
（清）全文炳.平乐府志卷29.光绪十年刻本.
36.
郭棐.宾州志[M]:卷二.
37.
明代中期，有人曾对广西各族所占的比例进行过估计:“广西岭徽荒服，大率一省狼人半之，瑶壮三之，居民二之。”（《世宗实录》卷三一二，嘉靖二十五年六月丁亥。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也持这种观点。）柳州府虽连桂林，但“郭以外，绕地率瑶壮矣”，故“风气与中州异”，男子耕田，妇人不事蚕作，以绩麻织布为业。庆远府在桂西北，“环绕土夷”，“民之家一而瑶壮之穴九”，其人“以岩穴为居止，常持兵以事战争”。平乐府也是瑶壮聚居之处，“自昔号瘴乡”，“民居多茅茨竹户”。梧州府与广东接壤，众水环绕，气候多变，其民“力田务本，不诱末作”。浔州府“地广山深，瑶狼错杂”，瘴气严重，民以“力耕为业”。南宁府“为粤西壮郡，虽丛错三十六峒……盖视诸郡独夷旷，屯可容数万人”，“人性轻悍，俗惟种田”[（明）杨芳:《殿粤要纂》卷三;《大明一统志》卷七八]。其他府州多为瑶、壮生活之处，少数民族更占多数。
38.
（清）顾祖禹，贺次君，施和金 .读史方舆纪要（卷106）：广西方舆纪要序 [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788.
39.
莫凤欣.广西历史沿革述略[J].广西地方志，1998（5）：29-33.
40.
黄海云.清代广西的移民垦殖与人口状况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06（3）:115-119.
图16 明《殿粤要纂》中的平乐府荔浦县图
崇汉文化；桂中黔江流域的盆地、谷地成为外来汉族移民的又一热点，这些移民往往以市镇为据点向四周扩散，将成熟的手工艺技术、耕作技术以及强势的汉文化带到周边的少数民族村落，使“蛮”逐渐转化成“民”，汉族比例增多、影响力扩大，桂中逐步成为以汉文化为主导、少数民族文化为辅的区域；桂西、桂西南也有部分汉族移民迁入，但这些汉移民仅占桂西、桂西南人口的少数，少数民族人口依然是桂西、桂西南的主流，汉移民亦主动融入少数民族文化。至此，广西汉族人从点状分布演变成连片的块状分布，一改以往以少数民族人口为主的分布结构，在桂北、桂东北、桂东、桂东南形成汉族人口为主的大聚居区，这些地方的少数民族要么被迫西迁，要么接受中原文化的教化，逐步“汉化”。在桂中、桂南，汉族人呈带状分布，文化辐射力度较以前增强数倍，深刻影响着周边的少数民族民众。在桂西地区，依然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汉人主动融入少数民族文化，而被“涵化”。
正是在明末清初这一相对集中的时期内，汉族移民入桂的规模巨大，再加上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强势，使迁出地建筑文化得以较完整的保留，并形成强大的潜流，改写了广西建筑文化的分布格局，外来建筑文化最终在广西东部成为主流，并导致广西东部建筑格局逐步迈向民系化 41。其中清桂林府、平乐府自明初开始，湖南、江西人即多以“降附”身份随军迁入广西。洪武末年以后，明政府频频出兵镇压广西境内的少数民族起义，大量湖广、江西等地卫所的士兵随之进入桂东北，散居各卫所，这样桂东北地区自明代中期开始即成为湖广移民分布最集中的地区。明末清初，桂东北是南明政权与清军的主要战场，人口损失大，土地荒芜。康熙以后，清政府对广西实行招民垦荒政策，大量湖南移民被吸引至桂东北务农、经商、从事手工业等 42。
41.
谢小英.广西古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42.
何林夏,范玉春.湖南移民徙居桂东北的历史考察[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1）：122.
全州、兴安、灌阳、灵川、桂林、阳朔等地的湖南会馆都建于清道光以前，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湖南人在桂东北地区有相当广的分布，并从清早期开始对桂东北的社会、文化、工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因明洪武年间“江西填湖广”运动，明代以来，湖南文化中有很多江西文化的成分，再加上明代以来有相当数量的江西籍移民进入桂东北，因此桂东北的文化、习俗、建筑风格等与湘赣建筑一脉相承，显现许多湘赣式建筑的特点。其中桂林府城镇及乡村的公共建筑及民居，平乐府平乐、荔浦、恭城、富川等县城镇及乡村的公共建筑及民居，桂中象州县以北城镇的公共建筑和民居都为湘赣式建筑，这些区域属于湘赣式建筑的核心区；而平乐府昭平县、永安州、钟山县等城镇的建筑多采用湘赣与广府相融合的形制，桂中象州县以南各县城镇及乡村的建筑多采用湘赣式建筑与其他民族或民系建筑相融合的形制，这些区域属于湘赣式建筑的次生区。（图17—图21）
明代，桂东、桂东南地区以广东军事移民为主，特别是自成化以后，梧州成为两广总督军门驻扎地，万余名广东士卒云集，常年更番戍守，加上商业往来，聚集了大批来自广东地区的移民。清代迁入桂东南地区的广东移民以商业型移民为主，主要居住在浔江、郁江、黔江等流域的梧州府、浔州府、今钦海防一带（清代这一地区属广东省管辖），以及平乐府的贺州、昭平。到清中后期，粤商沿江向广西腹地深入，分布在清代广西的 12个府（州）50多个县份 43，涵盖了除桂林府等少数地方外的整个广西，形成了广西街镇“无东不成市”的商业发展格局。其经济地位决定了粤商在这些地区街镇的话语权和文化辐射主体身份，其语言、文化成为这些街镇的主导，其做工精湛、装饰精美的会馆、民居成为广府商人的标识，是各地争相借鉴、模仿的对象。因此，梧州府、浔州府以及今钦海防一带是广府人分布的核心区，这一区的民众操粤语，受广府文化浸染很深，建筑也采用广府式风格，甚至直接延请广府师傅来桂建宅。清平乐府的贺州、昭平、永安州，南宁府，以及柳州府以南的城镇、左右江的城镇是广府文化及广府建筑的次生区，这些区域在街镇上说粤语，公共建筑多为广府式建筑或融入很多广府式建筑的符号，如山墙、屋脊、彩绘、葫
图17 全州县绍水镇水头村乐耕公祠
43.侯宣杰.清代以来广西城镇会馆分布考析[J].中国地方志，2005（7）.
