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为万世开太平，为天下谋大同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北宋大学者张载面对往圣绝学千年失传、国家社会百年动荡，情不自禁地发出的呐喊，真可谓横尽虚空、竖尽来劫，将理想、实践融为一体，使自信、自觉溢于笔端，虽以宋儒理学复兴立足，无意中却道尽千百年来中国读书人的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所谓“立心”也者，天地本无心，唯人有心，即生之为人能够秉具博爱济众的仁者之心和廓然大众的圣人之心，若世上人人怀有此心，则天地间仁圣充盈。故有人总结道：“学者之事，莫要于识仁求仁，好仁恶不仁，能如此，乃是为天地立心。”
所谓“立命”也者，是谓孟子“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 章句上》）。“命”是一种客观必然，无处不在，“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孟子·尽心章句下》），立命就是为了“正命”，人处其中只能顺受其正。“命”也是一种主观选择，“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③此“命”意味着对道德规范的选择和认同。为生民立命，意味着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
所谓“继绝学”，宋代理学家们是这样认为的，儒学道统自尧、舜、禹、汤、周文王，至于孔子、孟子，孟子没，其道不传，及至于宋儒兴起，才又倡明千载不传之学。宋儒们高唱“为往圣继绝学”，表明了两点：一是道统正，即他们的学问均来自于“往圣”；二是水平高，即他们所掌握的学术都是“绝学”，绝世之学，为一切学术之最高点。
所谓“为万世开太平”，则表达了儒家的一种永恒政治理想，即不管何朝何代，都要发扬光大儒学，以儒学开创太平盛世、天下大同局面。立心、立命、继绝学、开太平，这“横渠四句”的精髓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对天地、百姓、学问、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真实体现，也是中国历代读书人爱国、为国、护国的一种朴素的自觉和醒悟。
为什么要为天地立心？就是在天、地、人这“三才”中，要以人为中心，确立“仁”这样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
为什么要为生民立命？就是要通过弘扬儒学，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本分”“身份”“命运”，通过道德教化，使人们做到“安身立命”“安分守己”，从而实现所谓“正命”，强调要对生民百姓进行道义上的教化。
为什么要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通过现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前代圣贤的宝贵思想能 够在当代发出耀眼的光芒，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并代代传承，而不是使其成为断绝于世的 “绝学”。
为什么要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要通过鼓励历朝历代读书人，去读书、修身、齐家，从而治国、平天下，要能够“出世”“入世”，把所掌握的学问应用于当前，能够为国家谋发展、为人民造幸福、为世界促大同，从而实现人生最大价值。
“横渠四句”既标示了读书人的奋斗方向，也彰显了读书人顶天立地的一种文化自信，即敢于从“往圣”那里继承“绝学”，做到真理在手，所以才能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开创太平盛世局面。
转眼又是千年。千年后的今天，人们会发现，当前我们倡导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和内容与千年之前张载“横渠四句”倡导的理想与目标实在是“一脉相承”。
新时代，我们同样需要“为天地立心”。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和灵魂是意识形态安全。 建立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仍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思想文化建设的头等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必须得到时时维护，其主导作用必须得到大力彰显。
新时代，我们同样需要“为生民立命”。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流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亦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来做支撑。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来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仍是当前我们大力推动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和途径。
新时代，我们同样需要“为往圣继绝学”。中华文明 5000 余年绵延不绝，主要有赖于历代读书人把往圣绝学发扬光大，推动中华文明主轴前行不止，同时兼收并蓄外来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强调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也强调要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体现的正是此意。
新时代，我们同样需要“为万世开太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仅仅是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才刚刚起步，“中国式现代化”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文化繁荣、发展、安全，更离不开文化自信、自觉、自强，而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具有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时代的变迁赋予了“横渠四句”新的不同内涵。当代读书人面临的任务与千年前相比又有了新的大不同，“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同样如此。
“为天地立心”，这里的“立心”已经不再是简单地在全社会大力倡导或恢复“仁”的思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要立的“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心”，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由此而延伸的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不动摇，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
“为生民立命”，这里的“立命”已经不再简单地概括为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道德教育。 在全社会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无论是对青少年加强人生观世界观教育、“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抑或对网民进行教育、“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增强网络正能量，还是对各族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增强“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命”的内涵、外延已经极为丰富和广阔，内外因素也极为复杂和尖锐。但与千年之前更为不同的是，如今的中国已经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各方面工作均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国家安全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人民的意志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和体现，人民的利益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保护，人民的言行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和保障。人民群众既是文化的消费者、受益者，也是文化的建设者、创造者、参与者，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必须得到全面确立和深刻体现。多年来的民主培育实践使得“为生民立命”兼具了两重含义：一方面要坚持教育群众、提高群众，即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培育共同的价值观，提高道德水平；另一方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各项工作要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权益、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为往圣继绝学”，这里的“往圣”已经不再简单地局限于宋儒眼中的那些“圣人”，也包括宋以来的思想家、先行者、领头人等，不仅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如马克思、恩格 斯等；这里的“绝学”已经不再单指孔孟之道等儒学，而是包括中国几千年来对当今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一切学术思想、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人类文明史上那些具有借鉴意义的各类思想理论成果。从学术意义上看，“为往圣继绝学”的学习对象、学术范畴、时空领域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开放、包容，古今中外，只要是圣贤，概莫能外，都在可学范围之内。而从实践意义上看，“为往圣继绝学”的方法路径、立场观点、价值取向又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讲究、严厉。同样是继承马克思主义，苏联、东欧与中国的方式方法、实践路径不一样，结果也大不同；同样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使命任务不一样，实现路径、目标不一样，获得的阶段性成果也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虽然“行”，但是如何继承很关键，继承不好也“不行”。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强调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也特别强调要坚持与中国国情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就是中国为什么能够使马克思主义“行”，成功继承“往圣”“绝学”的关键。