图18 灵川县江头村爱莲家祠
图19 灵川县长岗岭村民居天井
图20 富川县朝东镇福溪村古建筑
图21 昭平县黄姚古镇古民居
芦形瓜柱等。《来宾县志》中记载：“凡绘画丹漆暨雕刻结构，稍涉于钩心斗角者，如屏窗几榻之属，皆桂平、贵县或广东、湖南外来之匠为之。” 44武宣县“木匠独雇粤工” 45……街镇民居则表现为广府建筑与本土建筑相融合的态势，而街镇之外依然讲地方语言，建筑也多用其他风格的建筑形制，所以这些地区属于广府式建筑的次生区。（图22—图25）
图22 灵山县大芦村
44.
翟富文，等.食货二.农工商业//来宾县志下篇.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45.
庞赓辛.经济//武宣县志第四编.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图23 灵山县大芦村三达堂官厅剖面图
图24 灵山县苏村古民居
图25 玉林文庙大成殿剖面图
此外，客家人从康熙到道光的 100年间大量进入广西，咸丰、同治年间又因土客械斗，有十万余客家人从广东迁入广西。这些迁入广西的客家人主要集中在桂东南的郁林州、贵县、桂平、平南以及桂中的柳州附近、桂东的贺县等地，呈“小集中，大分散”“东南稠密、西北稀疏”的格局，有三大聚居区：一是桂东南区，这是客家族群的最大聚居区，客家人口所占的比例为 25.21%；二是桂东区，客家人口所占的比例为 15.06%；三是桂中区，包括柳州、来宾、贵港等地的部分县。由于客家人对其语言、文化的坚守，即使在人口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客家人依然保持着他们聚族而居的传统，以及以多堂多横为其平面的主要格局，以土为其主要的建材，以硬山搁檩、插梁式木构架、檐下多层挑枋为其主要的构架形制，以悬山顶为其主要屋顶形式的建筑文化。（图26—图28）
图26 玉林朱砂垌垅屋
图27 昭平县樟木林镇客家围屋
图28 柳州市凉水屯刘氏围屋平面、剖面图
广西西部是西南和华南的“结合部”，以山地、丘陵为主，至今大多为少数民族人口，其民居一直沿用适应炎热气候和多变地形的干阑式建筑。木构架方式南北有别，其中桂西北多用穿斗式木构架，桂西南多用大叉手木构架。一些因罪、祸避入桂西的汉族人，也被“涵化”，居住干阑建筑。但桂西的土司衙署、土司府邸，及此区域的寺庙等建筑多用汉族地居式建筑，其形制、木构架和装饰皆受汉族建筑的影响。（图29—图31）
图29 龙州县金龙镇板梯村那傍屯图30 宁明县明江镇百泉村板略屯
图31 西林县岑氏家族建筑群之南阳书院剖面图
广西中部是少数民族建筑文化与汉族建筑文化的碰撞区。此区原以少数民族聚居为主，明代因大藤峡等少数民族起义之故，中央政府多屯军于此，汉族人口比例有所增加。又经过多次交锋，少数民族起义失败，许多少数民族民众被迫躲入桂西的大石山区避难，汉族所占比例继续增大。总体而言，相较于桂东，桂中的汉人依然没有占压倒式的优势，仅呈带状分布于桂中水土较为肥沃的盆地和重要的交通节点，但他们却依凭其政治、文化上的优势，坚持着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建筑形制，向楔子一样插进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向带状区周边少数民族辐射、传播着自己的建筑艺术，涵化此区少数民族的建筑文化，使其呈现或湘赣，或广府，或客家的建筑特色。同时，远离带状区的汉族建筑反过来也受少数民族干阑式建筑的影响，呈现精彩的“在地化”演变过程。（图32—图33）
图32 武宣县洛桥村武魁堂（壮族民居）图33 武宣县下莲塘村将军第
明清古建筑占广西古建筑的绝大多数，其类型涵盖寺庙、宫观、学宫、会馆、书院、祠堂、府邸、民居、亭台楼阁、桥、塔，等等，其数量之大、类型之丰富非前代可以比拟。这些看似纷繁复杂的明清广西古建筑，依上所言均具有一定的群体特征和分布规律，这种特征有受地理、气候、建材影响的方面，也有受移民迁出地影响的方面，其中少数民族建筑更多受前者的影响，汉族建筑更多受后者的影响。汉族建筑因其迁出地不同，其建筑的平面布局、外部造型、建筑技术就不同，并且这种差异有可明确指出的区域分布规律，这是广西古建筑的一大特色。
谢小英于广西大学东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