“为万世开太平”，这里的“万世”已经不再单指中国这一方天地，而是包括世界上其他各国在内的广阔天下；国家也并非单指中国，而是包括世界上其他各类国家在内；时间也并非单指当前时代，也包括今后若干时期。“万世”所指时空领域已非同日而语，“为万世开太平”的要求自然已非当初那么简单。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使世界变得如此之小，中国的和平崛起使得自己与世界的联系又如此紧密，以至于中国不能离开世界而独善其身， 中国的安全与世界的安全紧密相连、命运与共，今日中国的读书人欲为今日之中国开太平， 首先必须为今日之世界开太平。“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共产党宣言》规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初心使命和崇高而远大的目标。
当今世界，中美博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两种价值观、两条发展道路、两类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竞争犹如深水静流。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为何没有带来普遍的地区和平、世界和平？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民主改造运动—“阿拉伯之春”缘何走向失败？“天鹅绒革命”“郁金香革命”“玫瑰花革命”等“颜色革命”为何最终只给世界和地区普遍带来动荡和冲突？美国缘何要将中国定义为“优先且唯一”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为何只有 200多年建国历史的美国要与有着 5000 余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开展所谓“文明冲突”和“战略竞争”？中国为何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导人类共同价值、倡导全球共同安全？为何要倡导不同文明之间要对话、交流、互鉴？中国领导人为何说 “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世人忽然发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中国“往圣”的“绝学”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为今世开太平中却独占鳌头，大放异彩。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之基。没有文化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文化安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是基础性、战略性、根本性的。“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③搞乱一个国家，往往从意识形态入手，不断进行文化渗透，最终颠覆政权。这是一个万古颠扑不破的真理。即使是超级大国苏联，也难逃被渗透、颠覆的命运。
纵观今日世界局势之复杂、矛盾之尖锐、冲突之惨烈，又焉非文化之故使然？俄乌冲突愈演愈烈。昔日自家兄弟，今日同室操戈。在美西方长期演变、渗透和挑拨下，第聂伯河两岸不断扩大的民族、宗教和价值观对立终于撕裂了乌克兰东西两岸民众之间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文化的毁灭性力量之大由此可见一斑。而“AUKUS”澳英美联盟、“五眼联盟”（美英加澳新五个英语国家组成的情报共享联盟）等联盟机制的成立与运作，共同的母语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渊源在其中的黏合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交融、交锋，对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的影响是深层次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西方有学者将这种影响悲观地概括成“文明冲突论”，认为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而东方古今圣人却早有名言在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不同文明之间是可以交流互鉴共存的。追求“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对安宁美好生活向往理想境界的集中表达。①它书写了数千年中华文明关于天下平安的东方叙事。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观、文明观，对世界前途的影响也截然不同。“冲突论”带来的是“文明优越论”“文明灭绝论”，是丛林法则，是零和游戏，是冷战思维，落后的文明、野蛮的文明面临被灭亡的局面；“文明互鉴论”则认为“文化存在多样性”，“不同文明之间是平等的，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只有推动不同文明互鉴，才能促进人类共同进步。
由此可见，不要说为“万世”开太平，哪怕是为“今世”开太平，为天地立什么样的“心”， 为生民立什么样的“命”，甚至要继承哪些“往圣”的“绝学”，都在为天下谋大同，都显 得非同小可、异常关键。
古云“说易行难”。今日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贯穿古今、联通中外、事关全局、事关全人类，内涵、外延极其丰富、宽广，运行机制异常复杂、多变，与国家政治、经济、科技、社会、军事等各重点领域安全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极为紧密，既关系当前中国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各项事业稳步推进，又关系中国第二个百年计划的全面实施，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顺利实现，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唯其重要，我们才勇于对其深入探索；唯其复杂，我们才不惧于“浅尝辄言”。“文化安全”作为一个特别的概念和任务，从 2004 年被明确提出以来，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与实践，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理论与实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对促进国家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2021 年，包括国家文化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学”被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列为国家一级学科，正式纳入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序列。国家文化安全学科建设、教材建设、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迫在眉睫。正是在此背景下，我们抱着学习的态度、研究的精神，不揣浅陋，组织撰写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概论》，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概念、性质、原则、目标、历史、风险等进行了初步概括和探索研究，对与文化安全相关的内容，如文化主权、文化自信、文化认同、文化发展、文化改革、文化交流等，进行了梳理分析，对文化安全的重点领域，如网络文化、校园文化、通用语言文字、文化市场、文化遗产、法制保障等进行了重点探讨，力图通过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理论与实践的梳理和总结，初步建立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理论框架，为当今的中国读书人维护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一点理论支撑，为建构中国自主的国家文化安全知识体系提供一个可供批评、探讨和借鉴的对象。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②，短短八个字，为周朝“立心”“立命”，绵延 800 年国运。中国往圣先贤的智慧至今仍在启发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引导着我们。维护和塑造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无论时空怎么转移、条件怎样改变、情况多么复杂，关键仍然在于：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天下谋大同。
金 山
2022 年 10 月
